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词争执”歌
一中全会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粤方委员叽哩咕，要将责任归当局。
吴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说道卖的另有人，不近不远在场上。有的叫道对对对，有的吹了嗤嗤嗤，嗤嗤一通不打紧，对对恼了皇太子，一声不响出“新京”，会场旗色昏如死。许多要人夹屁追，恭迎圣驾请重回，大家快要一同“赴国难”，又拆台基何苦来？香槟走气大菜冷，莫使同志久相等，老头自动不出席，再没狐狸来作梗。况且名利不双全，那能推苦只尝甜？卖就大家都卖不都不，否则一方面子太难堪。现在我们再去痛快淋漓喝几巡，酒酣耳热都开心，什么事情就好说，这才能慰在天灵。理论和实际，全都括括叫，点点小龙头，又上火车道。只差大柱石，似乎还在想火并，展堂同志血压高，精卫先生糖尿病，国难一时赴不成，虽然老吴已经受告警。这样下去怎么好，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
但愿治病统一都容易，只要将那“言词争执”扔在茅厕里，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
《北平笺谱》序
镂像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盖实始于中国。法人伯希和氏从敦煌千佛洞所得佛像印本，论者谓当刊于五代之末，而宋初施以采色，其先于日耳曼最初木刻者，尚几四百年。宋人刻本，则由今所见医书佛典，时有图形；或以辨物，或以起信，图史之体具矣。降至明代，为用愈宏，小说传奇，每作出相，或拙如画沙，或细于擘，亦有画谱，累次套印，文彩绚烂，夺人目睛，是为木刻之盛世。清尚朴学，兼斥纷华，而此道于是凌替。光绪初，吴友如据点石斋，为小说作绣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书，颇复腾踊，然绣梓遂愈少，仅在新年花纸与日用信笺中，保其残喘而已。及近年，则印绘花纸，且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老鼠嫁女与静女拈花之图，皆渺不复见；信笺亦渐失旧型，复无新意，惟日趋于鄙倍。北京夙为文人所聚，颇珍楮墨，遗范未堕，尚存名笺。顾迫于时会，苓落将始，吾修好事，亦多杞忧。于是搜索市廛，拔其尤异，各就原版，印造成书，名之曰《北平笺谱》。于中可见清光绪时纸铺，尚止取明季画谱，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镂以制笺，聊图悦目；间亦有画工所作，而乏韵致，固无足观。宣统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笺出，似为当代文人特作画笺之始，然未详。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会，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稍后有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王梦白诸君，皆画笺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辛未以后，始见数人，分画一题，聚以成帙，格新神涣，异乎嘉祥。意者文翰之术将更，则笺素之道随尽；后有作者，必将别辟途径，力求新生；其临睨夫旧乡，当远俟于暇日也。则此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镂盛衰之事，颇寓于中；纵非中国木刻史之丰碑，庶几小品艺术之旧苑；亦将为后之览古者所偶涉欤。
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鲁迅记。
《奔流》凡例五则
１．本刊揭载关于文艺的著作，翻译，以及绍介，著译者各视自己的意趣及能力著译，以供同好者的阅览。
２．本刊的翻译及绍介，或为现代的婴儿，或为婴儿所从出的母亲，但也许竟是更先的祖母，并不一定新颖。
３．本刊月出一本，约一百五十页，间有图画，时亦增刊，倘无意外障碍，定于每月中旬出版。
４．本刊亦选登来稿，凡有出自心裁，非奉命执笔，如明清八股者，极望惠寄，稿由北新书局收转。
５．本刊每本实价二角八分，增刊随时另定。在十一月以前豫定者，半卷五本一元二角半，一卷十本二元四角，增刊不加价，邮费在内。国外每半卷加邮费四角。
本篇最初刊载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奔流》第一卷第一期。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
比亚兹莱（Ａｕｂｒｅｙ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１８７２—１８９８）生存只有二十六年，他是死于肺病的。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比亚兹莱少时的生活底第一个影响是音乐，他真正的嗜好是文学。除了在美术学校两月之外，他没有艺术的训练。他的成功完全是由自习获得的。
