星期一上午9：00，第一监狱办公楼，第二会议室，周例会。
监狱长赵观澜，主管生产的副监狱长，管教副监狱长、公共关系部长、各职能处室处长、各监区监区长、管教副监区长等出席会议。
第一监狱的周例会和其他单位的例会似乎没有多大不同。无非就是上周的工作总结和下一周的工作安排，存在什么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等。
当然，有时候也不免在会上发生吵架事件。
比如，今天，九监区的段监区长就和狱政处闫处长大吵了一架。
原因是3天前，九监区的几个犯人因为开玩笑过火了，就打了起来，然后，狱政处来人把那几个犯人给押到小号里去了。
几个人当时正在干活，又都是生产骨干，于是监区就没有往上交，做出了让几个人坐半天小板凳反省，扣除当月奖分的处理决定，就让几个人第二天就赶紧出工了。
从处理权限上讲，九监区是有这个权力的，按照几个犯人的违纪情节，这个处罚也算是适当的。
但是，其中一个犯人认为自己的处罚过重，而先动手打人的那个，没有得到比自己更重的处罚，因而不满。
于是就向狱政处举报那个犯人私藏现金。
狱政处一见有私藏现金的，立即就奔赴九监区，把那几个打架的押走，送进了小号。
同时，兵分两路，一路到号里，一路到生产现场，把九监区从号里，到生产现场、储藏室、休息室、库房、洗漱室、厕所等各处给翻了个遍，结果现金没找到，九监区的生产却不得不停下来2个多小时。
这让段监区长很是恼火。当场就和狱政处长吵了起来。闫处长没找着现金，也觉得说话不硬气，说了句：例行检查不行啊？就灰溜溜地走了。
在监狱里，清监查号，也就是犯人们平时所说的“翻号”，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是单独翻某一个监区，就是有着明显的针对性了。
九监区生产任务的排期本来就很紧，这个月又有了10多个出监犯人，再加上这两天一折腾，按时完成任务的计划就要泡汤。
月末一考核，全体狱警的奖金和犯人的奖分就要打个折扣。
狱警奖金少点，虽然也会引起一些不满，不过，解释清楚了，发两句牢骚，也就罢了。
工作该干还得干，毕竟，在第一监狱当个狱警，还是一份不错的差事的。
可是犯人就不一定好办了。
犯人的奖分虽然不是钱，但是，在犯人的眼里，却是比钱还要宝贵的。
在第一监狱，犯人的一分，就相当于一天刑期。一般情况下，一个犯人一个月大约可以加10分左右的奖分，这10分就相当于可以减刑10天。
所以犯人对每一分看的都很重。
如果因为这次事件，这个月狱政处给九监区的奖分少了，犯人的奖分少了，劳动积极性就要受影响。
下个月的犯人管理和生产任务完成，就有许多困难了。
虽然劳动改造是犯人的义务，但是犯人自己积极主动去干和被警察逼着去干，无论从劳动质量、劳动效率、安全生产哪一方面看，差别都是巨大的。
如果犯人故意使坏，发现什么隐患不报告、不处理，或者故意多出废品、残次品、多用原料、辅料等，都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
就算犯人不故意使坏，而只是磨洋工，处理起来都很头疼。
警察和犯人虽然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但犯人作为弱势一方也不是就没有博弈的机会。
狱政处可以对犯人没有那么多顾忌，处理起来随意性很大，但生产监区就不行，必须得兼顾方方面面。
段监区长跟闫处长吵起来后，也有些后悔。
一是今后用得着狱政处的地方还很多，关系弄得太僵了也不好。
二是为了工作上的事，把私人关系弄砸了也不值得，毕竟个人之间虽然以往没有多么好，但也算不上有多大仇。
所以段监区长就给闫处长打电话，打算请严处喝一顿，希望缓和一下关系。
狱政处在监狱里是个核心职能处室，在管教方面的狱政处，教育处，生活卫生处，狱内侦查处和刑罚执行处这五大处室里，狱政处以人多势众，位高权重，隐隐排在第一位。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个事实，无论是警察还是犯人，都是承认的。
所以，狱政处长就成了监狱里比较有权势的人。
所以，闫处长就有了直接挂断段监区长电话的勇气和行为。
闫处挂断电话，被段监区长视为对自己的公然蔑视，于是心里的负面情绪一下子被引发开来。
你狱政处牛什么，个人上，都是平级，机构上也是平级。你人多，我手下还有400多个犯人呢，狱警加犯人比你狱政多得多。
我的犯人有点事，你就大张旗鼓地翻号，押人，你狱政处直属分监区犯人违纪更多，怎么没见你去处理？
自己一屁股屎不擦，成天查那个查这个，吆五喝六的，还真以为谁怕你怎地？
下周例会上，我就当着全体领导和中层干部的面奏你一本，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也走不了。
创先评优，提职升级或许不行，若论起破罐子破摔，我“强奸大队”“断子绝孙”怕过谁！
所谓的“强奸大队”和“断子绝孙”，是在一监狱狱警和犯人中间广泛流传的两个典故。
