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此余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日本东海道汽车中所作《三十初度·口占十首》之一也。
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揽镜据鞍，能无悲惭？擎一既结集其文，复欲为作小传。余谢之曰：“若某之行谊经历，曾何足有记载之一值。若必不获已者，则人知我，何如我之自知？吾死友谭浏阳曾作《三十自述》，吾毋宁效颦焉。”作《三十自述》。
余乡人也，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十年，用其地，与其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沈崖山，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乡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强，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其江口列岛七，而熊［熊］子宅其中央，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
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顾闻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最富于阴德，力耕所获，一粟一帛，辄以分惠诸族党之无告者。王父讳维清，字镜泉，为郡生员，例选广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宝瑛，字莲涧。夙教授于乡里。母氏赵。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
王父及见之孙八人，而爱余尤甚。三岁仲弟启勋生，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
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至今诵此语不敢忘。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祜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十五岁，母赵恭人见背，以四弟之产难也，余方游学省会，而时无轮舶，奔丧归乡，已不获亲含殓，终天之恨，莫此为甚。
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己丑年十七，举于乡，主考为李尚书端棻，王镇江仁堪。年十八计偕入京师，父以其稚也，挚与偕行，李公以其妹许字焉。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师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粤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时方着《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着《新学伪经考》，从事校勘；着《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而草堂颇有藏书，得恣涉猎，学稍进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师，结婚李氏。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弃养。自是学于草堂者凡三年。
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六月，日本战事起，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明年乙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
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而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谭复生、杨叔峤、吴季清铁樵，子发父子。
