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地处偏远山区，1980年初的镇平县城，可以说没有什么像样建筑，全城最高的大楼便是四层高的镇平县人民银行大楼，这还是1969年建成的。当时，整栋大楼的外墙，用灰蒙蒙的水泥色彩做基色，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坚固的碉堡。
县城也没有像样的街道，一条长约一公里、东西走向的道路穿城而过，这就是今天城中路的雏形。在城中路东端靠北一侧，由东向西至戏院岗再往下一字儿排着新旅社、人民银行、百货公司、中医院、农林水委、县一小、陶瓷门市、烈士亭岔口、水电所、照相店、镇平大饭店、文工团、经委、交管局、县政府大楼等机构和门店；而城中路的靠南一侧，由东向西至戏院岗则依次排列着：县农业银行筹建大楼、县财办、建设银行、外贸局、供销社、第二储蓄所、县汽车站、第二饭店、药品门市、食品公司、果菜门市、日杂门市、新华书店、大百货大楼、电影院、财政局、水厂、体育广场等单位。
可以说，城中路是中心镇商贸集市的主要地方，每逢农历二、五、八圩日，是农户赶集的日子，这条街从早上七点钟开始便被挤得水泄不通，煞是热闹。
起初，镇平县城并不是现在这个中心镇。
镇平从1562年建县至1952年的390年间，县城一直设在豪居镇。1952年6月，镇平与蕉城合署办公，8月，省里行文“保留镇平县名”，县治设在蕉城镇；1954年3月，镇平与蕉城分县而治，镇平县治才迁往现在的中心镇；1958年11月，镇平并入兴城县，县治设在兴城镇；1961年1月，又分为两县，从此，镇平县治搬回镇平中心镇。
县城中心镇原名蟠龙圩，1950年前，无一家工厂，仅十几间低矮简陋的私营小商店和几家妓馆、赌场、鸦片烟馆，圩场中间那后来称为戏院岗的小土岗原本是乱葬岗。?
真正让古老的蟠龙圩与现代生活接轨，是从1954年3月开始的。当时，蕉城、镇平两县分治后，一首高亢的东方红乐曲撩拨起人们建设新县城的热情，决策者干脆选定乱葬岗作为中心镇从“零”走向文明的突破点。他们将老车站、米行、干货店等危屋统统拆掉，将狭隘的马路扩展成公路和街道两用的宽阔大道，开挖下水沟，改变污水横流的旧貌。接着，以乱葬岗为中心，建设戏院、工人文化宫、百货商店、人民旅社、体育场、烈士纪念亭、图书馆，等等。
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县城的干部、军人、教师与学生以饱满的热情和信念，迅速投身到建设新县城的热潮中来。当年的建筑工地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硬是靠手提肩挑将乱葬岗平整出诺大一片的操场和戏院场地。
从此，戏院岗便成为镇平人眼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此后五十年间县里经济、文化、商业的中心。
虽然中心镇作为县城是1954年和1961年才断断续续开始的，但是，镇平县却是个历史悠久，充满故事的宝地。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红四军于1929年11月和1930年5月间先后三次到达镇平县城豪居镇，为为红军筹粮筹款等重大任务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在豪居镇，至今还保留很多当年工农红军留下的历史遗迹。
抗日战争后期，因为镇平南山乡通韩江水道，省国民政府整建制搬迁到以南山乡为中心的镇平县，作战略后方。从此全县车水马龙、十分热闹。
镇平客家人，是古代中原汉族的后裔，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客家人独特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意识。全县以耕田为主业，禾分早、晚两季，农忙时村人互帮互助，不计报酬。男人多外出谋生，理家与耕作由妇女担任。妇女上山割草代名叫割鲁萁，客家妇女鲁萁担最有特色，一担鲁萁二头共八捆，用竹杠勾索绑担，四平八稳，旧时，园中种苎，妇女用其织为夏布，名曰家机布。另种黄麻以编绳，作萝索、牛索等。
在长期劳作中，养成了镇平客家妇女勤劳泼辣的性格。每逢圩日，她们将自己生产的青菜、红薯、大豆等土产拿到街上去卖，然后换回家里需要的油盐酱醋、肉食布匹等生活资料以及化肥农具等生产必需品。这样一来，造就了中心镇圩日的繁荣，常常到了晚上七八点钟还是煦煦攘攘，十分热闹。
