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凌河战后，明、金双方就各忙各事，平行发展。皇太极在东西两线招降纳叛，崇祯皇帝则在东西两线忙着平叛，两人都有点应接不暇。
皇太极做得很成功，自己争气，加上运气好，一路高歌猛进，轻松登顶。
崇祯的工作做得也差强人意，山东孔有德的“官匪”被赶到海里，西北的“土匪”也被赶入山中，民变第二代领袖人物高迎祥、蝎子块、张妙手等人或死或降，形势似乎有所好转。
就在此时，明金两条主线出现了一个交点。
皇太极称帝后不久，就派阿济格率军入塞虏掠，时间在崇祯九年即崇德元年（1636）六月底。
后金这次用兵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议和，方式是炫耀武力。
自从明金交战以来，后金国内物质匮乏，通货膨胀严重，原先以四、五两白银就能换取明朝绸缎一匹，双方交战以后，需用二百两银子才能换取绸缎一匹。
后金的议和，是想让明朝解除对其经济制裁，双方开展贸易，后金可以过上较为现代化的生活。
除此经济目的外，在军事上，后金上下也普遍认为，即使攻入明朝内地，占据一两个城池，也很难守得住，因此对明朝的领土没有野心。
议和是后金的最大政治。
早在崇祯五年后金征讨察哈尔的时候，明金双方就擦出一点火花。
在那次行动中，由于林丹汗早己溜之大吉，后金一无所获，食物十分匮乏，士气低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皇太极临时起意，突入明朝边境张家口一带进行敲诈。
皇太极致书边境上的沙河堡守军，要求将逃入堡中的察哈尔部众人畜交给后金。信中写道：“我是来征讨察哈尔的，听说我没有收尽的人畜财物，被你们收取了，你们应当归还我。”
沙河堡守军破财消灾，只好将躲入其中的察哈尔人畜尽行交出。
皇太极见状大喜，向更高的目标——议和迈进。
他写信给明朝大同、阳和、张家口、宣府等地守将，要求代为奏请明朝皇帝准许议和，双方开展互市，并将赏赐给察哈尔之财物转赐给后金。
在信中，皇太极的态度十分诚恳谦逊，他首先表明了自己没有野心，消除明朝的对立情绪：“我兴师动众，并不是想取龙位得天下”。
接着表达了好好过日子的想法，希望与明朝友好和平地进行贸易：“我真心地告诉你们，我小国人民，惟愿两国和好，财货丰足，相互贸易，各安狩猎放鹰，以永享太平也。”
然后笔锋一转，与察哈尔争起了骨头：“今我己将察哈尔逐走，理应把给察哈尔之财物给我，察哈尔是边外之国，我也是边外之国，我们远道而来，你们用什么来赏赐我们呢？”
皇太极的意思是，明朝用给察哈尔的钱赏赐后金，损失的是察哈尔，对于明朝来讲，钱反正是要给出去，给谁不一样呢？不要因为钱的事耽误议和：“财物不论谁所有，终为赏赐之物，勿以财物误议和之事。”
至于双方的政治地位，皇太极把姿态放得很低，表示“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即可。”
虽然皇太极迫切地需要议和，但是明朝的守军却没有权力与之议和，奏请皇上需要一个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皇太极也没有攻城的本钱，只好拿着几个糖豆悻悻离去，临走之前也不忘恐吓，将所带火炮尽行施放。
哄走了皇太极这个瘟神，边将暗自庆幸，继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人理会皇太极的议和要求。
这倒不是因为众将不愿意议和，而是实在不敢。自从己巳事变后，议和就如同洪水猛兽，谁要是敢提议和，就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因此皇太极的议和呼声，也就成了独角戏。
此后几年皇太极一直忙着收服蒙古，没有时间找明朝算账，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之后，后金力量空前膨胀。而此时的明朝仗着长城的保护，将屁股对着后金，依然不理不睬，为了让明朝转过身来对话，皇太极君臣感到有必要往明朝又冷又硬的屁股上扎上一针。
六月底，清兵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然后逆时针方向围绕北京城在京畿一带攻掠，此时明朝上下正在专心致志地对付国内民变，几乎忘记了北方的敌人，清兵突然入塞，明朝顿时陷入一片惶恐和荒乱之中。
兵部急调各地总兵率军入援京师，兵部尚书张凤翼为了将功赎罪，自告奋勇请求出京督师，指挥各路人马作战。
然而他督师的战绩非常糟糕，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肃县、定兴、安州、定州相继失守，他不仅没有将功赎罪，反而罪加一等。言官们弹劾他的奏折像雪片一样飞到崇祯的办公桌上。
清军一路克捷，张凤翼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明军战斗力薄弱，有其体制机制方面的缺陷，不是张凤翼一个人在短期内能解决的。
明军的主要问题就是无法将所有兵力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组织大规模的集团军野战。表面上看明军总兵力不少，但是力量小而分散。一旦有事，七零八落临时拼凑起来，就像是用米浆粘在一块的大堤，经不起巨大压力的考验，一旦敌军使用奸细，容易出现蚁穴溃堤。而督师本人往往也是临时任命的文官，没有任何军事背景，也没有任何军事决策能力。
一个外行的指挥官，指挥一个松散的军队，不吃败仗才怪。
这一体制形成于朱元璋时期，主要目的在于限制武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威胁皇权。在和平时期这一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小规模叛乱方面绰绰有余，但是在战争时期无法应付大规模的战事。
明代祖制深入人心，神圣不可改变。面对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却没有与时俱进，改变己经落后的制度，崇祯始终从人事上找原因，寄希望于能干大臣来解决问题，而如果问题解决不了，他反过来就对相关人员进行惩处。
终崇祯一朝，不停地换人，不停地杀人，成为一道奇观。然而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由于上述原因，明军没有组织起象样的阻击，只能是被动的防御，八月底，清军撤退时，也无人敢进行截击，只能是远远地跟蹑，任由清军携带俘获的大批人畜物质，从容地从冷口出关东归。
事件结束了，接下来就该追究责任了，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兵部尚书张凤翼和直接责任人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梁廷栋自知难逃一死，不待皇帝抓捕就自杀身亡。
后来议罪，张凤翼只是被罢免，他死得很亏。而当年曾上《请斩袁崇焕疏》的梁廷栋，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后路堵死，实在是没有苟活的理由。
斯役共历时117天，清军奏报：凡56战皆捷，共克16城，俘获人畜17万。而《国榷》还记载了清军撤离时的猖狂举动：一路上敲锣打鼓，大摇大摆，还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个大字，对明朝进行羞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