以《阿赛王之死》的插画他才涉足文坛。随后他为《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ｏ》作插画，又为《黄书》（《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Ｂｏｏｋ》）的艺术编辑。他是由《黄书》而来，由《ＴｈｅＳａｖｏｙ》而去的。无可避免地，时代要他活在世上。这九十年代就是世人所称的世纪末（ｆｉｎｄｅｓｉｅ′ｃｌｅ）。他是这年代底独特的情调底唯一的表现者。九十年代底不安的，好考究的，傲慢的情调呼他出来的。
比亚兹莱是个讽刺家，他只能如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描写地狱，没有指出一点现代的天堂底反映。这是因为他爱美而美的堕落才困制他；这是因为他如此极端地自觉美德而败德才有取得之理由。有时他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但这是恶魔的美，而常有罪恶底自觉，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
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他把世上一切不一致的事物聚在一堆，以他自己的模型来使他们织成一致。但比亚兹莱不是一个插画家。没有一本书的插画至于最好的地步——不是因为较伟大而是不相称，甚且不相干。他失败于插画者，因为他的艺术是抽象的装饰；它缺乏关系性底律动——恰如他自身缺乏在他前后十年间底关系性。他埋葬在他的时期里有如他的画吸收在它自己的坚定的线里。比亚兹莱不是印象主义者，如Ｍａｎｅｔ或Ｒｅｎｏｉｒ，画他所“看见”的事物；他不是幻想家，如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ｌａｋｅ，画他所“梦想”的事物；他是个有理智的人，如Ｇｅｏｒｇｅ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Ｗａｔｔｓ，画他所“思想”的事物。虽然无日不和药炉为伴，他还能驾御神经和情感。他的理智是如此的强健。
比亚兹莱受他人影响却也不少，不过这影响于他是吸收而不是被吸收。他时时能受影响，这也是他独特的地方之一。Ｂｕｒｎｅ－Ｊｏｎｅｓ有助于他在他作《阿赛王之死》的插画的时候；日本的艺术，尤其是英泉的作品，助成他脱离在《ＴｈｅＲａｐ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ｋ》底Ｅｉｓｅｎ和Ｓａｉｎｔ－Ａｕｂｉｎ所显示给他的影响。但Ｂｕｒｎｅ－Ｊｏｎｅｓ底狂喜的疲弱的灵性变为怪诞的睥睨的**——若有疲弱的，罪恶的疲弱的话。日本底凝冻的实在性变为西方的热情底焦灼的影像表现在黑白底锐利而清楚的影和曲线中，暗示即在彩虹的东方也未曾梦想到的色调。
他的作品，因为翻印了《Ｓａｌｏｍｅ′》的插画，还因为我们本国时行艺术家的摘取，似乎连风韵也颇为一般所熟识了。但他的装饰画，却未经诚实地介绍过。现在就选印这十二幅，略供爱好比亚兹莱者看看他未经撕剥的遗容，并摘取ＡｒｔｈｕｒＳｙｍｏｎｓ和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Ｊａｃｋｓｏｎ的话，算作说明他的特色的小引。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日，朝花社识。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
现在我被托付为该在这本小说前面，写一点小引的脚色。这题目是不算烦难的，我只要分为四节，大略来说一说就够了。
１．关于作者的经历，我曾经记在《一天的工作》的后记里，至今所知道的也没有加增，就照抄在下面：“聂维洛夫（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Ｎｅｖｅｒｏｖ）的真姓是斯珂培莱夫（Ｓｋｏｂｅｌｅｖ），以一八八六年生为萨玛拉（Ｓａｍａｒａ）州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九○五年师范学校第二级卒业后，做了村学的教师。内战时候，则为萨玛拉的革命底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赤卫军》的编辑者。一九二○至二一年***之际，他和饥民一同从伏尔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文学团体‘锻冶厂’；二三年冬，就以心脏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说，在一九○五年发表，此后所作，为数甚多，最著名的是《丰饶的城塔什干》，中国有穆木天译本。”
２．关于作者的批评，在我所看见的范围内，最简要的也还是要推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里所说的话。这回是依据了日本黑田辰男的译本，重译一节在下面：“出于‘锻冶厂’一派的最有天分的小说家，不消说，是善于描写崩坏时代的农村生活者之一的亚历山大g聂维洛夫了。他吐着革命的呼吸，而同时也爱人生。他用了爱，以观察活人的个性，以欣赏那散在俄国无边的大平野上的一切缤纷的色彩。他之于时事问题，是远的，也是近的。说是远者，因为他出发于挚爱人生的思想，说是近者，因为他看见那站在进向人生和幸福和完全的路上的力量，觉得那解放人生的力量。聂维洛夫——是从日常生活而上达于人类底的东西之处的作家之一，是观察周到的现实主义者，也是生活描写者的他，在我们面前，提出生活底的，现代底的相貌来，一直上升到人性的所谓‘永久底’的性质的描写，用别的话来说，就是更深刻地捉住了展在我们之前的现象和精神状态，深刻地加以照耀，使这些都显出超越了一时底，一处底界限的兴味来了。”
