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正于1957年出生于镇平县上八乡镇角山排村，排行老二，上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
当时，他的父亲张昭新是建国前入伍的转业军人，在镇平县农业银行当干部，母亲易春梅则是县农械厂的工人。母亲生下他出了月子后，将他托付给本屋侄子张正耀的阿婆林伯婆代养，自己便回去当她的工人去了。三年后，一个妹妹又出生了。这时，家里靠父母亲的工资要养活五口之家十分困难，穷则思变——脑筋活络的母亲便执意响应上级的号召，将原本是居民粮户口的三个子女和她的户口迁回农村，一家四口租了一驾马车于1960年冬顶着凛冽的寒风回到了上八乡老家，开始当起农民来。
易春梅这农民一当上便没完没了，儿女们跟着她一起经受了二十余年的甘苦清贫的生活。
上八乡镇地处镇平县西北部，东邻豪居镇、南连下八乡镇，西、北面分别与江西省寻乌县的两镇接壤，206国道贯穿其中，是镇平县的北大门。界域面积108平方公里，辖11个村委会，1个居委会，118个村民小组。有居民3800多户，14000多人，其中非农人口3300人。全镇每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一亿多元，工业总产值约9000多万元，农业总产值800多万元。 是个中等乡镇。
张元正所在的角山排村与江西南桥镇交界，全村有五个生产队，居民200余户1000来人，是个靠农业与林业并重的小村庄。
张元正在这个村子里读书、生活，直至当上半脱产的村干部，熬到了1977年。
这年秋天，国家要恢复高考。张元正听到消息时正值村里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张元正担纲负责人。
一天，在镇里信用社工作，与张昭新关系甚好的张昭模来到村里，看到侄子张元正仍在工地忙前忙后，便点拨他说：“高考是大事，可以改变人生命运！再过二十天就要高考了，你最好请上十天半月的假，到县里去复习，不要再纠缠于村里的琐事了！你听我的，准没错。”
张元正觉得有道理。第二天便破天荒地向村书记请了十天假，来到父亲张昭新所住的银行大院，重新翻阅起三年前读过的高中课本来。
说来值得庆贺，张元正的初中、高中阶段，是分别被“***”蔑称为教育回潮的时期，他是读了一点书的。高中阶段因为考试成绩优秀，被乡邻称之为“五科100”，张元正每每星期天下午返校时，常常被邻村的小孩子将“五科100”当号子叫唤，让张元正觉得很不好意思。正因为张元正有些功底，这回高考让他争足了面子：全镇集中了**以来的多届初、高中毕业生齐赴考场，结果，只有张元正与同学冯秋艳的弟弟冯春生硕果仅存：入围中专线。后来，冯春生被厦门集美航校录取，而张元正的档案则被广东银校抢到手中，成为父业子承的一分子。
镇平县同时被录取到银校的还有一人，这人是下八乡人，名叫黄永书。别看此人其貌不扬，也不甚说话，但却颇有心计。当他从县教育局了解到还有一人与他同校就读时，便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十几公里来到上八乡角山排村张元正家里，住了一夜，先行建立起同学关系来。
1978年1月22日，张元正由母亲易春梅亲自送到上八乡车站，母亲目送他上了客车并启动后才返家。
张元正来到县城父亲所在的县人民银行，发现黄永书已经先期到达。父子俩与黄永书毫无拘束，仨人一起吃饭、聊天，晚上，三人还到因电影院拆建而临时权充电影院的烈士亭看了一场电影。第二天一大早，张昭新亲自带上张元正和黄永书坐上客车前往广州，把他俩交给省银校后，才返回镇平。
却说张元正就读的广东银行学校作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培养的既是国家干部，也是广东省银行干部队伍的中坚。当时，大中专毕业生都是国家按部就班地根据其入学时确定的干部或工人的身份，由国家包分配。
建国后，广东银行系统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广东银行学校的毕业生比国家各类财经大学毕业分配到广东银行系统工作的学生更吃香。因为：一是省以下的银行的工作主要是事务性的日常业务，不是非要理论上顶尖的人才不可。相反，银校毕业生更有实践经验，更快上手。二是广东银行学校的校长是省人民银行的行长兼任，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极尽呵护之能。要求学生在学完每一门业务课后都到基层实习，由各支行的骨干包干培养，能放手后再返回学校学新课。而接受实习的支行把培养实习生当作完成上级的任务来认真对待，这样，教的和学的都同受一个上级的约束，质量就有了保证。实践也证明：银校学生毕业分配到银行后确实好用。数十年下来，就应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古训，这银行学校便成了广东银行系统的“黄埔军校”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却说张元正在银校很快到了毕业分配的节点上。第一学年，在完成对应课程理论学习后，他和全班同学分散在到佛山地区各家银行网点进行会计、农村金融实习，第二学年同样在完成理论课程后又到江门市参加工商信贷业务实习，现在正从江门坐船往学校返回——很快就要毕业分配了。
