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太后因荣禄夜来求见，料知有紧要事情，即召进里面，问荣禄何故乘夜至此。荣禄叩头说道：“若没有紧要事情，臣何敢夜深到来惊扰。正惟关于朝廷安危，及老佛爷性命，不得不到。”太后听罢，惊得面如土色。即令荣禄起来，旁坐细说。
荣禄便把康无谓一班人所谋，及袁世凯所说，一五一十说出。
太后道：“难道皇帝也来谋杀我不成？”荣禄道：“未必至此。但他们怂恿皇上，说老佛爷将要杀他。皇上不察，信以为然，就谕饬他们救护。所以他们就乘机谋围颐和园。口口声声说是皇上有旨，说老佛爷阻挠新政，先要除去，实则为作乱之计。总望老怫爷立须决断，以杜逆谋才好。”太后道：“我明天即查问皇帝，且看原委如何，然后定夺。”荣禄道：“总望老佛爷不要迟疑。因他们催促袁世凯发兵。
袁世凯只推他明天举事。若他们不见袁世凯举动，定知狡计败露，先自逃走，反令逆臣逍遥法外了。”太后听得，深以为是，便立发条谕，令步军统领衙门闭城大索逆党。督饬兵勇尽拿康无谓一班人，统交刑部治罪。一面又令荣禄速回北洋，飞饬兵部截缉，免令他们漏网。荣禄领过密谕，立即遄返北洋而去。
那时康无谓自念：“屡次运动袁世凯，他口里应承，总不见发作。看来谭嗣同之言，说袁世凯必做不到。老谭这话，不可不信。但自己虽瞒着党人道是不是自己运动袁世凯，反说袁世凯运动自己，这话不过撑住一时。究竟自己做事自己知。自己情真理确对袁世凯说过几次。倘袁世凯做不到时，定然要把自己所谋告发。这样想来，岂不甚险？不如先离京去了，较为稳着。若有祸患，自可先行逃去。没有好处，这时再回也不迟。”便立定主意，先修书给他门生一个姓梁的，唤他逃走。忽然门外传上一封书信来，认得是李端芬字迹。
原来自当时礼部尚书许应骙革了，那李端芬已转补礼部尚书，这都是一班党人之力。这会李端芬听得消息不好，便立即通知康无谓。故康无谓看了，十分惊惶。因函内所说，只称荣禄昨夜单车入京，面见太后，一定有些意外之事，须作预备这等语。康无谓就知是袁世凯向荣禄告发的了。这时正甫天明，看来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也不容迟缓。因此只发绘得梁门生一封书，余外统不暇报告。就是一个亲弟，唤做康何谓，也是天天跟着谈新政的，倒不暇使他逃走。自己亦不暇检拾行李，独自一人，慌慌忙忙跑出京去了。后来得天津日本领事署一个日本人救他逃往日本去。此是后话不提。
且说太后自嘱咐荣禄回北洋截缉逃犯之后，那荣禄自然赶紧回衙，与袁世凯商议，将各营军兵分头抽调截缉；又传令各处关卡，侦察来往行人，不得令逆党走脱。那太后又恐一班党人漏网，更令京城各门一律关闭，不得放人出进。再令由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停行一天，免令逆党中人混迹逃去。遂把一座大大的京城防闭得铁桶相似。
那步军统领大臣领了太后密旨，率领人马四围搜捕，先到康无谓所寓的南海馆捕人。时林旭、杨锐、谭嗣同及康何谓等，正在南海馆谈论。因不见康无谓消息，又见风声已紧，正忧虑不迭。先是门子到来报说道：“不知何故，街外纷纷传说，有老太后密旨，要捕捉逆党，现在京城各门俱闭，连火车也停了。”说犹未了，林旭等正面青面黄，不想步军已到，把南海馆团团围住。这时各人因听得风声不好，都到南海馆打听消息，就被步兵统领大臣将在馆内各人一网打尽。先把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谭嗣同、康何谓共六人一同拿住。再将南海馆搜遍了，总不见康、粱两人踪迹。便问那六人康、梁两人逃往何处，都道不知。时六人被捕，面面相觑，垂头丧气。
