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妈妈是个上海女子，比张伯伯小了近十岁，早年间也是因为爱情义无反顾地从上海远嫁去了北京。不过有一年政府部门突然有人找上门来，才揭开了茅妈妈的另一段离奇身世，原来茅妈妈竟然还是日本人。早年间日军战败，在上海留下不少遗孤，当年出身大家闺秀的阿婆看着可怜，就收养了她，后来又上学学了医。改革开放后，日本国内的亲戚还来了中国不少趟，反反复复好说歹说希望茅妈妈能回国，但每次都被茅妈妈断然拒绝，无奈遗憾而归。在张不伦的记忆中，茅妈妈一直就是这样一个脾气稍微有点执拗的人。
或许正是因为骨子里这种固执倔强的性格吧，得知自己的丈夫被下放到了基层以后，在北京工作的茅妈妈在随后的两三年里充分展示了什么叫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黄河不死心的狠劲，天天在单位对领导是围追堵截，死缠烂打，反正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终于也拿到了一个下放基层的名额，如愿以偿分配到了合肥一个生产消防器材的工厂医务室当医生。
茅妈妈来的那天，很是感谢张不伦一家对张伯伯的照顾，大包小包给张不伦带了不少礼物，让张不伦着实过了一段幸福时光。
1977年，张伯伯和茅妈妈的儿子张庆出生，由此也开启了两家人几代人的世交。不过在上海的阿婆那时候一直认为除了上海都是乡下，觉得合肥各方面条件都不行，于是自小就把张庆接到上海，有时候也会回合肥住一段时间，每次回来的时候总是张伯伯喊着张爸爸一起，骑着自行车去火车站接人。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张庆一天天长大，回到合肥上了学，参加了工作，在以后的岁月里，又演绎出了另外一段故事。
退休后的张伯伯和茅妈妈最初留在了合肥，把在北京出生的外孙女茅茅接到身边悉心照料。张不伦有时候下班在大院里经常会看到小茅茅被他们宠溺地搂在怀里，看到张不伦便会大声喊舅舅，咯咯笑着，相当的活泼可爱。
后来两位老人家岁数渐渐大了，最终还是被在北京的女儿和去北京创业的张庆接回了北京，住在岳各庄305医院附近的一个三居室里。
张不伦每次去北京出差都会去登门探望张伯伯和茅妈妈，那时候张伯伯就会很高兴，精神总是很好，满面红光，声音洪亮。等茅妈妈忙里忙外开始准备一大桌菜的功夫，张伯伯就会一边询问厂里的近况一边忙不迭地给儿子女儿打电话，说张不伦来了，让他们中午回来吃饭。
大盘小碟错落的饭桌上，看着在和张庆喝酒的张不伦，张伯伯总会哈哈大笑指着张不伦说：“这个小东西啊，我从小就看着有出息，小小年纪就捧着《三国演义》还有《赤脚医生手册》看……”
也没混出多大名堂的张不伦那时便会讪讪的笑，挺不好意思，张庆往往在一旁挤眉弄眼，说哎吆我哥小时候还有这事呢，爸您记性可真好！说完还看看父亲，就等着老人家抬杠。然后捣捣张不伦，两人继续喝酒，满屋温馨。
据张庆弟弟爆料，回了北京的张伯伯每天都会坚持晨练，早上到了家门口还要挨着墙再拿个大顶，倒立着贴于墙上，一直要听到匆匆上楼下楼的人一声惊呼：“嘿，嘿，看那老头唉，哎呦喂，可真棒嘿！”老人家这才缓身而下。
二十世纪初，厂子效益越来越好，规模越来越大，工厂改叫公司了。公司领导们一商量，要改善医疗条件，给职工办点实事，于是另辟新址盖了个医院大楼，把老职工医院整个搬了进去。
新的医院大楼雄伟豪华，硬件软件条件那不是一般的好。可没过几年赶上体制改革，如同子弟学校被划归教育局管一样，职工医院也划给了医疗系统管理，再后来又和另外一家大集团医院进行了合资，好像还评了个二甲还是三甲。
那段时间，职工医院的老医生陆陆续续都退休了，又多了许许多多陌生的新面孔。职工医院模仿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和市里医院一样都是要收费的，价格也差不多。也不知是生活条件好了还是人们注重健康意识了，反正去市里看病得越来越多，去职工医院的倒是越来越少了，当然据说也有人反应职工医院服务态度越来越差。
应该是在和医疗系统交接的那段过渡日子里吧，医院的经费暂时还是由厂里面来出。有天张不伦去总经理办公室办事，那时总经办权利还不小，管着各类非生产类物资设备采购审批。进门就看到了医院新上任的程院长，拿着一份申请购置医院新办公设备的报告在和总经办主任据理力争。总经办主任和张不伦同一年进的厂，是个较真之人，那天也不知是心情不好还是本身对职工反映医院的事情有意见，唇枪舌剑之间，毫不含糊的就在报告上写了批示：“好的医院不在于要买多少好的设备，而是要踏踏实实抓好医风医德建设！”当时把张不伦笑得不行。
2004年，厂里采购部的一个小伙子咳嗽发低烧，在职工医院被当作感冒发烧被吊了两个多星期的水也不见起色，于是赶紧去了市里大医院一看，肺癌。消息传开，这一下厂里可就炸了锅了，七言八语议论纷纷之下，那一段时间，职工们有病基本上也不愿去职工医院看了，还有人开玩笑说去职工医院那就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
张不伦后来搬到了市里，附近就是一家三甲医院，因此也好多年没去过职工医院。
2021年，张不伦有天偶然路过职工医院的时候，正好那几天牙有点不舒服，于是就想进去看看。大楼耸立依然，只是挂号的时候被告知口腔科已经撤销了。
张不伦失望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