学校对张元正的任用也颇为上心：起先，学校本身在他读完第一学年的课程后，想把他留下来当教师，准备从第二学年开始送他到中山大学深造，学校派人事处长找他谈话，张元正听后对任教没有多少主意。后来，又说省分行要一分为三，77届全班都要留在省里。也是因为当时年青，张元正和几个同学每天晚上都散步在珠江岸边的长堤路上。每逢夏天，他看到很多人睡在长堤的石凳上过夜，便觉得在广州生存太难了，还是老家舒服，说什么也不愿分配在广州。但是，学校方面还在想方设法挽留他。
张元正将自己的想法向父亲张昭新渗透，张昭新觉得儿子回家乡工作并无不妥，便向行里提出，由镇平县人民银行写一份公文盼省行对张元正的毕业安排予以照顾。于是，镇平县人民银行便以一纸公文报到广东省人民银行，说张元正的父亲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身体不好，需要照顾，请准予安排张元正返回老家工作，以便对其父亲有个照应，云云。
镜头转到广州长堤路137号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大楼，行长办公室。
在小会客室里，一边沙发上端坐着省银校副校长肖钦华和王伟民，另一边则端坐着负责人事调配工作的省行政治部副主任韩凤鸣，中间那个座位坐着的，是省行行长兼银校校长黄维礼。
黄维礼带着老花眼镜，在听完肖钦华汇报银校工作后，很慈善地目视大家，点了点头说：“这两年，你们把银校的教学往正轨上引导，的确是辛苦了！说实话，我这个校长，是挂名的，这名挂下来呀，问题不少：校长不认识学生，学生呢也可能不认识我这个校长。有几回，我想去学校与他们见见面，就是被琐事耽误了——我对不起这些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上来的莘莘学子。钦华、伟民，你们最好找个机会，向他们转达我的歉意——我于心不安啊！”
肖钦华听完，回答道：“黄行长在百忙之中，还是很关心学校的建设的！我每次来请示工作，您的都在第一时间接见我，我是深有感触的。”
黄维礼说：“这届学生的分配，省行原想全部留下来的，因为马上要分家了——农金处要分出去成立农业银行省分行，国外处要分出成立中国银行省分行，省里需要多少人才啊！但是转念一想，77届只有48个毕业生，太少了！下面也要分家，不如都到下面去先锻炼锻炼再说。因此，我倒是想让他们先到基层去，然后再上来。你们看如何？”
这时，王伟民插话说：“黄行长，我们有个想法，为了银校的发展，想留下几个作为师资力量培养，上学期留了两个送到了中山大学培养，这次还想留两三名。”
黄维礼问道：“人选物色好了吗？”
肖钦华答道：“初步拟留关广英、林梅花和张元正。”
黄维礼将老花眼镜架在脸部适合的位置，看着一份文件，然后说：“张元正？这里正好有一份文件，是要安排他回家乡的。我看后签了个意见，你们看看。”
肖钦华首先从黄维礼手上接过文件，边看边小声读道：“关于请求对张元正毕业安排酌情照顾的请示。……张元正的父亲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由于身体不好，需要照顾。请准予安排张元正毕业分配返回老家镇平县人民银行工作，以便对其父亲有个照应。……”。
肖钦华看完后将文件转给王伟民：“王校长，你看……”。
王伟民看后，与肖钦华对视了一眼，跟黄维礼说：“就按黄行长的批示办，我们在分配表上注明：张元正直接分配到镇平县人民银行。”
“行吧！”黄维礼说：“老同志了，难得子承父业，两代人都在金融战线上拚搏。我们能照顾就照顾一下吧！”
王伟民又说：“我们还有一个技术问题：现在78届三个班占据着宿舍，77届回来后，没地儿呆了，要住省行招待所。另外，77届当初是两年前的1月23日报到的，毕业证拟落款80年的1月24日，满够两周年。但又考虑到日后，他们能够在工资套级上不吃亏，本想让他们元旦前回去报到。不知道老校长……”
黄维礼思考片刻，说：“元旦前回去？好像有点夹生饭的味道，有些工作做得粗了，对学生没有讲透，要是日后出了问题，我们几个校长也不好对下面说啊！这样吧，尽量往前赶，但是，还是元旦后回去吧！”
“好，我们抓落实。”肖钦华和王伟民点头说。
就这样，张元正便由当初炙手可热的留校任教、留省行安排的多项预案，改为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分配到镇平县人民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