那步军统领大臣料知他们确不知康无谓的去处。猛想起李端芬、翁同龢是援引他们的，李端芬更与姓梁的有个姻亲之情，料想姓康的躲在翁同龢处，姓梁的又料然躲在李端芬处。但翁、李两人是个大臣，也不好擅搜他的住宅。立即带领林旭等六人先交刑部。却密奏太后，不见康、梁二人，并言及疑他在翁、李两大臣处，不敢擅去查搜。太后听得，正在怒气冲天，便道：“今日酿出宫廷大变，都是由翁、李两人滥保匪人所致。你只管前去搜他，万事尽有我在。你畏翁、李两人则甚！”那步军统领大臣一声得令，即分头前往翁、李两人处搜捕，总不见一个人影。细想：“火车停了，城门闭了，料他两人不能上天入地，究往那里去？”一面又电问荣禄、袁世凯两人，有拿得康、梁两人不曾。荣、袁二人，亦复称不曾拿得。那时因拿不着为首之人，恐太后责备，不胜惶急，不免打草惊蛇，凡与康、梁有一点往来的，倒搜查遍了。整整闹了一两天，弄得京城风声鹤唳。因为康无谓得势之时，凡那些候补中人，或在部中行走的，倒当康无谓是有权势的，要靠他援引，也不免纷纷从附，以能人保国会为荣。及见那六人被捕，料刑部堂讯之时，也不难供开自己是个同党，如何不惧？因此人人自危。
步军统领大臣把这个情形，奏知太后，方才令火车复行，城门再开。又见京中人心惶遽，须要弄点法子安慰人心，便令刑部衙门不必将六人审讯。因惧他六人供开同党，个知他党内有若干人，反要大起株连，治不胜治。又以那六人已情真理确，是跟康无谓同一路走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即将那六人押赴菜市口，立即斩首主了。再将翰林学十徐致靖革职监禁。
又将地儿子徐仁镜、徐厂铸一并革职。随复查在逃的，除康、梁两人之外，有京卿王照、御史宋伯鲁等。立即发愉各沿江沿海的督抚，饬令各关卡一体严缉，毋令漏网。这谕一下，已不知康、梁逃到那里，只得又降一道谕旨，把他官阶功名革了，仍令查缉，更出赏格拿他，惟恐不获。这样看来，那康无谓行为，虽不是个道理，但何至因他一人牵连许多，又拿了六人，不讯而杀，还有什么公理！可见专制国的淫威，真有草菅人命的手段了。
话休絮烦。且说当时朝廷因拿康、梁不着，就迁怒当日援荐康无谓的大臣。先把翁同龢、李端芬革了。学士徐致靖拟斩，秋后处决。学土文廷式亦革职回籍。最幸的是岑春煊，因外放之后，疑他不与闻康无谓的事，即免置议。那张之洞亦是保荐康无谓的人，自己料知不免，急的上了一道奏本，力请重治康、梁之罪，始得无事。至于巡抚陈宝箴，就不能免予处分。统计牵连共四十余人。
单是侍郎张荫桓，本亦是援引康无谓的，就有人奏他是康党，且与康无谓同乡，不时来往，更动人思疑。朝廷就派了大学士徐桐查他。那徐桐是个第一反对新政的人，自派了他查办，各人倒道张荫桓危险。还亏张荫桓在总署多年，经手借过几笔大洋款，弄得注大大佣钱，整整有六七十万之多，立即托人打了荣禄及徐桐的手眼，费了三十万金，那徐桐就停顿了两天，暗令张荫桓把与康无谓有来往的函件，统通焚了，然后徐桐前去搜查。后来复奏，乃博得“似非康党”四个字，就免过了一时。后来毕竟被荣禄排去，也不必再提。
自此次革杀各员之后，京城里头真是小儿也不敢夜啼。从前天天说新政的，到这个时候，连一个“新”字也不敢说。当时皇帝更不敢置议。太后本愤怒已极，但念当时皇帝只是一个受人摆弄的人，也不必计较。不料康无谓逃了出来，言三语四，一来说太后委实谋杀皇上，故皇上有密诏给我们，要除去太后的；二来又说这会得逃难出来，系得皇上先通消息，知道荣禄入京，定知有些不妙，故能逃出，若不是皇上通讯，就不免同及于难，这等说。这点消息，被太后听得，真是怒窍生烟。因太后以当日火车停了，城门闭了，若不是皇上救他，他如何逃得去？故听了也信为真，就不免迁怒当时皇帝，以为康无谓一班人，正谋围颐和园，要杀自己，若皇帝没有给密诏过他，自然要捕康无谓到来好对证，如何反通消息于他，纵他出去，因此上，自听了康无谓自说由皇帝纵他逃走之语，确信为真，立召荣禄入京，商量此事。
那荣禄亦虑当时皇帝执权，于自己终是不便，便于召见时密奏道：“皇上本没什么主见，只是听小人摆弄，终恐有碍大局。务请老怫爷独断独行才好。”太后道：“不知军机里头，各人意见怎地？”荣禄道：“容臣探看他们意见如何，然后奏复老佛爷便是。”太后深以为然。荣禄便辞了出来，到军机衙门，力主请太后再复垂帘之事。