却说张元正安排在信贷股从事工业信贷工作，而林小军则从事商业信贷。两个股长也有侧重：主持工作的陈天一侧重商业与粮食贷款，赖杜美侧重工业与小水电贷款。
一晃三个月就过去了。
起初，赖杜美经常与张元正一起到工交企业去，后来，赖杜美干脆与陈天一结伴，俩人同进同出，将张元正和林小军放单飞。张元正觉得奇怪，便注意观察陈天一的举动，发现他经常不给好脸色，好像有什么疙瘩解不开。
一天下午下班后吃晚饭时，张元正将饭菜端到父亲张昭新的房间，父子俩摆开小饭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张元正小心翼翼地看了父亲一眼，说道：“我到信贷股这几个月，起初陈股长还算重视，他虽然管商业，但还是经常三人一起出去活动，最近一个来月，都是俩股长一起出门了。我观察陈天一好像对我有点不满，但又不明说。”
张昭新问道：“你是不是在哪里得罪他了？”
张元正回答说：“没有啊！我知道他平日里喜欢到你房里喝茶，我一直把他当长辈看待。”
张昭新思考片刻，坦诚地与儿子交心：“陈天一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心眼小，喜欢闹情绪。计划与信贷没有分开时，他就是与计划股那个陈仁桓闹得势同水火，但陈仁桓倒是个品行不太好的人，他搞人事工作，与年轻气盛的刘行长搭档做了不少坏事。现在，那些曾经被整过的人便与他杠上了。”
张元正吃了一口饭，继续听父亲介绍：“你倒是要注意赖杜美。他的情况很复杂：他出生于1939年，早在1960年的时候就是县里的民警，当时是兴、平合县，他在兴城上班。那时，他跟县组织部工作的一个外县女青年钟影红结婚。1961年，镇平县恢复建制，县城迁回我们这中心镇，他的老婆钟影红回到镇平县组织部当科员，而他自己则仍是兴城县的民警，造成了新的两地分居。半年后，他的老婆被众人眼中稳重忠厚的组织部长陈永祥媾上了，从此闹出了一段惊天动地的绯闻。可怜这个陈部长，原本提为县委副书记，文件都到了，就是没有宣布，便被他几个月折腾下来，搅黄了——不但官没升成，反而被开除党籍、撤职，后来到县里的农林水办公室当了一名一般干部。”
张元正听后恍然大悟地说：“难怪有一回，他当着我的面说：‘我把她的内裤都撕烂了，就是不给我。’我当时没有往他的夫妻关系上想，以为是谈恋爱时的事，原来这里有故事。”
“故事还长着呢！”张昭新侃侃而谈：“当初为了整倒组织部长陈永祥，他把民警工作一丢、自动脱了警服。后来，他这事被定性为：‘自动脱离革命队伍’。他回到镇平县后，隔三差五到县委大院像耍猴一样折腾，结果，不但陈部长倒了霉，连她的老婆也被整到一所小学当教师去了。这家伙还没有完，在泗坪老家，又与现在你们行里会计股的丘华的老婆黄秀梅公开勾搭上了，他这是用公开的手段报复他老婆。这事直让一瘸一拐的丘华做声不得，只能暗生闷气，因为若是跟老婆闹腾吧，又怕她一走了之；要是不跟她理论吧，这顶绿帽子的确难戴。”
张元正觉得纳闷：“那么，赖杜美怎么还成了银行干部呢？”
张昭新回答说：“啊！那是六十年代，赖杜美加入了泗坪信用社的临时工，一干就是十年，1975年被吸收为农行干部，后来调到支行会计股。在会计股，他经常谎称业务不熟，时不时弄个破绽人为错帐，害得每日汇总的张友祥经常为扎帐推迟下班。但是，你还别只看到赖杜美的不是，他那两个眼睛算长对了地方，有些领导喜欢他，要提拨他。可是，他入行十多年来，每每要升职、入党时，总是有人拿他脱离革命队伍这个历史旧帐说事，所以，他的入党和提职是你回到支行前几天才宣布的。”
张元正点点头，然后问道：“我刚来时，看到一张大字报讲吴股长的，银行系统就这么复杂吗？”
张昭新回答说：“这是没有分设农业银行前，主持银行日常工作的刘焕国副行长的人贴出来为刘焕国造势的。依我说，吴股长还是可以结交的，他算是性情中人，讲义气、喜欢用权，但他是可以把握得住的人，就是文化水平低点。”
张元正点头称是。
“还有两个人，”张昭新说：“会计股的张友祥是可以结交的，而丘华这人则要注意提防——他心计很深，是个喜欢暗算别人的角色。”
“对了，”张昭新补充说：“对会计股的刘亦贤也要十分注意，他是去年刚刚因为贪污案被留队察看两年而调到会计股的。现在，行里从基层调来的谢争风当了会计股长，他就与谢争风整日里喝酒聊天，我看他俩一个是争风、一个是吃醋，就是借力打力想压张友祥。日后，这个刘亦贤不可不防。”
张元正记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