３．这篇小说，就是他的短篇小说集《人生的面目》里的一篇，故事是旧的，但仍然有价值。去年在他本国还新印了插画的节本，在《初学丛书》中。前有短序，说明着对于苏联的现在的意义：
“Ａ．聂维洛夫是一九二三年死的。他是最伟大的革命的农民作家之一。聂维洛夫在《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这部小说里，号召着毁灭全部的旧式的农民生活，不管要受多么大的痛苦和牺牲。
“这篇小说所讲的时代，正是苏维埃共和国结果了白党而开始和平的建设的时候。那几年恰好是黑暗的旧式农村第一次开始改造。安得伦是个不妥协的激烈的战士，为着新生活而奋斗，他的工作环境是很艰难的。这样和富农斗争，和农民的黑暗愚笨斗争，——需要细密的心计，谨慎和透彻。稍微一点不正确的步骤就可以闯乱子的。对于革命很忠实的安得伦没有估计这种复杂的环境。他艰难困苦建设起来的东西，就这么坍台了。但是，野兽似的富农虽然杀死了他的朋友，烧掉了他的房屋，然而始终不能够动摇他的坚决的意志和革命的热忱。受伤了的安得伦决心向前走去，走上艰难的道路，去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农村。
“现在，我们的国家胜利的建设着社会主义，而要在整个区域的集体农场化的基础之上，去消灭富农阶级。因此《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里面说得那么真实，那么清楚的农村里的革命的初步，——现在回忆一下也是很有益处的。”
４．关于译者，我可以不必再说。他的深通俄文和忠于翻译，是现在的读者大抵知道的。插图五幅，即从《初学丛书》的本子上取来，但画家蔼支（Ｅｚ）的事情，我一点不知道。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夜。鲁迅。
《城与年》插图本小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之夜，作《引玉集》的《后记》时，曾经引用一个木刻家为中国人而写的自传——“亚历克舍夫（ＮｉｋｏｌａｉＶａｓｉｌｉｅｖｉｃｈＡｌｅｋｓｅｅｖ）。线画美术家。一八九四年生于丹堡（Ｔａｍｂｏｖｓｋｙ）省的莫尔襄斯克（Ｍｏｒｓｈａｎｓｋ）城。一九一七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美术学院之复写科。一九一八年开始印作品。现工作于列宁格勒诸出版所：‘大学院’，‘Ｇｉｈｌ’（国家文艺出版部）和‘作家出版所’。
主要作品：陀思妥夫斯基的《博徒》，斐定的《城与年》，高尔基的《母亲》。
七，三○，一九三三。亚历克舍夫。”
这之后，是我的几句叙述——“亚历克舍夫的作品，我这里有《母亲》和《城与年》的全部，前者中国已有沈端先君的译本，因此全都收入了；后者也是一部巨制，以后也许会有译本的罢，姑且留下，以俟将来。”
但到第二年，捷克京城的德文报上绍介《引玉集》的时候，他的名姓上面，已经加着“亡故”二字了。
我颇出于意外，又很觉得悲哀。自然，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的不幸，我们是要悲哀的。
今年二月，上海开“苏联版画展览会”，里面不见他的木刻。一看《自传》，就知道他仅仅活了四十岁，工作不到二十年，当然也还不是一个名家，然而在短促的光阴中，已经刻了三种大著的插画，且将两种都寄给中国，一种虽然早经发表，而一种却还在我的手里，没有传给爱好艺术的青年，——这也该算是一种不小的怠慢。
斐定（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Ｆｅｄｉｎ）的《城与年》至今还不见有人翻译。恰巧，曹靖华君所作的概略却寄到了。我不想袖手来等待。便将原拓木刻全部，不加删削，和概略合印为一本，以供读者的赏鉴，以尽自己的责任，以作我们的尼古拉·亚历克舍夫君的纪念。
自然，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扶病记。
《浮士德与城》后记
这一篇剧本，是从英国Ｌ．Ａ．Ｍａｇｎｕｓ和Ｋ．Ｗａｌｔｅｒ所译的《ＴｈｒｅｅＰｌａｙｓｏｆＡ．Ｖ．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中译出的。原书前面，有译者们合撰的导言，与本书所载尾濑敬止的小传，互有详略之处，著眼之点，也颇不同。现在摘录一部分在这里，以供读者的参考——“ＡｎａｔｏｌｉＶａｓｉｌｉｅｖｉｃｈ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以一八七六年生于Ｐｏｌｔａｖａ省，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主，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族本是半贵族的大地主系统，曾经出过很多的智识者。他在Ｋｉｅｗ受中学教育，然后到Ｚｕｒｉｃｈ大学去。在那里和许多俄国侨民以及Ａｖｅｎａｒｉｕｓ和Ａｘｅｌｒｏｄ相遇，决定了未来的状态。从这时候起，他的光阴多费于瑞士，法兰西，意大利，有时则在俄罗斯。