京师之开强学会也，上海亦踵起。京师会禁，上海会亦废。而黄公度倡议续其余绪，开一报馆，以书见招。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时务报》开，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着《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其冬，公度简出使德国大臣，奏请偕行，会公度使事辍，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复奏派为参赞，力辞之。
伍固请，许以来年往，既而终辞，专任报事。丁酉四月，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怀，连衔奏保，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札来，粘奏折上谕焉，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张之洞屡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辞。时谭复生宦隐金陵，间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接席。复生着《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陈中丞宝箴，江督学标，聘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就之。时公度官湖南按察使，复生亦归湘助乡治，湘中同志称极盛。未几，德国割据胶州湾事起，瓜分之忧，震动全国，而湖南始创南学会，将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余颇有所赞画。而时务学堂于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刘裴邨、林暾谷、唐绂丞，及时务学堂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树珊等。
明年戊戌，年二十六。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既痊，乃入京师。南海先生方开保国会，余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荐，总理衙门再荐，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行，复生、暾谷、叔峤、裴邨，以京卿参预新政，余亦从诸君子之后，黾勉尽瘁。八月政变，六君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去国以来，忽忽四年矣。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
己亥七月，复与滨人共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以为内地留学生预备科之用，即今之清华学校是也。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国维新会之设，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间美洲人招往游，应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岛，其地华商二万余人，相絷留，因暂住焉，创夏威夷维新会。适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义和国变已大起，内地消息，风声鹤唳，一日百变。已而屡得内地函电，促归国，遂回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闻北京失守之报。七月急归沪，方思有所效，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林、李、蔡、黎、傅诸烈，先后就义，公私皆不获有所救。
留沪十日，遂去，适**，既而渡南洋，谒南海，遂道印度，游澳洲，应彼中维新会之招也。居澳半年，由西而东，环洲历一周而还。辛丑四月，复至日本。
尔来蛰居东国，忽又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惟于今春为《新民丛报》，冬间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呜呼！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韩孔广诗云：“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呜呼，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后所以报国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尝不惊心动魄，抑塞而谁语也。
