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长期不上朝，与君臣关系有很大的关系，而明代的君臣关系与言官制度密不可分。
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使和六科给事中。
御史着重监察官员和机关，属于一般监督。六科监督六部的业务，属于专业监督。一个对人,一个对事。
事实上“人”和“事”是分不开的，两者在现实中没有太大的区别，两者之间也可以互相弹劾。
这种监察机构的设置，十分高明，它解决了一个难题。
如何监督那些监督别人的人？
解决的办法是设置两套人马，让他们互相监督。这样就不会形成监察的空白和绝对的权力。
值得我们借鉴。
给事中还有封驳的权力（也就是否决权），其目的在于纠正皇帝的错误。
朱元璋给予大臣否定皇帝的权力，同时他还以法令、规制等形式，鼓励大臣直言进谏。朱元璋处处为子孙后代着想，处处为江山稳固着想，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朱元璋的祖制对后世有绝对的权威，后世的臣子在进谏时也往往以此为恃，有恃无恐，有时能达到登鼻子上脸的程度。
孟森对明朝以制度维持言官忠君之勇表示赞赏，并认为明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随着理学的复兴，逐步成为正统的封建意识形态，明朝的文官们在接受了程朱理学的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他们视名节重于生命，是标准的卫道士。
除了四书五经，他们鄙视一切知识，除了通过科举的进士，他们鄙视一切人。
在制度的保障、使命的驱使和礼教的影响下。明代的诤谏之风日甚，言官们不怕受罚、不昔挂冠而去，拼个鱼死网破，也要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真理。
而官员只要被弹劾，不论是否被冤枉，就会立即主动辞职，直到事情查清为止，以示决不模楞两可的态度。
讲正气、讲名节成为明代官场文化和政治生态的重要特征，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人们对于名节看得过重，声誉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资本，诤谏的动机也由单纯变得复杂，一些沽名钓誉之人，往往以诤谏为名谋取政治资本。
另一方面，明代言官虽有话语权，但职务很低，通过诤谏，可以增加能见度，从而快速升迁，一些中低级官员也越殂代庖，跟风言事。
这些官员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惟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辞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究竟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尖利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悚人耳目，一举成名，对其惩罚反而倒成全其美名，还会落下个箝制言论的恶名，使皇帝进退失据。
明朝末年，言官又往往为小人所利用，其言语权沦为君臣争权，党派斗争的工具。言官制度失去了初衷，有时甚至达到了乱政的地步。
在正德和嘉靖时期，诤谏之风形成气候，都发生过文官集团因集体诤谏受到梃杖，并有多人丧命的事件。
万历时期，诤谏之风进一步发展，消极因素增多，并由量变到质变，正义的外表下隐藏着各种争权夺利的算计。
这些算计无非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名”，一个是“利”。
礼部尚书的于慎行说：“现在士大夫看重节气，不怕生死，往往把廷杖戍谴这类的惩罚看作是登仙之路。一旦受到处分，就意气扬扬，一副舍生取义的样子”。
于慎行的话反映了诤谏的名节动机，而大学士许国则对诤谏的功利动机进行了揭露。
他说：“近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升官，又可掩饰过错，所以人人都争着走这个捷径，这个风气形成以后，简直没有办法能够禁止。”
万历对此风十分厌恶，他斥责群臣“屡借风闻之语”，找他的毛病，而对于“鬻货欺君，嗜利不轨”这类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实在是“好生可恶”。万历认为他们“每每搜扬君过”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沽名速迁”而己。
对于这样的诤谏，万历有也自己“独到”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不予处理，他说：“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于是“卷而封之”，这就是万历“不批”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