原来当日“变法”两字，凡属宗室大员，十人中尽有九人不赞成的，都道若是满汉平等，一旦汉人有权，满人就立足不住，故于“变法”两字，多不以为然。不过当时皇帝主持，各人倒不敢说。今见康无谓一班人弄出这事，一发要乘势推翻。
况当时皇帝不是个有才干的人，一切权术总敌不过太后。故各大臣之中，倒惟太后之言是听。所以听得请太后再复垂帘之语，满员军机没有一个不赞成。
其中有一个李鸿章，却说道：“想皇上经过这回事情，必然悟得从前被人所愚的了。以某愚见，太后垂帘之说虽然是好，较不如再候些时，且看皇上举动怎样，然后决夺。”不想李鸿章说了这话，就有一个亲王答道：“此乃我们家事，李中堂你不必说罢。”李鸿章听了，满面通红，不敢再说。余外汉员，见李相且说不来，自然唯唯诺诺。次日便由军机一同列衔具奏，请太后再复垂帘听政。那折既入，不消两无，即由当日皇帝发出一道谕旨，自称有病，不能亲理万机，复请太后垂帘，这等话。自此各事都由太后主持。到那时皇帝反怨恨那班党人不已，以为若不是逆党在海外说出种种谣言，断不致如此。但这时已悔之无及了。
且说当时皇帝既已失权，又惜养病为名，天天住在瀛台里面，不闻外事；没有一个儿子，那些近支亲王，又不免各逞雄心，要图承继这个大位。因为当时皇帝，亦是入继的。却是太后亲儿同治帝没了，不曾有皇子。论起昭穆，本该要立同治帝的侄子方为合理。惟是他侄子，系恭王的孙，太后恐怕恭王因自己孙子做了皇帝，一定他自己执权，于太后自己有些不合，就改立了当时皇帝，作为以弟继兄。自即仿以来，已争论不少。
今一旦皇帝大权，又无嗣子，那些宗宝近支，自不免互相觊觎，在里头也巴结太后，在外面又巴结荣禄，欲为将来立嗣的地步，这等人已是不少。
单是端郡王载漪，亦是一个近支宗派，他有一个儿子，年甫四龄，唤做溥仪，向来颇得太后喜欢。那端玙荣禄又是一个知己。一来端王为人却有点心计，与荣禄提议请太后垂帘之时，是端王首先主张的。故立嗣一议，自太后以至荣禄倒属意溥仪一人。但是端王心里只欲儿子急做皇帝，若仅得立作储君，不知何时才得登位。是以天天运动，只要儿子即登大位，好教自己早日做太上皇。那时一班臣工早已知得太后之意，倒未趋承端王，替他尽力，好为将来保荐功名之计。故自康无谓这案一出，弄得京中大臣大天要谋废立。
那当时皇帝又最不能得各大臣之心的，个个倒知得有个太后，也不知有个皇帝，竟要跟端王一路走。试想端王要谋自己儿子登位，那有不尽力的道理？但是太后还虑几分人言，恐怕各疆臣不服，反成纷扰。便发个电谕，往问江督刘坤一及鄂督张之洞两人。因为他两人做了数十年大官，一向恭顺朝廷的，料必从自己意见。若得他两人赞成，不怕各督抚有些反对。果然张之洞接得电谕之后，不敢复答一字。他明知这件事不好做，但恐太后不喜欢，故不敢言，就敦起一个名教家的款子，以为不忍言罢了。独刘坤一复一道电，说是“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臣所敢言者在此，臣所不敢言者亦在此”。这四句话，太后想来，觉有道理，便密召荣禄商议。
时袁世凯亦在荣禄跟前，极不主张废立的事。所以太后与荣禄，到这时只要立储，再不主行废立的事。太后复向荣禄问道：“便是立储一事，你道京中大臣还有人阻挠没有呢？”荣禄道：“除了李鸿章，料没有一个敢说别话的了。故不如把李鸿章先遣开，离去北京。因他是个老臣，怕他要来力争，我们也难处置。那时责他又不好，不责他又不好呢！且北京里头，不知皇上有与人函通消息没有，怕再有像康无谓的人，摇东摆西，怕又要闹出个乱子来了。故这件事，总要细心打算才好。”太后听得，也点头称是。
次日，便令李鸿章做个商务大臣，出京查办商务。一面又发道谕旨，托为皇帝所说，称病重，要行立嗣，为承继大统之计。正是：误通逆党言新政，致立端藩失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