孔子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任公自述。
（1902年12月）
杂答某报（节录）
此问题含义甚复杂，非短篇单词所能尽也，此略述其所怀，若其详则异日商榷之。
中国今日若从事于立法事业，其应参用今世学者所倡社会主义之精神与否，别为一问题；中国今日之社会经济的组织，应为根本的革命与否，又别为一问题，此不可混也。
今先解决第一问题，次乃附论第一问题。
吾以为中国今日有不必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可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能行社会革命之理由。
于本论之前，不可不先示革命之概念。凡事物之变迁有二种，一缓一急。其变化之程度缓慢，缘周遭之情状，而生活方向，渐趋于一新生面，其变迁时代，无太甚之损害及苦痛，如植物然，观乎其外，始终若一，而内部实时时变化，若此者谓之发达，亦谓之进化（Development of Evolution）。反之，其变化性极急剧，不与周遭之情状相应，旧制度秩序，忽被破坏，社会之混乱苦痛缘之，若此者谓之革命（Revolution）。吾以为欧美今日之经济社会，殆陷于不能不革命之穷境；而中国之经济社会，则惟当稍加补苴之力，使循轨道以发达进化，而危险之革命手段，非所适用也。请言其理。
所谓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者何也？彼欧人之经济社会，所以积成今日之状态者，全由革命来也。而今之社会革命论，则前度革命之反动也。中国可以避前度之革命，是故不必为再度之革命。夫谓欧人今日经济社会之状态全由革命来者何也？
欧洲当十七八世纪之交，其各国人之有土地所有权者，于法不过四万人，于英万九千人，于奥二万六千人，合今日耳曼诸邦，不过二万人，他国略称是。而当时全欧总民数，既在一万六千万人以上，于一万六千万人中，而为地主者不及二十万人。盖欧洲前此之农民，大半在隶农之地位，是其贫富之阶级，早随贵贱之阶级而同时悬绝矣。幸而彼之个人土地私有权，发达甚迟缓，未全脱前此部落土地所有权之时代，（英国自一七六○年至一八三三年凡七十余年间，有所谓“共有地”者渐次改为私有地，其地凡七百万英亩。一英亩约当我四亩六分余也。）故贫民稍得以此为养。农业以外，则手工业亦颇发达。其习惯有所谓工业组合者，约如我国各工业之有联行。**之对于农业、工业，皆制为种种法律以保护干涉之，故虽不能有突飞之进步，然亦相安而致有秩序，此欧洲旧社会组织之大略也。及斯密亚丹兴，大攻击**干涉主义，而以自由竞争为楬橥，谓社会如水然，任其自竞，则供求相剂，而自底于平。此论既出，披靡一世。各国**，亦渐为所动，前此为过度之干涉者，一反而为过度之放任。其骤变之影响，既已剧矣。
同时而占士·瓦特发明蒸汽（一七六九年），未几李察又缘之以发明纺绩器，于是斯密与瓦特之二杰，相提携以蹴踏旧社会，如双龙搅海，而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Revolution）之时代以届。前此人类注其筋力之全部以从事制作，虽或间附以牛马力等，然利用自然力之器械，殆可谓绝无。及汽机发明，其普通者视人力加十二倍，或乃加数百倍至千倍，则试谉其影响于社会之组织者何如，生产之方法，划然为一新纪元。以一人而能产前此十二人乃至数百千人之所产，则其所产者之价值必骤廉，前此业手工者，势不能与之竞，而必至于歇业。前此执一艺者，所得之利益，自全归于其手，偶值其物价腾，则所得随而益丰，但恃十指之劳，苟勤俭以将之，虽窭人可以致中产，故于工业界绝无所谓阶级者存。及机器既兴，无数技能之民，骤失其业，不得不自投于有机器之公司以求糊口。而机器所用之劳力，与旧社会所用之劳力又绝异。前此十年学一技者，至是而悉不为用，而妇女及未成年者，其轻便适用，或反过于壮夫，而壮夫愈以失业。
前此工人自制一物，售之而自得其值，今则分业之度益进。与其谓之分业，毋宁谓之合力。每一物之成，必经若干人之手，欲指某物为某人所制，渺不可得。而工人之外，复有供给其资本与器具者，又须得若干之报酬。故欲求公平之分配，终不可期，不得已而采最简单之方法，行赁银制度。即出资本者，雇用若干之职工，每人每日，给以庸钱若干，而制成一器，所得之赢，悉归雇主。