他原先便是一个布尔塞维克，那就是说，他是属于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斯派的。这派在第二次及第三次会议占了多数，布尔塞维克这字遂变为政治上的名词，与原来的简单字义不同了。他是第一种马克斯派报章Ｋｒｙｌｉａ（翼）的撰述人；是一个属于特别一团的布尔塞维克，这团在本世纪初，建设了马克斯派的杂志Ｖｐｅｒｅｄ（前进），并且为此奔走，他的同事中有Ｐｏｋｒｏｖｓｋｉ，Ｂｏｇｄáｎｏｖ及Ｇｏｒｋｉ等，设讲演及学校课程，一般地说，是从事于革命的宣传工作的。他是莫斯科社会民主党结社的社员，被流放到Ｖｏｌｏｇｄａ，又由此逃往意大利。在瑞士，他是Ｉｓｋｒａ（火花）的一向的编辑，直到一九○六年被门维克所封禁。一九一七年革命后，他终于回了俄罗斯。
这一点事实即以表明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灵感的创生，他极通晓法兰西和意大利；他爱博学的中世纪底本乡；许多他的梦想便安放在中世纪上。同时他的观点是绝对属于革命底俄国的。在思想中的极端现代主义也一样显著地不同，连系着半中世纪的城市，构成了“现代”莫斯科的影子。中世纪主义与乌托邦在十九世纪后的媒介物上相遇——极像在《无何有乡的消息》里——中世纪的郡自治战争便在苏维埃俄罗斯名词里出现了。
社会改进的浓厚的信仰，使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作品著色，又在或一程度上，使他和他的伟大的革命底同时代人不同。Ｂｌｏｋ，是无匹的，可爱的抒情诗人，对于一个佳人，就是俄罗斯或新信条，怀着Ｓｉｄｎｅｙ式的热诚，有一切美，然而纤弱，恰如Ｓｈｅｌｌｅｙ和他的伟大；Ｅｓèｎｉｎ，对于不大分明的理想，更粗鲁而热情地叫喊，这理想，在俄国的人们，是能够看见，并且觉得其存在和有生活的力量的；ＤｅｍｉａｎＢｅｄｎｙ是通俗的讽刺家；或者别一派，大家知道的ＬＥＦ（艺术的左翼战线），这法兰西的ＥｓｐｒｉｔＮｏｖｅａｕ（新精神），在作新颖的大胆的诗，这诗学的未来派和立体派；凡这些，由或一意义说，是较纯粹的诗人，不甚切于实际的。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常常梦想建设，将人类建设得更好，虽然往往还是“复故”（ｒｅｌａｐｓｉｎｇ）。所以从或一意义说，他的艺术是平凡的，不及同时代人的高翔之超迈，因为他要建设，并不浮进经验主义者里面去；至于Ｂｌｏｋ和Ｂｅｌｙ，是经验主义者一流，高超，而无所信仰的。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文学底发展大约可从一九○○年算起。他最先的印本是哲学底讲谈。他是著作极多的作家。他的三十六种书，可成十五巨册。早先的一本为《研求》，是从马克斯主义者的观点出发的关于哲学的随笔集。讲到艺术和诗，包括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和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的评赞，在这些著作里，已经预示出他那极成熟的诗学来。《实证美学的基础》《革命底侧影》和《文学底侧影》都可归于这一类。在这一群的短文中，包含对于智识阶级的攻击；争论，偶然也有别样的文字，如《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假面中的理想》《科学、艺术及宗教》《宗教》《宗教史导言》等。他往往对于宗教感到兴趣，置身于俄国现在的反宗教运动中。……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又是音乐和戏剧的大威权，在他的戏剧里，尤其是在诗剧，人感到里面鸣着未曾写出的伤痕。……十二岁时候，他就写了《诱惑》，是一种未曾成熟的作品，讲一青年修道士有更大的理想，非教堂所能满足，魔鬼诱以情欲（Ｌｕｓｔ），但那修道士和情欲去结婚时，则讲说社会主义。第二种剧本为《王的理发师》，是一篇淫猥的专制主义的挫败的故事，在监狱里写下来的。其次为《浮士德与城》，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终在一九一六年改定，初稿则成于一九○八年。后作喜剧，总名《三个旅行者和它》。《麦奇》是一九一八年作（它的精华存在一九○五年所写的论文《实证主义与艺术》中），一九一九年就出了《贤人华西理》及《伊凡在天堂》。于是他试写历史剧《ＯｌｉｖｅｒＣｒｏｍｗｅｌｌ》和《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ｍｐａ－ｎｅｌｌａ》；然后又回到喜剧去，一九二一年成《宰相和铜匠》及《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后一种是一九一六年开手的。《熊的婚仪》则出现于一九二二年。（开时摘译。）就在这同一的英译本上，有作者的小序，更详细地说明着他之所以写这本《浮士德与城》的缘故和时期——“无论那一个读者倘他知道Ｇｏｅｔｈｅ的伟大的‘Ｆａｕ－ｓｔ’，就不会不知道我的《浮士德与城》，是被‘Ｆａｕｓｔ’的第二部的场面所启发出来的。在那里Ｇｏｅｔｈｅ的英雄寻到了一座‘自由的城’。这天才的产儿和它的创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问题的解决，在戏剧的形式上，一方面，是一个天才和他那种开明专制的倾向，别一方面，则是德莫克拉西的——这观念影响了我而引起我的工作。在一九○六年，我结构了这题材。一九○八年，在ＡｂｒｕｚｚｉＩｎｔｒｏｄａｃｑｕｅ地方的宜人的乡村中，费一个月光阴，我将剧本写完了。我搁置了很长久。至一九一六年，在特别幽美的环境中，Ｇｅｎｅｖａ湖的Ｓｔ．Ｌｅｇｅｒ这乡村里，我又作一次最后的修改；那重要的修改即在竭力的剪裁（Ｃｕｔ）。”（柔石摘译）