强奸大队，就是现在的九监区。
20多年前，九监区还只是个维修队。当时的强奸犯罪人较多。
性犯罪，包括强奸犯罪，历来在犯人中不被人待见，经常受欺负。
为了保证这些人的正当权益，也是为了方便管理，就把所有的性犯罪犯人都放在九大队。
因为性犯罪中以强奸为多，犯人们就把九大队叫做“强奸大队”。就连警察也受了这个说法的影响，在非正式场合，也都这么叫。
如今，当初那些强奸犯早就放了，现在犯强奸罪的人也越来越少，虽然其他犯人对强奸犯仍然看不起，但是已经与以往的欺压打骂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看不起强奸犯，是因为现在小姐随处可以找，找了女人连几个钱儿都不想花，也就活该进来打罪了。
再说，现在也没有把强奸犯都关在一起的做法了。把九监区叫做强奸大队，其实已经严重地名不副实。
可是，这个称呼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成了第一监狱监狱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警察还是犯人，都愿意把九监区叫“强奸大队”。
这个名称保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九监区的犯人和其他监区的犯人确实有些不一样。
从九大队，改为九监区，名称虽然变了，但押犯人数和干警人数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直到3年前，第一监狱在生产经营上开始全面转型，向服装加工深度靠拢，加上赵观澜又谈下了一个服装大单，急需上马一个裁剪车间。
九监区人不多，但闲置的厂房多，正适合做裁剪车间，只要把人充实进来，很快就可以走上正轨。
于是，段子爵被任命为九监区监区长，但叫监区长实在别扭，所以，人们还都是习惯性地叫大队长，即叫：“段大队”。
警察好配，可犯人难找，就算叫警察现去抓，也来不及。所以就只好从别的监区调。
虽然各个监区长都喊着自己的人不够用，可还是在赵观澜的督促下，假装非常不情愿地同意放人，并且得到了以后再来新收时，给他们补充的承诺。
其实，他们还是很愿意往外边调出一些人的。
这种往外调人的方式，一监狱里的叫法是“甩人”。
能够顺手甩出去的东西，自然是不太招人待见的。往外甩的人也是如此。
每个监区，都会有一些调皮捣蛋、奸懒馋滑、老弱病残、溜边打蹭之类的人。
有的有病残，又不够住院和进老残监区，有的就是刺头儿，总之就是犯人中的落后分子，坏人中的坏人，是监狱里的差班生。
这些人不愿意干活，又总是惹事生非，还总是要一些条件，想着加高分。
总想要回报，又不愿意付出，成了本监区的包袱，无论警察和犯人，都人人欲甩之而后快。
段子爵虽然知道好孩子没有往庙上送的道理，也知道他接收的这些犯人的德行，但他一时之间也弄不到好人，也只能忍了，捏着鼻子接收这些各个监区不愿意要的人。
因为这些人许多是破罐子破碎式的人物，所以，一度有人把九监区叫做“破罐子”大队。
但这个叫法没持续多久，就再一次被“强奸大队”夺回了冠名权。
也有人把九监区叫做养蛊大队。
养蛊，是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苗疆习俗，意思是把蛇、蝎子、蜘蛛、蜈蚣等各种毒物都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后得出一个毒王。取全监的坏人都集中在了九监区之意。
实际上，事情远没有那么复杂，这些犯人也并非就是那么不好管理，九监区很快就走上了正轨。
关于段子爵铁腕治理九监区的事，有很多传说，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段子爵这个“断子绝孙”的外号却是实实在在地坐实了。
说起段子爵的名字，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那时他还是个文艺青年，疯狂地迷恋一部叫做《苏城舞会》的广播剧，里面有个龙格卫子爵，是他的偶像，于是自己就坚决改了名字，叫段子爵。
一般人称呼别人，总是尽可能的简单，可是，几乎所有的人在称呼段子爵时，都变得不怕麻烦，不叫“段子爵”这三个字，而是叫“断子绝孙”这四个字。
不知底细的，还兴许会以为这是个扶桑人的名字呢。不过，叫归叫，段子爵还真不太在乎。
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最令他自豪的是：他真的没有断子绝孙，反而生了一对龙凤胎，如今已经上了高中，兄妹俩学习成绩优异。
其实，无论是“强奸大队”还是“断子绝孙”，叫的久了，最初的贬义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只是形成了一种习惯而已。
别人叫，不一定就有什么恶意，自己听，也不会生什么气。
但今天的例会上，段子爵就很生气。而且越听闫处长发言就越生气。