而雇者与被雇者之间，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划然成两阶级而不可逾越，此实旧社会之人所未梦见也。夫物质界之新现象既已若是矣，使思想界而非有新学说以为之援，则其激变尚不至如是其甚。前此在工业组合制度之下，其物价或以习惯或以法律羁束之，若有一人忽贬价以图垄断，则立将见摈于同行而不能自存，于其物之品质亦然，大率一律，而竞争之余地甚狭。及机器一兴，生产额忽过前此数倍，非低廉其价值，改良其品质，则将无销售之途。适有自由竞争之学说出而为援，前此之习惯法律，一切摧弃，无所复用。制造家惟日孜孜，重机器以机器，加改良以改良，其势滔滔，继续无限，以迄今日；一般公众，缘此而得价廉质良之物；而社会富量，亦日以增殖，其功德固不在禹下。然欲制价廉质良之物以投社会之好，彼无资本者与有资者竞，则无资本者必败；小资本者与大资本者竞，则小资本者必败；次大资本者与更大资本者竞，则次大资本者必败。展转相竞，如斗鹑然，群鹑皆毙，一鹑独存。当其毙也，则感莫大之苦痛，牺牲无量数之资本，牺牲无量数人之劳力，然后乃造成今日所谓富者之一阶级。（大资本与小资本竞，而小资本全致亏耗，故曰牺牲无量数之资本。无资本者虽有技能不能自存，此牺牲劳力者一；当小资本与大资本竞时，各雇用劳力者，及小资本失败，而所雇用之劳力者，随而失业，此牺牲劳力者二。故曰牺牲无量数人之劳力。）呜呼！一将功成万骨枯，今日欧洲之经济社会当之矣。然军事上一将功成以后，处乎其下者犹得有休养生息之时；经济上一将功成以后，处乎其下者乃永沈九渊而不能以自拔。此富族专制之祸，所以烈于洪水猛兽，而社会革命论所以不能不昌也。而推其根原，则实由前此工业组织之变迁，不以进化的而以革命的，如暴风疾雨之骤至，应之者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任其自然，遂至偏毗于一方而不可收拾。而所谓应之失措者，其一在**方面，其一在人民方面。其一在**方面者，则放任太过，虽有应干涉之点而不干涉也；其在人民方面者，多数人民，不能察风潮之趋向而别循新方面以求生活也。美国经济学大家伊里（R．T．Eey）曰：“使当工业革命将至之前，工人有识见高迈者，能合多数工人为一团，置机器，应时势而一新其制造法，是即地方之组合也，即一种之协立制造会社（Coperative Factory）也。果尔，则工业组织之过渡可以圆滑而推移，而后此之骚扰革命可以免。惜乎见不及此，墨守其故，终至此等利器，仅为少数野心家所利用，驯至今日积重难返之势，可叹也。”
其意盖谓使今日劳动者阶级，当时能知此义，则可以自跻于资本家之列，而奇赢所获，不至垄断于少数也。此诚一种之探源论也。虽然，吾以为当时欧洲之多数人民，即见果及此，而于贫富悬隔之潮流，所能挽救者终无几也。何也？彼贫富悬隔之现象，自工业革命前而既植其基，及工业革命以后，则其基益巩固，而其程度益显着云耳。盖当瓦特与斯密之未出世，而全欧之土地，本已在少数人之手，全欧之资本，自然亦在少数人之手。其余大多数人，业农者大率带隶农之性质，所获差足以自赡耳。其业工商者，赖其技能，以糊其口，虽能独立，而富量终微。逮夫机器兴，竞争盛，欲结合资本以从事，则其所结合资本中之多量，必为旧有资本者所占；其余多数中产以下者，虽悉数结合，而犹不足以敌彼什之一。故彼工业革命之结果，非自革命后而富者始富贫者始贫，实则革命前之富者愈以富，革命前之贫者终以贫也。我国现时之经济社会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前之组织则既有异，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其所以能致此良现象者，原因盖有数端。一曰无贵族制度。欧洲各国，皆有贵族，其贵族大率有封地。少数之贵族，即地主也，而多数之齐民，率皆无立锥焉。生产之三要素，其一已归少数人之独占矣。（经济学者言生产三要素，一曰土地，二曰资本，三曰劳力。）故贵族即兼为富族，势则然也。中国则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此后虽死灰偶烬，而终不能长存。及至本朝，根株愈益净尽，虽以亲王之贵，亦有岁俸而无食邑。白屋公卿，习以为常，蓬荜寒酸，转瞬可登八座，堂皇阁老，归田即伍齐民。坐此之故，举国无阶级之可言。而富力之兼并亦因以不剧也。二曰行平均相续法。欧洲各国旧俗，大率行长子相续。自法兰西大革命后，虽力矫此弊，而至今迄未尽除。夫长子相续，则其财产永聚而不分，母财厚而所孳生之赢愈巨，其于一国总殖之增加，固甚有效，然偏枯太甚，不免有兄为天子、弟为匹夫之患，一国富力永聚于少数人之手，此其敝也。我国自汉以来，已行平均相续法（此事余别有考据），祖父所有财产，子孙得而均沾之。其敝也，母财碎散，不以供生产，而徒以供消费，谚所谓“人无三代富”。职此之由，盖拥万金之资者，有子五人，人得二千，其子复有子五人，苟无所增殖而复均之其子，则人余四百矣，非长袖则不足以善舞。我国富民之难世其家者，非徒膏梁绔袴之不善保泰，抑亦制度使然矣。虽然，缘此之故，生产方面，虽日蹙促，而分配方面，则甚均匀，而极贫极富之阶级，无自而生，此又利害之相倚者也。三曰赋税极轻。欧洲诸国，前此受贵族教会重重压制，供亿烦苛，朘削无艺，侯伯、僧侣不负纳税之义务，而一切负担，全委诸齐氓。及屡经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积弊方除，而产业革命已同时并起，无复贫民苏生之余地矣。中国则既无贵族教会梗于其间，取于民者惟一国家。而古昔圣哲，夙以薄赋为教；历代帝王，稍自爱者，咸凛然于古训而莫敢犯，蠲租减税，代有所闻；逮本朝行一条鞭制，而所取益薄。当厘金未兴以前，民之无田者，终身可不赋一铢于**，劳力所入，自享有其全部。夫富量由贮蓄而生，此经济学之通义也；而所贮蓄者又必为所消费之余额，又经济家之通义也。然则必所入能有余于所出，而后治产之事乃有可言。欧洲十八世纪以前之社会，齐氓一岁所入，而**、贵族、教会，朘其泰半，所余者仅赡事畜，盖云幸矣。