这剧本，英译者以为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是的确的。但也是作者的世界革命的程序的预想。浮士德死后，戏剧也收场了。然而在《实证美学的基础》里，我们可以发见作者所预期于此后的一部分的情形——“……新的阶级或种族，大抵是发达于对于以前的支配者的反抗之中的。而且憎恶他们的文化，是成了习惯。所以文化发达的事实底的步调，大概断断续续。在种种处所，在种种时代，人类开手建设起来。而一达到可能的程度，便倾于衰颓。这并非因为遇到了客观的不可能，乃是主观底的可能性受了害。
“然而，最为后来的世代，却和精神的发达，即丰富的联想，评价原理的设定，历史底意义及感情的生长一同，愈加学着客观底地来享乐一切的艺术的。于是吸雅片者的呓语似的华丽而奇怪的印度人的伽蓝，压人地沉重地施了烦腻的色彩的埃及人的庙宇，希腊人的雅致，戈谛克的法悦，文艺复兴期的暴风雨似的享乐性，在他，都成为能理解，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是新的人类的这完人，于人类底的东西，什么都是无所关心的。将或种联想压倒，将别的联想加强，完人在自己的心理的深处，唤起印度人和埃及人的情绪来。能够并无信仰，而感动于孩子们的祷告，并不渴血，而欣然移情于亚契莱斯的破坏底的愤怒，能够沉潜于浮士德的无底的深的思想中，而以微笑凝眺着欢娱底的笑剧和滑稽的喜歌剧。”（鲁迅译《艺术论》，一六五至一六六页）
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这可说明卢那卡尔斯基当革命之初，仍要保存农民固有的美术；怕军人的泥靴踏烂了皇宫的地毯；在这里也使开辟新城而倾于专制的——但后来是悔悟了的——天才浮士德死于新人们的歌颂中的原因。这在英译者们的眼里，我想就被看成叫作“复故”的东西了。
所以他之主张择存文化底遗产，是因为“我们继承着人的过去，也爱人类的未来”的缘故；他之以为创业的雄主，胜于世纪末的颓唐人，是因为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而颓唐人则自置于人间之上，自放于人间之外，于当时及后世都无益处的缘故。但自然也有破坏，这是为了未来的新的建设。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便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文字，在中国，翻译要算比较地多的了。《艺术论》（并包括《实证美学的基础》，大江书店版）之外，有《艺术之社会的基础》（雪峰译，水沫书店版），有《文艺与批评》（鲁迅译，同店版），有《霍善斯坦因论》（译者同上，光华书局版）等，其中所说，可作含在这《浮士德与城》里的思想的印证之处，是随时可以得到的。
编者，一九三○年六月，上海。
《何典》题记
《何典》的出世，至少也该有四十七年了，有光绪五年的《申报馆书目续集》可证。我知道那名目，却只在前两三年，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加以校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只是必须写一点序，却正如阿Ｑ之画圆圈，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我是最不擅长于此道的，虽然老朋友的事，也还是不会捧场，写出洋洋大文，俾于书，于店，于人，有什么涓埃之助。
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但到站直之后，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不过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从成语中，另外抽出思绪：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的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够了。并非博士般角色，何敢开头？难违旧友的面情，又该动手。应酬不免，圆滑有方；只作短文，庶无大过云尔。
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谨撰。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
假如现在有一个人，以黄天霸之流自居，头打英雄结，身穿夜行衣靠，插着马口铁的单刀，向市镇村落横冲直撞，去除恶霸，打不平，是一定被人哗笑的，决定他是一个疯子或昏人，然而还有一些可怕。倘使他非常孱弱，总是反而被打，那就只是一个可笑的疯子或昏人了，人们警戒之心全失，于是倒爱看起来。西班牙的文豪西万提斯（Ｍｉｇｕｅｌｄｅ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１５４７—１６１６）所作《堂吉诃德传》（Ｖｉｄａｙｈｅｃｈｏｓｄｅｌｉｎｇｅｎｉｏｓｏｈｉｄａｌｇｏ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ｄｅｌａＭａｎｃｈａ）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时的人，偏要行古代游侠之道，执迷不悟，终于困苦而死的资格，赢得许多读者的开心，因而爱读，传布的。
