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丰的民屯策，卢植的军屯策，其中还是卢植的军屯策更为高明。卢植是东汉末年少有的文武兼备的大才，他不仅执政经验丰富，也是一位大儒，更是一员名将。可谓是一个全才。赵匡胤在把柴宗训赶走，建立宋朝以后，宋朝的祠庙中就把卢植的牌位放在孔子牌位的旁边。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卢植能和他平起平坐，可见他有多厉害。在原有历史轨迹上的卢植，因为被汉灵帝用囚车运回洛阳，所以对东汉朝廷失去了信心，最后隐居于家乡的军都山，郁郁而终，他的才能也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
但刘范的横空出世，让他看到了东汉王朝的希望。他在刘范身上，看到了东汉王朝的未来。和他有同样的看法的，还有刘虞、黄琬和蔡邕。所以，一被接到凉州来，卢植就迫不及待地把他酝酿已久的良策献出。这军屯策，是卢植梦寐以求实现的。但朝廷没有实现军屯策的任何条件，所以刘范就得以利用。
军屯策对民屯策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相较于军屯策，民屯策的剥削性更大。民屯者需要和国家以四比六的比例瓜分收成，只能自留四成；而军屯者虽然需要全数上交，并且在战时冲锋陷阵，但军屯者的家庭却只需要和国家以三比七的比例瓜分收成。所以，参与军屯远远要比参与民屯获利更大。如果不参与屯田，百姓又不能获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所以，不论是凉州百姓，还是流民，都会倾向于选择军屯。
只要有大量百姓参与军屯，刘范就能彻底解决兵源和军粮问题。因为兵农合一，不仅军事力量大幅上升，而且由于军屯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小，综合实力也会大幅提升。更利在千秋的是，刘范可以借助军屯策的推行，唤醒汉人的尚武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所以华夏人十分尚武。到了汉代，自从汉武帝以来，“汉兵一人顶胡兵五六人”也成为定式。但东汉后，社会稳定下来后，人心开始涣散，由于生活富足，战争太少，汉人的尚武精神逐渐消退。借助军屯策，大部分的人都必须参与军事操练，还有可能上战场。这样，尚武精神就可以卷土重来。在以后的历史里，就算汉人国力虚耗，游牧民族也不敢轻易冒犯。
而且，军屯策还可以巩固屯田军的战心。由于屯田军的家人，都享受着军屯策的利好。一旦屯田军投降和临阵脱逃，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就会一落千丈。为了家人，屯田军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不会退后半步。这样一来，就算屯田军的战斗力不如职业军人强，但其战斗意志也会不亚于职业军人。
为了契合军屯策，刘范规定现在的西凉军二十四万人为职业军人，不用参与屯田。但他们家庭的待遇比屯田军的家庭要高，如果他们的家庭参与屯田，他们需要和国家以八比二的比例瓜分收成，只需要上交两成。但西凉军仍然可以领取饷钱。简而言之，西凉军的待遇还是不变，但其家庭的待遇比军屯者的家庭的待遇高一些。
但是刘范的野心并不止于此。刘范深知，现在的西域就是一片荒芜。虽然现在的西域生态环境比起后世好得多，沙漠化没有后世那么疯狂，还有很多可以开垦出来的土地。但是西域长久以来一直都被当做放牧的草地，直到解放后，新中国在新疆建立了兵团制度，着手在新疆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农业开发，新疆才从牧区开始转变为农业区。
现在的西域虽然是得天独厚的牧区，天山和伊犁河流域极其有利于放牧牛马，但仍然没有被大规模的开发过，可谓是一片处女地。要想让流民在西域扎根，就要对西域进行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垦。要想开垦如此广阔的西域，就必然需要动员起流民，让他们去开垦西域。这又需要一整套高效的动员机制。
而刘范现有的动员机制，除了募役法外，就什么都不剩了。募役法为宋朝丞相王安石所创，其精髓旨在于农忙时节，让本该参与徭役的百姓出一笔钱免除徭役，抽出手去收获粮食。但是流民穷得连吃的都没有，哪里能达到募役法的要求？
这让刘范困扰不已。田丰、卢植、贾诩三名国士，以及其他的臣属们也对此束手无策。危难关头，还是要依靠自己。刘范灵机一动，想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妙计。经济危机后，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了解决失业问题，罗斯福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法。以工代赈，就是让需要接受赈济的民众，让他们自愿参与到国家的大型工程建设中来，用为国家工作来换取赈济。以工代赈不仅在短时间内解决了经济危机中严重的失业问题和社会救济问题，还帮助美国趁机建设了许多重要的工程设施。不论是对民众，还是对国家，都是双赢的结果，可谓是举世无双的良策。
现在刘范面临的难题几乎和罗斯福一样，他也需要解决失业问题和社会救济问题，以及还要展开大规模的建设活动。所以，刘范在会议上提出了以工代赈的策略，顿时让整个议事堂沸腾了起来。议事堂中的所有人，都是万中无一的人才，自然看得出以工代赈策的好处，而看不出半点坏处。
所以，刘范决定，在对进入西域定居的流民实施屯田制之前，先用以工代赈法来赈济流民，并把流民编成队伍，有组织有计划地任用他们对处女地西域进行大规模的开发。
西域开发的内容，包括在西域开垦耕地，建设崭新的城池，建设民居，兴修水利，铺设官道，建设包括两座大型关城（平西关和定西关，原阿拉山口和红旗拉甫山口）在内的军事防御工事，界定行政区划（也就是州郡县），划分牧区和农业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