中国则勤动所获，能自有之，以俭辅勤，积数年便可致中产。故贮蓄之美风，在泰西则学者广为论着以发明，**多设机关以劝厉，而其效卒不大；观中国人人能之，若天性然，亦其制度有以致之也。勤俭贮蓄之人愈多，则中产之家亦愈多，此又因果所必至也。
凡此皆所以说明我国现在经济社会之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前之经济社会组织，有绝异之点。而我本来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其理由皆坐是也。虽然，我国今后不能不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势使然也。既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则必须结合大资本，而小资本必被侵蚀，而经济社会组织不得不缘此而一变，又势使然也。然则欧人工业革命所生之恶结果（即酿出今日社会革命之恶因），我其可以免乎？曰：虽不能尽免，而决不至如彼其甚也。盖欧人今日之社会革命论，全由现今经济社会组织不完善而来，而欧人现今经济社会组织之不完善，又由工业革命前之经济社会组织不完善而来。我国现今经济社会之组织，虽未可云完善，然以比诸工业革命前之欧洲，则固优于彼。故今后生产问题，虽有进化，而分配问题，乃可循此进化之轨以行，而两度之革命，殆皆可以不起也。（欧人前此之工业革命，可谓之生产的革命；今后之社会革命，可谓之分配的革命。）请言其理：夫生产之方法变，非大资本则不能博赢，而大资本必非独力所能任也，于是乎股份公司（株式会社）起。
此欧人经过之陈迹，而我国将来亦不能不敩之者也。然欧人之招股而创此等公司也，其应募而为股东者，则旧日少数之豪族也；中国今日招股而创此等公司也，其应募而为股东者，则现在多数之中产家也。此其发脚点之差异，而将来分配之均不均，其几即兆于是也。夫欧人岂必其乐以股东之权利尽让诸豪族，使如伊里所言，合工人以组织一协立制造会社者，岂其无一人能见及此，而无如其前此社会之组织，本已分贫富二途，贫者虽相结合，然犹以千百之僬侥国人与一二之龙伯国人抗，蔑有济矣。故昔日之富者，因工业革命而愈富；昔日之贫者，因工业革命而愈贫。（虽间有工业革命后由贫而富、由富而贫者，然例外也。）何也？非大资本不能获奇赢，而公司则大资本所在也。有股份于公司者则日以富。无股份于公司者则日以贫，公司股份为少数人所占，则多数人遂不得不食贫以终古也。而中国情形则有异于是。试以最近之事实证之。粤汉铁路招股二千万，今已满额，而其最大股东不过占二十五万乃至三十万耳，其数又不过一二人，其占十股以下者乃最大多数（每股五元）。盖公司全股四百万份，而其为股东者百余万人。此我国前此经济社会分配均善之表征，亦即我国将来经济社会分配均善之联兆也。诚使得贤才以任之，复有完密之法律以维持之，杜绝当事之舞弊，防制野心家之投机，则公司愈发达，获利愈丰，而股东所受者亦愈多。股东之人数既繁，大股少而小股多，则分配不期均而自均。将来风气大开，人人知非资本结合不足以获利，举国中产以下之家，悉举其所贮蓄以投于公司；生产方法，大变而进于前；分配方法仍可以率循而无大轶于旧，则我国经济界之前途，真可以安辔循轨，为发达的进化的，而非为革命的矣。夫今者欧美人见贫富阶级悬绝之莫救也，以是有倡为以公司代工人贮蓄，将其庸钱之一部分代贮焉，积以为公司之股本，他日公司获利，彼得分沾，则劳动者兼为资本家，而鸿沟或可以渐图消灭。然在积重难返之欧美，此等补苴，不能为效也。而我国则此事出于天然，不劳人力。盖工业革新以后，而受庸钱之人，半皆兼有资本家之资格，此殆可以今日之现象而测知之者也。（其不能举一切劳动者而悉有某公司之股份，此无待言。然举国无一贫人，则虽行极端社会主义之后，犹将难之。但使不贫者居大多数，即经济社会绝好之现象矣。）此无他故焉，现今之经济社会组织，其于分配一方面，已比较的完善，而远非泰西旧社会所及。由现今社会以孕育将来社会，其危险之程度自不大故也。而无识者妄引欧人经过之恶现象以相怵，是乃谓杞人之忧也。
然又非徒恃现在经济社会组织之差完善而遂以自安也。彼欧人所以致今日之恶现象者，其一固由彼旧社会所孕育，其二亦由彼**误用学理放任而助长之。今我既具此天然之美质，复鉴彼百余年来之流弊，熟察其受病之源，博征其救治之法，采其可用者先事而施焉（其条理详下方），则亦可以消患于未然，而复辙之轨，吾知免矣。所谓不必行社会革命者，此也。
所谓中国不可行社会革命者何也？社会革命论，以分配之趋均为期，质言之，则抑资本家之专横，谋劳动者之利益也。此在欧美，诚医群之圣药，而施诸今日之中国，恐利不足以偿其病也。吾以为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请言其理：夫今日东西列强，所以以支那问题为全世界第一大问题者何也？