但我们试问：十六十七世纪时的西班牙社会上可有不平存在呢？我想，恐怕总不能不答道：有。那么，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侠客为了自己的“功绩”不能打尽不平，正如慈善家为了自己的阴功，不能救助社会上的困苦一样。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他惩罚了毒打徒弟的师傅，自以为立过“功绩”，扬长而去了，但他一走，徒弟却更加吃苦，便是一个好例。
但嘲笑吉诃德的旁观者，有时也嘲笑得未必得当。他们笑他本非英雄，却以英雄自命，不识时务，终于赢得颠连困苦；由这嘲笑，自拔于“非英雄”之上，得到优越感；然而对于社会上的不平，却并无更好的战法，甚至于连不平也未曾觉到。对于慈善者，人道主义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们不过用同情或财力，买得心的平安。这自然是对的。但倘非战士，而只劫取这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钱的买卖。
这一个剧本，就将吉诃德拉上舞台来，极明白的指出了吉诃德主义的缺点，甚至于毒害。在第一场上，他用谋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精神上是胜利的；而实际上也得了胜利，革命终于起来，专制者入了牢狱；可是这位人道主义者，这时忽又认国公们为被压迫者了，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他虽不为人们所信仰，——连跟班的山嘉也不大相信，——却常常被奸人所利用，帮着使世界留在黑暗中。
国公，傀儡而已；专制魔王的化身是伯爵谟尔却（ＧｒａｆＭｕｒｚｉｏ）和侍医巴坡的帕波（ＰａｐｐｏｄｅｌＢａｂｂｏ）。谟尔却曾称吉诃德的幻想为“牛羊式的平等幸福”，而说出他们所要实现的“野兽的幸福来”，道——“Ｏ！堂吉诃德，你不知道我们野兽。粗暴的野兽，咬着小鹿儿的脑袋，啃断它的喉咙，慢慢的喝它的热血，感觉到自己爪牙底下它的小腿儿在抖动，渐渐的死下去，——那真正是非常之甜蜜。然而人是细腻的野兽。统治着，过着奢华的生活，强迫人家对着你祷告，对着你恐惧而鞠躬，而卑躬屈节。幸福就在于感觉到几百万人的力量都集中到你的手里，都无条件的交给了你，他们像奴隶，而你像上帝。世界上最幸福最舒服的人就是罗马皇帝，我们的国公能够像复活的尼罗一样，至少也要和赫里沃哈巴尔一样。可是，我们的宫庭很小，离这个还远哩。
毁坏上帝和人的一切法律，照着自己的意旨的法律，替别人打出新的锁链出来！权力！这个字眼里面包含一切：这是个神妙的使人沉醉的字眼。生活要用权力的程度来量它。谁没有权力，他就是个死尸。”（第二场）
这个秘密，平常是很不肯明说的，谟尔却诚不愧为“小鬼头”，他说出来了，但也许因为看得吉诃德“老实”的缘故。吉诃德当时虽曾说牛羊应当自己防御，但当革命之际，他又忘却了，倒说“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于是德里戈（ＤｒｉｇｏＰａｚｚ）说——“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你的老脑袋要改变是很难的了。你是个好人；好人总喜欢帮助被压迫者。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你和我们来斗争罢。我们也一定要和你斗争，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第六场）
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然而吉诃德还是没有觉悟，终于去掘坟；他掘坟，他也“准备”着自己担负一切的责任。但是，正如巴勒塔萨（ＤｏｎＢａｌｔｈａｚａｒ）所说：这种决心有什么用处呢？
而巴勒塔萨始终还爱着吉诃德，愿意给他去担保，硬要做他的朋友，这是因为巴勒塔萨出身知识阶级的缘故。但是终于改变他不得。到这里，就不能不承认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
这和一般的旁观者的嘲笑之类是不同的。
不过这里的吉诃德，也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原书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Ｍｅｒｅｚｈｋｏｖｓｋｙ），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但这种的辩解和豫测，人们是未必相信的，因为他们以为一党专政的时候，总有为暴政辩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样巧妙而动人，也不过一种血迹上的掩饰。然而几个为高尔基所救的文人，就证明了这豫测的真实性，他们一出国，便痛骂高尔基，正如复活后的谟尔却伯爵一样了。
而更加证明了这剧本在十年前所豫测的真实的是今年的德国。在中国，虽然已有几本叙述希特拉的生平和勋业的书，国内情形，却介绍得很少，现在抄几段巴黎《时事周报》“Ｖｕ”的记载（素琴译，见《大陆杂志》十月号）在下面——“‘请允许我不要说你已经见到过我，请你不要对别人泄露我讲的话。……我们都被监视了。……老实告诉你罢，这简直是一座地狱。’对我们讲话的这一位是并无政治经历的人，他是一位科学家。……对于人类命运，他达到了几个模糊而大度的概念，这就是他的得罪之由。……”
