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勖是明末著名的火器理论家，他所编著的《火攻挈要》，对明末及清代的火器制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焦勖，宁国(今安徽贵池)人。生卒年月和事迹不详。他主要活动于明末动乱之时，目睹朝政腐败，武备松弛，人民遭受的战乱之祸，于是“日究心于将略，博访奇人，就教于西师，更潜度彼己之情形，事机之利弊，时势之变更”(《火攻挈要·自序》)，反复研究西方先进的火炮制造技术，以为救时之用。他在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公元1591-1666年，1622年初来华，在京学汉语，后到西安传教。1630年回京参加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后又受聘主持制造西洋火炮)口授制炮技术的基础上，采“名书之要旨，师友之秘传，及苦心之偶得，去繁就简，删浮采实，释奥注明”，编著成《火攻挈要》。
《火攻挈要》成书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原书分上、下两卷，附《火攻秘要》一卷，今北京图书馆藏有原刊本的清抄本。清道光年间，军事技术家丁拱辰对书中疏漏之处，曾加以修正。之后不久，军事技术家潘仕成在编辑《海山仙馆丛书》时，收录两书于其中，合称《火攻挈要》，又名《则克录》，分上、中、下三卷，共约四万字，附图27幅。此外还有清汪于泗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全书以介绍火药、西洋火炮及各种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方法为主，涉及到金属冶炼、机械制造与数理化知识，反映了西方先进火器技术传入中国后，使中国火器技术开始从阴阳五行学说的旧窠〔ke 棵〕，转向以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新轨道的概况，是中国古代火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火攻挈要》反映了焦勖制器、用器的思想。首先，焦勖认为火器虽为破敌之利器，但必须制造得法，使用有方，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若制造无法，不能胜敌，则百器不能获一器之用”(《审量敌情斟酌制器》)。 为此，他要求制器、用器要胜敌一筹，或以大胜小，或以长胜短，或以多胜寡，或以精胜粗，或以善用胜不善用。其次，焦勖认为军队仅仅拥有先进的火炮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贤良的将帅，胸怀取胜的韬略，治军有方，指挥得法，对部下恩威并施，赏罚分明，使将士胆壮心齐、技精艺熟，才能使用火炮战胜敌人。其三，焦勖认为使用火器必须掌握时机和敌我双方的距离，如敌人远在火炮射程之外就发弹射击，则会发生空射甚至当敌人接近而炮弹已射完的后果。因此，他要求火炮不能轻放，须在有效射程内发射，即能远射三四百步的火炮，要在敌接近至五六十步时再放；能射百步的火器，待敌接近至二三十步时再放，这样才能充分杀敌。其四，焦勖认为火器威力虽大，但不能专恃，而要与各种兵器搭配使用，做到“长短兵器远近相救，彼此相卫”，“击法与卫法兼资以用”(《救卫之备》)，这样才能克敌制胜。 由此可见，《火攻挈要》关于使用火器战法的论述，比《兵录》又前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