凡以国际的经济竞争之所攸决云尔。经济学公例，租与庸厚则其赢薄，租与庸薄则其赢厚。（土地所得曰租，劳力所得曰庸，资本所得曰赢。此严译《原富》所命名也。日人译之曰地代，曰劳银，曰利润。）故拥资本者常以懋迁于租庸两薄之地为利，不得则亦求其一薄者。欧人自工业革命以来，日以过富为患，母财岁进，而业场不增。其在欧土，土地之租与劳力之庸，皆日涨日甚，资本家不能用之求赢，乃一转而趋于美洲、澳洲诸部新地。此新地者，其土地率未经利用，租可以薄，而人口甚希，庸不能轻，于是招募华工以充之，则租庸两薄而赢倍蓗矣。乃不数十年，而美澳诸地昔为旧陆尾闾者，今其自身且以资本过剩为患。一方面堵截旧陆之资本，使不得侵入新陆以求赢，而旧陆之资本家病；一方面其自身过剩之资本，不能求赢于本土，而新陆之资本家亦病。日本以后起锐进，十年之间，资本八九倍于其前，国中租庸，日涨月腾。而日本之资本家亦病，于是相与旁皇却顾，临睨全球。现今租庸两薄之地，无如中国，故挟资本以求赢，其最良之市场亦莫如中国。世界各国，咸以支那问题为唯一之大问题者，皆此之由。我国民于斯时也，苟能结合资本，假泰西文明利器（机器），利用我固有之薄租薄庸以求赢，则国富可以骤进，十年以往，天下莫御矣。而不然者，以现在资本之微微不振，星星不团，不能从事于大事业，而东西各国，为经济公例所驱迫，挟其过剩之资本以临我，如洪水之滔天，如猛兽之出柙，其将何以御之？夫空言之不能敌实事也久矣，两年以来，利权回收之论，洋溢于国中，争路争矿，言多于鲫，然曾未见一路之能自筑，一矿之能自开。而日人南满洲铁道会社，已以百兆之雄资，伏东省而阘其脑，而各处枝路，尚往往假资于外人，而各国制造品之滔滔汩汩以输入，尽夺吾民之旧业者，又庸耳俗目所未尝察也。夫自生产方法革新以后，惟资本家为能食文明之利，而非资本家则反蒙文明之害，此当世侈谈民生主义者所能知也。曾亦思自今以往，我中国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资本家既占势力以后，则凡无资本者或有资本而不大者，只能宛转瘐死于其脚下，而永无复苏生之一日。彼欧美今日之劳动者，其欲见天日，犹如此其艰也，但使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之时，即我四万万同胞为马牛以终古之日。其时，举国中谁复为贫，谁复为富，惟有于中国经济界分两大阶级焉：一曰食文明之利者，其人为外国人；一曰蒙文明之害者，其人为中国人而已。于彼时也，则真不可不合全国以倡社会革命矣。虽然，晚矣，无及矣，此非吾故为危言以悚听也！夫宁不见今日全国经济界稍带活气者，惟有洋场，而洋场之中国人，则皆馂外商之余也。
月晕知风，础润知雨，而况乎风雨之已来袭者耶！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极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使他之资本家闻其风，羡其利，而相率以图结集，从各方面以抵当外竞之潮流，庶或有济。虽作始数年间，稍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然为国家计，所不辞也。今乃无故自惊，睡魇梦呓，倡此与国家全体利害相反之社会革命论，以排斥资本家为务。寝假而国民信从其教，日煽惑劳动者以要求减少时间，要求增加庸率，不则同盟罢工以挟之；资本家蒙此损失，不复能与他国之同业竞，而因以倒毙；他之资本家，益复惩羹吹韲，裹足不前，坐听外国资本势力，骎骎然淹没我全国之市场，欲抵抗已失其时，而无复扎寨之余地；全国人民，乃不得不帖服于异族鞭箠之下以糊其口。则今之持社会革命论者，其亡国之罪，真上通于天矣。
此非吾故苛其词，实则居今日而倡此不适于国家生存之社会革命论，其结果必至如是也。要之，吾对于经济问题之意见，可以简单数语宣示之，曰：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也。何则？生产问题者，国际竞争问题也；分配问题者，国内竞争问题也。生产问题能解决与否，则国家之存亡系焉。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由此言之，则虽目前以解决生产问题故，致使全国富量落于少数人之手，贻分配问题之隐祸于将来，而急则治标，犹将舍彼而趋此，而况乎其可毋虑是也。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夫欧美人之倡社会革命，乃应于时势不得不然，是姊丧尚右之类也。今吾国情形与彼立于正反对之地位，闻其一二学说，乃吠影吠声以随逐之，虽崇拜欧风，亦何必至于此极耶！夫无丧而学人尚右，不过为笑，固非害于实事；若病异症而妄尝人药，则自厌其寿耳。今之倡社会革命论者，盖此类也，所谓不可行社会革命者，此也。