“‘倔强的人是一开始就给铲除了的，’在慕尼锡我们底向导者已经告诉过我们，……但是别的国社党人则将情形更推进了一步。‘那种方法是古典的。我们叫他们到军营那边去取东西回来，于是，就打他们一靶。打起官话来，这叫作：图逃格杀。’”
“难道德国公民底生命或者财产对于危险的统治是有敌意的么？……爱因斯坦底财产被没收了没有呢？那些连德国报纸也承认的几乎每天都可在空地或城外森林中发现的胸穿数弹身负伤痕的死尸，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难道这些也是共产党底挑激所致么？这种解释似乎太容易一点了吧？……”
但是，十二年前，作者却早借谟尔却的嘴给过解释了。另外，再抄一段法国的《世界》周刊的记事（博心译，见《中外书报新闻》第三号）在这里——“许多工人政党领袖都受着类似的严刑酷法。在哥伦，社会民主党员沙罗曼所受的真是更其超人想像了！最初，沙罗曼被人轮流殴击了好几个钟头。随后，人家竟用火把烧他的脚。同时又以冷水淋他的身，晕去则停刑，醒来又遭殃。流血的面孔上又受他们许多次数的便溺。最后，人家以为他已死了，把他抛弃在一个地窖里。他的朋友才把他救出偷偷运过法国来，现在还在一个医院里。这个社会民主党右派沙罗曼对于德文《民声报》编辑主任的探问，曾有这样的声明：‘三月九日，我了解法西主义比读什么书都透彻。谁以为可以在知识言论上制胜法西主义，那必定是痴人说梦。我们现在已到了英勇的战斗的社会主义时代了。’”
这也就是这部书的极透彻的解释，极确切的实证，比罗曼罗兰和爱因斯坦因的转向，更加晓畅，并且显示了作者的描写反革命的凶残，实在并非夸大，倒是还未淋漓尽致的了。
是的，反革命者的野兽性，革命者倒是会很难推想的。
一九二五年的德国，和现在稍不同，这戏剧曾在国民剧场开演，并且印行了戈支（Ｉ．Ｇｏｔｚ）的译本。不久，日译本也出现了，收在《社会文艺丛书》里；还听说也曾开演于东京。三年前，我曾根据二译本，翻了一幕，载《北斗》杂志中。靖华兄知道我在译这部书，便寄给我一本很美丽的原本。我虽然不能读原文，但对比之后，知道德译本是很有删节的，几句几行的不必说了，第四场上吉诃德吟了这许多工夫诗，也删得毫无踪影。这或者是因为开演，嫌它累坠的缘故罢。日文的也一样，是出于德文本的。这么一来，就使我对于译本怀疑起来，终于放下不译了。
但编者竟另得了从原文直接译出的完全的稿子，由第二场续登下去，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可惜的是登到第四场，和《北斗》的停刊一同中止了。后来辗转觅得未刊的译稿，则连第一场也已经改译，和我的旧译颇不同，而且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藏在箱子里，已将一年，总没有刊印的机会。现在有联华书局给它出版，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这是极可庆幸的。
原本有毕斯凯莱夫（Ｎ．Ｐｉｓｋａｒｅｖ）木刻的装饰画，也复制在这里了。剧中人物地方时代表，是据德文本增补的；但《堂吉诃德传》第一部，出版于一六○四年，则那时当是十六世纪末，而表作十七世纪，也许是错误的罢，不过这也没什么大关系。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鲁迅。
《近代木刻选集》小引
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还有一件小公案，因为没有害，倒几乎忘却了。那便是木刻。
虽然还没有十分的确证，但欧洲的木刻，已经很有几个人都说是从中国学去的，其时是十四世纪初，即一三二○年顷。那先驱者，大约是印着极粗的木版图画的纸牌；这类纸牌，我们至今在乡下还可看见。然而这博徒的道具，却走进欧洲大陆，成了他们文明的利器的印刷术的祖师了。
木版画恐怕也是这样传去的；十五世纪初德国已有木版的圣母像，原画尚存比利时的勃吕舍勒博物馆中，但至今还未发见过更早的印本。十六世纪初，是木刻的大家调垒尔（Ａ．Ｄüｒｅｒ）和荷勒巴因（Ｈ．Ｈｏｌｂｅｉｎ）出现了，而调垒尔尤有名，后世几乎将他当作木版画的始祖。到十七八世纪，都沿着他们的波流。
木版画之用，单幅而外，是作书籍的插图。然则巧致的铜版图术一兴，这就突然中衰，也正是必然之势。惟英国输入铜版术较晚，还在保存旧法，且视此为义务和光荣。一七七一年，以初用木口雕刻，即所谓“白线雕版法”而出现的，是毕维克（Ｔｈ．Ｂｅｗｉｃｋ）。这新法进入欧洲大陆，又成了木刻复兴的动机。
但精巧的雕镌，后又渐偏于别种版式的模仿，如拟水彩画，蚀铜版，网铜版等，或则将照相移在木面上，再加绣雕，技术固然极精熟了，但已成为复制底木版。至十九世纪中叶，遂大转变，而创作底木刻兴。
所谓创作底木刻者，不模仿，不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记得宋人，大约是苏东坡罢，有请人画梅诗，有句云：“我有一匹好东绢，请君放笔为直干！”这放刀直干，便是创作底版画首先所必须，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笔，以木代纸或布。中国的刻图，虽是所谓“绣梓”，也早已望尘莫及，那精神，惟以铁笔刻石章者，仿佛近之。
因为是创作底，所以风韵技巧，因人不同，已和复制木刻离开，成了纯正的艺术，现今的画家，几乎是大半要试作的了。
在这里所绍介的，便都是现今作家的作品；但只这几枚，还不足以见种种的作风，倘为事情所许，我们逐渐来输运罢。
木刻的回国，想来决不至于象别两样的给本师吃苦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
《近代木刻选集》（２）小引
