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年间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战火纷飞的辽东，一个是狼烟滚滚的朝堂。
两个战场都很热闹，也很精彩，好节目层出不穷。
辽东战场有辽沈、广宁、宁远等战役，朝堂上则有梃击、红丸、移宫等三大案。
一个是武斗，一个是文斗，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一个用硬刀子杀人，一个用软刀子杀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一个比一个热闹。
前面我们己经介绍了辽东战场的各个战役，下面我们换个口味，来看看朝堂上脍炙人口的三个大案。
谈明史不能不谈党争，谈党争不能不谈“三案”，“三案”实质上是党争的三个议题。
“三案”本身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因为党争的介入显得诡谲，双方不断以此为题进行炒作，打击对方。争论随着朝代的更替，双方势力的消长而跌宕起伏，耐人寻味。
我们按照“三案”发生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分析，先来说一下梃击案。
梃击案的来龙去脉：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名中年男子手持木棒，突然出现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将守门太监打伤，闯进门内，后被太监们捉住。
第二天，太子朱常洛将此事报告万历，万历下令司法部门进行审问，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报告，嫌犯名叫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行为癫狂，但相貌言谈颇为狡猾，应该严加讯问。
万历又吩咐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报告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因为所积柴草被人烧了，一气之下疯癫病发作。四月份进京告状，碰到两个不知名的男人，让他拿着棍子诉冤，于是从东华门入宫并来到太子的慈庆宫，按律应该判斩立决。
案子仿佛可以结束了，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事情不简单，有人在幕后主使，不然的话，一个疯子怎么能闯入戒备深严的宫中，而且怎么能在众多的殿宇中偏偏闯入太子的宫中。
正因为如此，相当一部分人不想让这个案子这么快就结束，刑部主事王之寀就是其中之一。
五月十一日，他在狱中给犯人发饭，借机私自套问张差。
他令人端饭到张差跟前，说：“说实话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经过一番威逼利诱，张差供出有人许诺给他几亩地，让他跟着一名太监入京。后来又有一个太监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给他一根木棍，让他打人，并承诺如果打死人会救他出来。
王之寀得到这个口供如获至宝，立即报告刑部侍郎张问达，他认为张差“不癫不狂，有心有胆”，要求司法公审张差。
王之寀的报告抛出后，舆论大哗，很多朝臣都将此事与立太子一事联系起来，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
御史过庭训（人名）发文给蓟州地方官，命他们查明张差在井儿峪老家的底。蓟州知州戚延龄经过明查暗访确认张差在家里就已经得了疯癫病。
但是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时，张差有了新的供词，他供出给他引路的太监是庞保、刘成两人，并交代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
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张差的供述将祸水引向了郑贵妃及其兄郑国泰。
郑国泰急忙跳出来澄清，他赌咒说如果认识张差，就甘受寸斩。然而他擦屎反倒抹匀了，有人抨击他是过于紧张，反而让人生疑。
看到事情越闹越大，万历不得不亲自出面平息事态。
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万历与太子一起在慈宁宫召见文武大臣，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平息舆论。
万历指责大臣们有意离间其父子关系，他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对大臣们说道：“这个儿子很孝顺，朕特别喜欢他。朕从小将他养大，如果有想换太子的想法，早就更换了，何必等到福王就藩之后再换呢？”
朱常洛也对百官说道：“张差是疯癫之人，应该尽快处决，不要牵连他人。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界却议论纷纷，你们是心目中没有国君的臣子，还害得我要成为不孝的儿子！”
万历和太子现身说法，表演了一场父子亲情秀，平息了群臣的议论。
此后，张差被凌迟处死，庞保、刘成二人也在狱中被暗杀，梃击案终于在一片狐疑中暂时告一段落。
梃击案真相分析：
在三案中，梃击案是最悬疑的一个，真相己经不可考。
几百年来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事是国本之争的延续，与郑贵妃和福王脱不了关系。
我个人认为，这件事的本质是党争，与争国本没有关系，而东林党人贼喊捉贼的可能性不小。理由如下：
首先张差其人疯癫的情况是属实的。
因为任何一个智商没有问题的人，都不会为了几亩地进宫杀人，也不会为了一顿饭就招供。而且地方官员蓟州知州戚延龄也查明张差确实是有疯癫病。
其次郑贵妃为了给福王争皇位暗杀太子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刺客应该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而不是一个疯子，行凶的武器也应该是刀或枪而不应该是棍子。
让一个疯子拿着一根棍子去杀太子，实在是匪夷所思，有这种想法的人，纯粹是嫌自己活得时间长。惯看官场和宫中春风秋月的郑贵妃，显然不会愚蠢到这个地步。
总之，疯子易于操纵，棍子不易伤人，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只能是在演戏。
谁是这出戏的导演呢？那就要看这出戏对谁有利了，有利的一方可能是导演，而不利的一方不可能是导演。
梃击案表面的受害者是太子，而实际上受害人是福王和郑贵妃，因为此事很自然地就让人想起谋害太子，而太子的竞争对手正是郑贵妃和福王，郑贵妃不会演这个戏给自己惹嫌疑的。
郑贵妃和福王己经不是第一次被人利用了，早在万历三十一年的《续忧危竑议》妖书案，就有人利用皇位的继承问题进行派系斗争。
梃击案的另一个受害者是万历，甚至可以说万历是真正的受害者，郑贵妃不过是替罪羊。因为万历曾迟迟不立太子饱受批评，梃击案可以引发人们对于万历更换太子的联想，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帝要亲自出马上演亲情秀的原因，目的就是为了洗脱嫌疑。
而梃击案的真正受益者是东林党。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联系到当时的政治背景。
万历末年，朝廷上形成了围剿东林党的局面，东林党日暮西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由于万历对东林党的厌恶。挺击案一方面可以转移焦点，缓解东林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反击厌恶东林党的万历帝。
可以说，梃击案和之前发生的许多利用皇帝家事进行炒作的案件一样，目的都是要利用继承人问题打击万历帝。
另外，东林党人有制造梃击案的有利条件。
一是东林党人式微后工作重点转向太子，核心人物汪文言与太子的亲信太监王安关系密切，因此具有带人进入太**的便利条件。
二是汪文言出身刑狱，有制造刑事案件的经验。
三是汪文言长于纵横捭阖，他曾经利用非东林党人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非东林党人，是一个有谋略的人物。
东林党人在审理梃击案的过程中有炒作和制造矛盾的表现。
私审张差，抛出张差第一次供词的王之寀是东林党人，正是他将梃击案放大，并上报张问达。
而主持刑部工作的张问达也是东林党人，张差后来供出的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都是在东林党人控制的刑部会审时形成的，这些供词都附合东林党的目标。
而万历帝上演亲情秀，并杀死张差之后，张问达意犹未尽，不依不饶，紧咬太监庞保、刘成，可谓非常积极。
总之，东林党人在梃击案中有动机，有条件，有表现，嫌疑大于郑贵妃。
而太子本人后来很可能知道事件的真相，因此急于结束这个事情，他说道：“你们这些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这句话从语气和逻辑上看，是有所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