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和外患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常常相生相伴，互为因果。明朝末年的民变也和辽东外患密切相关，西北强盗的首领，有不少来自辽东的军队。
逃兵聚众为盗，最早可以追溯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参加萨尔浒战役的杜松、王宣、赵梦麟所部有不少士兵来自西北的军镇，战役失败后，侥幸逃脱的士兵不愿留在东北异乡送死，于是纷纷逃回西北老家，走到半路遭到河南巡抚张我续的拦截，三十多人被杀，剩下的不敢回到部队，躲入陕西和山西的深山老林里落草为寇。
此后的天启年间，辽东战事不断，军队调动频繁，不断有士兵从西北调到东北，其中一些人后来又从东北逃回西北为盗。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仅东北有逃兵，西北也有不少。自由于军饷和物质都用来保障辽东前线，西北和其它边镇的士兵都成了没娘的孩子，经常缺粮断饷，吃不上饭。没奶就不是娘，嗷嗷待哺的士兵始终得不到奶水，变得桀敖不驯，一些士兵逃离军队，落草为寇。
这些散落到社会的士兵是一个个不稳定因素。
一个国家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政府的统治能力就像免疫力，不安定因素就像是病毒。病毒或多或少始终存在体内，当自身免疫力强时，病毒受到压制，身体就表现为健康，免疫力弱时，病毒就会发作，身体就会表现为生病。
虽然万历和天启年间出现了民变的萌芽，但是当时的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尚可，足以维持统治，西北的变乱没有掀起大的风波，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己，大明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如果用药适当，稍加调理，身体恢复健康也不是难事，不幸的是，崇祯上台以后，用药过猛，持续两年多的大清洗造成了中枢瘫痪，肌体免疫力下降，病毒变得活跃，民变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导致局面迅速恶化。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开始，陕西许多地区相续发生爆动，其中势力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股：
榆林卫定边营逃卒王嘉胤“聚饥民反于府谷”，拉开了明末民变的序幕，协同者有杨六、不沾泥（非不沾锅）等人。
延绥逃卒王左挂率领一万多人，“反于宜川之龙耳嘴”，部下有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人。
同月造反的还有白水县王二，他在劫掠了宜君、蒲城、韩城等地后与王嘉胤合兵。
此后，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清涧赵胜等人纷纷揭竿而起，民变烈火很快就燃及了陕西许多州县，其活动主要以抢掠府库和吃大户为主。
据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巡抚岳和声的奏报，当时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地都有流贼活动。
当民变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仍旧昏昏噩噩。
地方官员担心受到处分，对民变隐瞒不报。
陕西巡抚胡廷宴采取鸵鸟政策，自欺欺人。民变初起之时，每逢州县报告“盗贼”之事，胡廷宴就不分青红皂白训斥一顿，认为这些盗贼都是饥民，来年夏收以后有了粮食以后，自然就会解散，对民变隐瞒不报。
据说是岳飞后代的延绥巡抚岳和声病入膏肓，无法履行职责。
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有“关中鸿儒”之称，也是一代名医，尤其擅长妇科，著有《济阴纲目》、《济阳纲目》、《疹科类编》等等，对后世影响很大。当民变酝酿之时，他正在专心致志写他的著作，无心政事。一个总督不看兵法看医书，不出乱子才怪！
此时中央政府的清洗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在处理魏忠贤集团的过程中大肆牵连，清理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搞得人人自危，无人过问政事。
天启七年十二月崇祯正式下令定阉党逆案，经过两年的折腾，到崇祯二年正月，崇祯召见内阁辅臣韩爌、李标、钱龙锡和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要求确定阉党名单。
韩爌等报了四十多人的名单，崇祯很不高兴，认为人数太少，要求再广泛搜罗，阁臣又增加了一些人报了上去，崇祯看后大怒，他斥责阁臣说，魏忠贤是一个内臣，如果没能外廷大臣奉迎，哪能有这么大势力，内廷与魏忠贤同党的太监也要加入名单之中（崇祯此时也许忘了，魏忠贤之所以能得势，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天启本人）。
韩爌等认为不妥，以外廷不知宫内的事为由进行推脱，拒绝惩处太监。
过了几天崇祯再次召见阁臣，他拿出一大堆曾经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奏疏，认为这些奏疏都是证据，要求把上疏的人都列入阉党名单。
崇祯这种吹毛求疵的做法显然经不起推敲，阁臣表示自己只是负责处理奏章，提出办理意见，并不负责司法工作，再次进行推脱。
崇祯又找到吏部尚书王光永，得罪人的事谁都不愿意干，王光永也不想趟这个混水，表示吏部只负责考核官员，不负责司法。无奈之下，崇祯只好找到刑部尚书乔允升和左督御史曹于卞，让他们负责拟定阉党名单。
崇祯二年二月，崇祯召见阁臣和刑部尚书乔允升、左督御史曹于卞讨论第三份逆案名单。韩爌、乔允升和曹于卞是东林党人，名列《东林点将录》之中，分别是天微星九纹龙大学士韩爌，天贵星小旋风右都御史曹于汴，天牢星病关索刑部尚书乔允升。他们都曾经受过魏忠贤集团的排挤，可以说是阉党的死敌，他们所列的第三份逆案名单应该说不会对阉党手下留情。
然而崇祯对第三份名单仍不满意，他问道，张瑞图、来宗道为什么不在逆案名单之中？
阁臣回答，没有证据。
崇祯说，来宗道在为崔呈秀母亲写祭文的时候用了“在天之灵”一词，非常可恶，而张瑞图也因为文笔好被阉党欣赏。
他接着又问，贾继春为什么不在名单里？
阁臣答道，他在移宫案中主张善待李选侍，不失厚道，后来虽改口显得有点反复，但他的看法也有许多可取之处。
崇祯说，正是因为他反复，所以是真小人！
就在崇祯这种吹毛求疵的要求下，又将一些人加入名单。
三月份，钦定的逆案名单终于发布，其中多达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几年前天启帝制定的东林党人一百多人的大名单，这两个名单将明朝的栋梁摧残得差不多了。
由于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昏庸，没有给予民变足够的重视，错失了将民变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时机，民变呈现出星火燎原的发展态势。
一边在挖墙脚，一边在拆毁栋梁，明朝这个百年老店己经开始摇摇欲坠了。这是缺乏统治经验又生性多疑的崇祯为自己愚蠢而又苛刻的行为应当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