终于，他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和闫处长交战。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我是九监区的段子爵。虽然这样的例会几乎每周都参加，但是，主动站起来发言，我还是第一次。
刚才狱政处的闫处长说了一些意见，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我承认，我们九监区的犯人素质要比别的监区差一些，当然，更不能和狱政直属分监区的犯人比。
在严处看来，我们九监区的犯人都是垃圾，而他直属分监区的犯人都是犯人中的精英。对于这个说法，我先不发表看法。
但是，我愿意把我们监区的这些垃圾和狱政的精英们做一个比较，我相信，各位领导和同事们到时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首先，我们这些“垃圾犯们”都是没有什么背景的人，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
在我监所有的押犯单位中，“三无”犯人我们占比最高，接见次数、邮包数量、汇款，我们最少。
我们这些犯人每年从家里得到的物资、金钱核算起来，平均每人不到400元。远远比不上狱政处直属队犯人平均每人每年42300元的水平。我们只是他的1%。
我们这些“垃圾们”，抽烟买不起卷烟，多数人只能自己卷烟丝和烟叶抽，比不上狱政的犯人，人人都抽20多元一包烟的水平。
我们多数人只能伙房给什么就吃什么，不像他们那样，不吃劳改饭，成天在超市买烧鸡、肘子、大虾、螃蟹。
超市的卖货车都不愿意到我们“强奸大队”去卖货，因为我们的犯人消费能力太差，除了必须的日用品，几乎就卖不出去别的东西，我们王大队低三下四地求了超市李经理三次，才继续到我们那里卖货。
每次我们的犯人开饭都是在最后，因为我们的打饭员想等其他监区打完饭后，把所有的锅底都划拉来，让我们的犯人尽可能地多分一些。
每顿饭，我们都没有剩饭剩菜，可是，直属队的水池厕所几乎天天被剩饭剩菜堵死，成块的米饭，整个的大馒头，红烧肉，鸡块都顺手扔了。
穿衣服，我们是天天满身油污，满身线头，满头棉花，自然比不上直属队犯人那样个个光鲜亮丽，衣服熨的板板整整的，裤线笔直的，浑身一尘不染的。
穿鞋，我们穿的是监狱发的胶鞋，有的犯人鞋不够穿，还到垃圾堆里去捡其他监区犯人扔掉的鞋穿。
这点，自然也比不上直属队犯人们，人家嫌劳改鞋太难看，不穿，要穿就穿休闲鞋、旅游鞋、磨砂皮鞋。
再说走路，我们得老老实实地三人同行，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人家的犯人却可以双手抄兜，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从生活区到生产区随便逛。
再说违纪的事，我们的犯人，就连犯错误，都是低级的，吵架，打仗，内务卫生差。
人家直属队的犯人干的可都是大事儿，高级的事儿，文明的事儿，比如赌博、买彩票、喝酒、玩儿手机、兜里揣着现金，养着小崽儿，定期不定期地过性生活。
我们的犯人吵个架，监区已经处理了，还得押到小号里去，不仅连续三个月不加分，还得记大过一次，几个犯人几乎一年就白干了。
可人家直属队的犯人，赌博、喝酒、私藏手机，今天押进小号，明天就大摇大摆放出来了。平时奖分照样加，年底评优不耽误。
刑期的事儿，说起来也有很多可以比较的。我们的一个无期徒刑，平均每个人只能减刑5年左右，为了筹够减刑材料，我们的犯人一分一分地算，连0。5分都计较。
直属队的一个无期罪犯，可以减刑8年，有的因为减刑材料太多，都浪费了。
这些我们也不比，谁叫我们的犯人没有一个当官的爹和大款的爸呢？我们的平均文化水平连初中都不到，人家可都是大专文化以上，硕士都有三个，博士都有一个，个个都有背景，有钱。我们拿什么来和人家比呢？
我们穿的不如人家，吃的不如人家，我们认了。
违纪了，我们被处理了，人家没有事儿，我们认了。
叫我们强奸大队，我们认了。
我们出力流汗，人家游手好闲，减刑时却减不过人家，我们认了。
一个兜里揣着手机和现金的直属队犯人，监督一个头发稍微长了半厘米的九监区犯人，要求他认真遵守监规队纪。这种荒唐可笑的事儿，我们也认了……。
我们什么都认，可就有一点不认，那就是我们的犯人绝对不是你这个王八蛋狱政处长说的那样，是什么垃圾。
我们的犯人，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直属队的犯人，吃的是奶，别说连草都挤不出来，连人屎都不会拉。
要说垃圾，他们才是真正的垃圾。
可笑的是，某个处长竟然还洋洋得意地把这帮垃圾视为第一监狱犯人中的精英。
这简直就是我们第一监狱最大的耻辱。而这个人模狗样的狱政处长就是垃圾中的垃圾，耻辱中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