我们进小学校时，看见教本上的几个小图画，倒也觉得很可观，但到后来初见外国文读本上的插画，却惊异于它的精工，先前所见的就几乎不能比拟了。还有英文字典里的小画，也细巧得出奇。凡那些，就是先回说过的“木口雕刻”。
西洋木版的材料，固然有种种，而用于刻精图者大概是柘木。同是柘木，因锯法两样，而所得的板片，也就不同。顺木纹直锯，如箱板或桌面板的是一种，将木纹横断，如砧板的又是一种。前一种较柔，雕刻之际，可以挥凿自如，但不宜于细密，倘细，是很容易碎裂的。后一种是木丝之端，攒聚起来的板片，所以坚，宜于刻细，这便是“木口雕刻”。这种雕刻，有时便不称Ｗｏｏｄ－ｃｕｔ，而别称为Ｗｏｏｄ－ｅｎｇｒａｖｉｎｇ了。中国先前刻木一细，便曰“绣梓”，是可以作这译语的。和这相对，在箱板式的板片上所刻的，则谓之“木面雕刻”。
但我们这里所绍介的，并非教科书上那样的木刻，因为那是意在逼真，在精细，临刻之际，有一张图画作为底子的，既有底子，便是以刀拟笔，是依样而非独创，所以仅仅是“复刻板画”。至于“创作板画”，是并无别的粉本的，乃是画家执了铁笔，在木版上作画，本集中的达格力秀的两幅，永濑义郎的一幅，便是其例。自然也可以逼真，也可以精细，然而这些之外有美，有力；仔细看去，虽在复制的画幅上，总还可以看出一点“有力之美”来。
但这“力之美”大约一时未必能和我们的眼睛相宜。流行的装饰画上，现在已经多是削肩的美人，枯瘦的佛子，解散了的构成派绘画了。
有精力弥满的作家和观者，才会生出“力”的艺术来。“放笔直干”的图画，恐怕难以生存于颓唐，小巧的社会里的。附带说几句，前回所引的诗，是将作者记错了。季黻来信道：“我有一匹好东绢……”系出于杜甫《戏韦偃为双松图》，末了的数句，是“重之不减锦绣段，已令拂拭光凌乱，请君放笔为直干”。并非苏东坡诗。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鲁迅记。
《静静的顿河》后记
本书的作者是新近有名的作家，一九二七年珂刚（Ｐ．Ｓ．Ｋｏｇａｎ）教授所作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还未见他的姓名，我们也得不到他的自传。卷首的事略，是从德国辑译的《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ＤｒｅｉｓｉｎｇｎｅｕｅＥｒｘａｅｈｌｅｒｄｅｓｎｅｗｅ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的附录里翻译出来的。这《静静的顿河》的前三部，德国就在去年由ＯｌｇａＨａｌｏｅｒｎ译成出版，当时书报上曾有比小传较为详细的绍介的文辞：
“唆罗诃夫是那群直接出自民间，而保有他们的本源的俄国的诗人之一。约两年前，这年青的哥萨克的名字，才始出现于俄国的文艺界，现在已被认为新俄最有天才的作家们中的一个了。他未到十四岁，便已实际上参加了俄国革命的斗争，受过好几回伤，终被反革命的军队逐出了他的乡里。
“他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开手于一九一三年，他用炎炎的南方的色彩，给我们描写哥萨克人（那些英雄的，叛逆的奴隶们Ｐｕｇａｔｃｈｏｖ，ＳｔｅｎｋａＲａｓｉｎ，Ｂｕｌａｖｉｎ等的苗裔，这些人们的行为在历史上日见其伟大）的生活。但他所描写，和那部分底地支配着西欧人对于顿河哥萨克人的想像的不真实的罗曼主义，是并无共通之处的。
“战前的家长制度的哥萨克人的生活，非常出色地描写在这小说中。叙述的中枢是年青的哥萨克人格黎高里和一个邻人的妻阿珂新亚，这两人被有力的热情所熔接，共尝着幸福与灭亡。而环绕了他们俩，则俄国的乡村在呼吸，在工作，在歌唱，在谈天，在休息。
“有一天，在这和平的乡村里蓦地起了一声惊呼：战争！最有力的男人们都出去了。这哥萨克人的村落也流了血。但在战争的持续间却生长了沉郁的憎恨，这就是逼近目前的革命豫兆……”
出书不久，华斯珂普（Ｆ．Ｋ．Ｗｅｉｓｋｏｐｆ）也就给以正当的批评：
“唆罗诃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我看来好像是一种豫约——那青年的俄国文学以法兑耶夫的《溃灭》，班弗罗夫的《贫农组合》，以及巴贝勒的和伊凡诺夫的小说与传奇等对于那倾耳谛听着的西方所定下的豫约的完成；这就是说，一种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生长起来了，这种文学，它的浩大就如俄国的大原野，它的清新与不羁则如苏联的新青年。凡在青年的俄国作家们的作品中不过是一种豫示与胚胎的（新的观点，从一个完全反常的，新的方面来观察问题，那新的描写），在唆罗诃夫这部小说里都得到十分的发展了。这部小说为了它那构想的伟大，生活的多样，描写的动人，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来。我们紧张地盼望着续卷的出现。”德译的续卷，是今年秋天才出现的，但大约总还须再续，因为原作就至今没有写完。这一译本，即出于ＯｌｇａＨａｌｐｅｒｎ德译本第一卷的上半，所以“在战争的持续间却生长了沉郁的憎恨”的事，在这里还不能看见。然而风物既殊，人情复异，写法又明朗简洁，绝无旧文人描头画角，宛转抑扬的恶习，华斯珂普所说的“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的大概，已灼然可以窥见。将来倘有全部译本，则其启发这里的新作家之处，一定更为不少。但能否实现，却要看这古国的读书界的魄力而定了。
一九三○年九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