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采用给糖豆的办法，捋顺了纷争的文官武将，又经过一番洗牌、码牌、抓牌，明军在辽东的阵形基本确定下来。
前敌总指挥巡抚袁崇焕驻宁远，主将赵率教从山海关前移至宁远；后方有督师王之臣驻山海关负责关内防务，与大将满桂共同镇守山海关；再后方有蓟辽总督阎鸣泰。一旦发生战事，后方整体前移，阎鸣泰移驻山海关，满桂出关驻前屯进行策应。形成了战时一城援一城，守时一城顶一城的战略格局。
然而天启对辽东的局势仍然不放心，他感到君在内，将令有所不知，于是派出太监到辽东任监军，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和军情的掌握。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明廷任命刘应坤为镇守山海关太监，陶文、纪用为左右镇守太监，孙茂霖、武俊、王莅朝为分守中军太监，发往辽东要害位置监视军队。
对于太监监军这件事，许多人哧之以鼻，有的一谈起来就咬牙切齿，愤恨不己，窃以为大可不必。
认为天启是一个昏君，魏忠贤是一个擅权的坏蛋，太监们是误国的奸贼的看法，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
虽然众口一词，但这不是事实。
明成祖朱棣是史上最重用太监的皇帝，仍不失为一代英主，郑和也当过监军，西洋归来后还镇守南京，仍为人们所称道。
在君主专制的大背景下，君主利用太监，无非是为其统治服务，太监无论做什么，都是被君主驱使，这点上没有太大的不同。
事实上，天启并非一个昏君，魏忠贤也并非那么不堪，太监们在明代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真正误国的并非生理有缺陷的太监和使用太监的帝王，而是那些满腹经纶的文官。
自万历末期以来，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整日炒作议题，纷争不己，屡禁不止。天启初年斗争达到白热化，文官集团以“三案”相构织，陷害打击政敌，不以国事为重。
一边是外战靡烂，一边是内战正酣。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还有比这更令人心碎的事吗？你当皇帝你也急！
文官集团的腐朽是女真兴起，明军不断失利的一个根本原因。
让文官集团闭嘴，把大家的目光集中到国事上来，共赴时艰，是当务之急。
问君何能尔？只有用太监！
天启很聪明地以魏忠贤为白手套，果断驱逐了东林党，使万历以来腐朽散漫的朝纲得到整肃，文官集团不再争吵，世界终于清静了！
这为国事走上正轨奠定了基础，天启抓到了点子上。
很多人都往魏忠贤身上吐口水，但是其中有几个人真正研究过他呢？不过人云亦云罢了。十分悲哀！
无论是天启还是魏忠贤，或是其他太监，都没有原罪，他们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认识。
从明朝的角度看，在辽东局势靡烂、形势窘迫，内无能臣辅弼，外无猛将靖边的情况下，用太监监军，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事实上，太监监军后，辽军军纪为之一振，战斗力得到提高，辽东的战局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虽然不足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力量依然薄弱，但是防守得到了加强，不久之后发生的宁锦大捷，不能说与此无关。
不过宁锦大捷要在一年以后才发生，我们以后再说，现在的事情是，牌己经码好了，下一步究竟该如何出牌？
这是负责关外的前敌总指挥袁崇焕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不容易解决。
打仗就像踢球，既要搞好防守，又要搞好进攻。
技高一畴的一方重点搞好进攻，技不如人的一方只要放弃进攻，玩命防守，保证城门不失也不是难事。
但如果技不如人，又要开展进攻，事情就很难办了。
袁教练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难题。
后金技高一筹，以3：0领先，无意再扩大比分，只想维持到终场。
明朝在防守上站稳了脚跟，后方不再是大漏勺，但是临门一脚的能力就象是中国足球，仍旧十分疲软，在比方落后的情况下，又不能死守，必须进球，将比分扳平。
擅长的防守用不上，进攻又缺乏能力，搞不好还要失球，明军处于一种既不能攻，又不能守的尴尬境地。
喜欢揽权的袁教练也为自己揽了一个难题，下一步他该如何出牌呢？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打破了僵局。
后金的门将被亮了红牌——努尔哈赤死了。
这个让明朝发抖，给明朝带来许多痛苦和失败的人离去了，明朝再也用不着害怕他了，明人肯定会弹冠相庆，不过他们也用不着高光得太早。
对方的门将被亮了红牌，并不意味着明朝就可以进球了，临门一脚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也不敢冒然发动进攻。
但努尔哈赤的死为袁崇焕打和平牌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敌人最脆弱的时候，袁崇焕没有向敌人投掷刀剑，而是伸出了橄榄枝。
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他派出使者，凭吊努尔哈赤，并贺新君即位，从此开始了有争议的和谈事业。
他是辽东有事以来，第一个与后金和谈的明朝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