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总责”的袁崇焕在北京外围没有和后金打一个像样的仗，连不像样的仗也没有打过，以至于后金兵摇头晃脑，走马观花来到了北京城，仿佛是在自家后院遛弯。
但是到了北京城下，双方己经没有虚与逶迤的空间了，必须撕下脸皮，给一个说法。
由于明军在北京外围没有集结，而是四处开花，此时到达北京城的除了袁崇焕的部队之外，只有宣府总兵侯世禄、大同总兵满桂率领的少量部队。
二十日，侯世禄和满桂率军在德胜门外与后金兵开打，战事进行得十分惨烈，侯世禄所部招架不住，率先溃败，满桂孤军奋战，寡不敌众，边打边走，最后仅剩百余名士兵。
满桂带着败兵退入关帝庙中，后来崇祯皇帝破例让其避入德胜门瓮城。
有些史书记载，被后金主力击败的满桂部在向关宁军防线靠拢时被关宁军弓箭部队攻击，满桂中箭，发现箭支上有袁崇焕部的标识，于是告到御前。
与此同时，袁崇焕率总兵祖大寿在广渠门与后金展开战斗，后金军败退南海子。
后金退却后，二十三日，崇祯在平台召见了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将领。
袁崇焕身穿黑衣戴黑帽进宫（以示有罪），见到大臣后，袁崇焕危言耸听，进行恫吓，大肆渲染形势危急，制造紧张气氛，企图让朝臣出面提出城下之盟，与后金进行和谈，解决五年平辽的难题。
他甚至威胁说：“满人此来是要做皇帝的，己经算好了良辰吉日准备登极了！”朝臣都被这句话惊得目瞪口呆，一贯严肃的毕自严被惊出了吊死鬼的样子，舌头吐了出来，久久不能收回去。
此时除了袁崇焕以外，全世界都怀疑他是在谋款诱敌，有意制造危局，因此没人愿意提出和谈，他的目的没有达到。
见到了崇祯以后，袁崇焕又极力强调局势危急，诱导皇帝议和。崇祯隐忍不发，顾左右而言它，只是对他表示慰问，并咨询了战守策略。
袁崇焕害怕引起怀疑，始终没敢提出议和的建议，但是他请求援引满桂的先例，让部队进城休息，崇祯断然予以拒绝。
火烧得很旺，烧得时间也很长，然而揭开盖子，水依然没开。
袁崇焕见胁和不成，只好想办法收场，以免露出狐狸尾巴。
二十七日，袁崇焕派出五百人的特遣队，潜往南海子，向后金军发炮，于是后金军“逃遁”。
崇祯看到后金己经撤退，决定逮捕袁崇焕。十二月一日，在做好京城的警卫工作后，崇祯以“议饷”的名义召见袁崇焕，同时密敕满桂、黑云龙、祖大寿赴召。
见面后，崇祯劈头盖脸地质问袁崇焕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射伤满桂三件事，袁崇焕沉默无语，于崇祯下令将袁崇焕“拿掷殿下”，投入诏狱。站在一旁的祖大寿受到惊吓，战栗不己。
此时后金军己经走到了卢沟桥，听说了此事，竟然又杀了回来，崇祯任命满桂为总理，统率明军迎战后金。
十二月七日，双方在永定门外战开了一场血战，在这场战役中，明军伤亡很大，满桂和总兵孙祖寿战死，另外两位总兵麻登云、黑云龙被俘。但是后金死伤也很惨重，不得不撤出战斗，北京城保住了。
这是一场迟来的决战，在这场战役中，名将之花满桂，凋谢在北京城下。
作为军人，满桂是完美无瑕的，他从来不选择对手，打仗很玩命，干活很实在。无论在辽东还是在京师，满桂打过的仗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打了——我赢了。
他打仗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战无不胜，二是每战必定受伤，然而这次，满桂受伤后再也没能站起来，为了保卫国家，他战死疆场，实现了一个军人的价值。
他是大明的战神，国家的栋梁之材。满桂死后，明军中无人再能与后金争锋。
请向满桂致敬！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崇焕的心腹大将祖大寿担心受到牵连，大敌当前的情况下，竟然擅自带领明军主力关宁兵跑回锦州，缺席了永定门外的这场大战，并对战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十二月末，皇太极率军东归，沿途攻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让阿敏率兵驻守，其余部队返回沈阳。
崇祯让人从狱中取出袁崇焕手书，去召回祖大寿，并让孙承宗以个人关系影响祖大寿，祖大寿这才放心回师入关，投入到收复永平、遵化一带的战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