所谓中国不能行社会革命者何也？欲为社会革命，非体段圆满，则不能收其功；而圆满之社会革命，虽以欧美现在之程度，更历百年后，犹未必能行之，而现在之中国更无论也。今排满家之言社会革命者，以土地国有为唯一之楬橥。不知土地国有者，社会革命中之一条件，而非其全体也。各国社会主义者流，屡提出土地国有之议案，不过以此为进行之着手，而非谓舍此无余事也。如今排满家所倡社会革命者之言，谓欧美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者，因为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一若但解决土地问题，则社会问题即全部问题解决者然，是由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其详别于下方驳之。）近世最圆满之社会革命论，其最大宗旨不外举生产机关而归诸国有。土地之所以必须为国有者，以其为重要生产机关之一也。然土地之外，尚有其重要之生产机关焉，即资本是也。而推原欧美现社会分配不均之根由，两者相衡，则资本又为其主动。盖自生产方法一变以后，无资本者万不能与有资本者竞，小资本者万不能与大资本者竞，此资本直接之势力，无待言矣。若语其间接之势力，则地价、地租之所以腾涨者何自乎？亦都会发达之结果而已。都会之所以发达者何自乎？亦资本膨胀之结果而已。彼欧洲当工业革命以前，土地为少数人所占有者已久，然社会问题不发生于彼时面发生于今日者，土地之利用不广，虽拥之犹石田也。及资本之所殖益进，则土地之价值随而益腾，地主所以能占势力于生产界者，食资本之赐也。（如某氏演说称：“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偏，后来因扩张伦敦城，把那地统圈进去，他一家的地租占伦敦地租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须知伦敦城何以扩张，由资本膨胀故；伦敦地租何以腾涨，由资本膨胀故。若无工业革命后之资本膨胀，则今日之威斯敏士打，亦无从有敌国之富也。其他同类之现象，皆可以此说明之。）又况彼资本家常能以贱价买收未发达之土地，而自以资本之力发达之以两收其利，是又以资本之力支配土地也。（美国人占土比儿于二十年前，买收汶天拿省、华盛顿省诸土地，而自筑大北铁路以贯之。彼时此等土地，皆印度红夷出没之所，殆不值一钱；今则其最闹之市，地价骎骎追纽约、芝加高矣。近太西资本家，率无不用此术。）要之欲解决社会问题者，当以解决资本问题为第一义，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第二义。且土地问题，虽谓为资本问题之附属焉可也。若工场，若道具（机器），其性质亦与土地近，皆资本之附属也。质而言之，则必举一切之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然后可称为圆满之社会革命；若其一部分为国有，而他之大部分仍为私有，则社会革命之目的终不能达也。然则圆满之社会革命论，其新社会之经济组织何如？以简单之语说明之，亦曰：国家自为地主自为资本家，而国民皆为劳动者而已，即一切生产事业，皆由国家独占，而国民不得以此为竞也。夫同为劳动者也，何以于现在则苦之，于革命后则甘之？
诚以如现在经济社会之组织，彼劳动所得之结果，地主攫其若干焉，资本家攫其若干焉，而劳动者所得，乃不及什之一。若革命以后，劳动之结果，虽割其一部分以与国家，而所自得之一部分，其分量必有以逾于今日。且国家所割取我之一部分，亦还为社会用，实则还为我用而已。如此则分配极均，而世界将低于大同。此社会革命论之真精神，而吾昔所谓认此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者（见本年本报第四号），良以此也。
而试问今日之中国，能行此焉否也？此在欧美之难此主义者，有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滞之问题，有因技能而异报酬或平均报酬孰为适当之问题，有报酬平等遏绝劳动动机之问题，有分配职业应由强制抑由自择之问题，其他此类之问题尚夥，不缕述。凡此诸问题，皆欧美学者所未尽解决，而即此主义难实行之一原因也。今中国且勿语此，惟有一最浅易最简单之问题，曰：既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
就令如彼报所言，我国人民程度已十分发达，而此等**，果适于存在否乎？足以任此之人才有之乎？有之，能保其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乎？能之，而可以持久而无弊乎？此问题，绝无待高尚之学理以为证，虽五尺之童能辨之。论者如必谓中国今日能建设此等**也，则强词夺理，吾安从复与之言。若知其不能，则社会革命论，直自今取消焉可也。夫论者固明知社会革命之不能实行也，于是卤莽灭裂，盗取其主义之一节以为旗帜，冀以欺天下之无识者。庸讵知凡一学说之立，必有其一贯之精神，盗取一节，未或能于其精神有当也。彼排满家之社会革命论，自孙文倡也，某报第十号，载有孙文演说，殆可为其论据之中心，今得痛驳之以为中国不能行社会革命之左证。
（1906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