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看了《夕阳红》2017年5月25日8版“淄博记忆”：1942年4月刘少奇接见许光明文章。我还知道，刘少奇想了解煤矿情况，许光明同志就和他来到淄博，住在青州与淄博交界的杨集村，叫交通员捎信，让陈守法同志去了杨集。《淄博矿务局局志》有记载。
这是当年我采访陈守法同志的文章。
刘少奇批准我开“饭庄”
1928年我在淄博煤矿的罢工斗争中参加了工会组织；1936年，党派张天民（解放后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中国建筑工会**）同志来淄博任洪山矿地下党支部书记，经他秘密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党组织派我到第五战区（驻沂水县）抗敌委员会学习；1940年洪山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上级派我和于荣（于是胶东人口音不同不久即回）同志来淄博建立地下联络站，我任洪山矿区地下党支部书记。1942年刘少奇同志来山东，我向他汇报了淄博党的地下工作情况。“**”中被批斗。但我对那次向少奇同志的汇报却终生难忘。
那是1942年的秋末冬初，山东《鲁大公司》（在青岛）“淄川炭矿”的日本鬼子正施行第五次“强化治安”，对煤矿统治更严，对矿工更残酷。一个普通矿工拼着性命干24小时，只能挣三斤橡子面或二斤豆饼。汉奸狗腿子也跟着胡作非为。那时侯地下党组织的力量还比较薄弱，总共只有八个党员。按照党的指示，我们领导工人开展反饥饿、反压迫、反对打骂工人的斗争。矿工们都焦急地盼望八路军打过来……
四月的一天，工人联络员刘守先悄悄对我说：“上边传下通知，要你马上到青州杨集村去，有要紧的事情！”我听后甭提有多高兴了，在这紧张的关头我多么需要向党汇报工作，听取党的指示。我怕走后发生意外，忙把一些文件、《大众日报》等整理了一下藏起来，又找到党员孙兆玉说：“我要上山去了，家里的事情你照管些，我当天就赶回来，有人问，就说我去罗村赶集去了。”
从洪山到杨集九十多里路，又是一路爬山，还要淌过淄河，道路十分难走。那就是说一天要走完一百七八十里路。这些困难我都没有放在心上，最使我伤脑筋的是从洪山到罗村这一段路上，敌人岗哨密布，盘查很严，万一发生意外当天就赶不回来了……
就在这时，我听说明天有一小队日本兵搭乘汽车去罗村，于是，我就在敌人身上打开了主意。我忽然想出一计，那就是“草船借箭”……
由于同志们的帮助，我搞到了一个“淄川炭矿”的“里工”牌子（那时工人分里工、外工，里工是固定工，外工是临时工）挂在胸前，打扮成一个炊事员的模样来到矿里，跟着日本鬼子爬上了开往罗村的汽车。
和我预料的一样，一上汽车，日本鬼子就瞪着怪眼，把明晃晃的刺刀顶在我的胸口上问：“你是干什么的有？”
我从容不迫地回答：“在矿上的做饭。”
“到那里去的？”
“到三坑去的。”（三坑就在罗村村外）
“你是不是八路的干活？”鬼子把眼睛瞪大了。
“土八路不敢来这里转悠，我的做饭。”
敌人见我神情镇静，从容不迫，便收回刺刀不再理我了。汽车一直把我送到罗村，下了汽车我跟着鬼子去三坑转了个圈，借个机会我溜出三坑便上了往东的山路。
从罗村到淄河这段路是我军的游击地区，虽然还有稀疏的日本岗楼，但都是汉奸把守容易通过。我一口气翻过了几道山岭没有遇见过敌人
翻七岭，越八山，前边过了淄河滩。刚过去河，就遇到了一伙汉奸。他们耀武扬威地问：“到那里去？”
“西崖头村。”
“干什么？”
“买羊”。
“哪里人？”
“佛村。”（当时，佛村、西崖头，都是敌人据点）
这伙汉奸见我挂着“淄川炭矿”的“里工”牌子，像个炊事员的样子，又是买羊，也没再问，我就走了。
过了西崖头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一道淄河水把河东、河西分成了两个世界。西河岸人烟稀少，见到的只是鬼子的刺刀，汉奸的奴才相，刚出土的麦苗也稀疏焦黄，毫无生气。河东岸是一片太平景象，山顶上翠绿的松柏把身躯高插进白云里，路边的蓖麻棵上还挑着绿色的叶子，田里的麦苗黑油油的一直铺向天边。八路军战士们把枪竖在地边，帮助老百姓冬耕，有人哼着抗日小调……，看到这光景，我激动得鼻子一酸差点留下泪来，心里就像见了母亲那样激动。
杨集是一个有300多户人家的大村，我飞步走到村头，对站岗的战士说明来意后，那位同志马上领我到团部，刚进团部门口，许光明同志迎面走出来，他身后跟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许光明同志当时是淄博职工工作部部长，他见我马上伸出欢迎的手来说：“你可来了。”幷转身介绍说：“这是刘少奇同志。”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刘少奇。他戴着一顶黑色毡帽，面孔瘦削，但精神很好，穿着蓝色的粗布衣服，脚上穿一双厚底布鞋，完全像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心想，中央负责同志不避风险，亲自到这偏辟穷苦的山区来指导工作，对我们矿工是多么关怀呀！
少奇同志笑容可掬地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辛苦了，跑了这么远的路，累不累？”
我连忙回答：“不累，不累。”
少奇同志拉着我的手一直回到屋里，一位同志送来了茶水，少奇同志热情地让我喝茶，还问我饿不饿？
我说：“不饿。”接着又对少奇同志说：“我还需要当天赶回去呢！”
少奇同志说：“好，应当早赶回去，敌人统治很严，住下也不合适，喝点水，休息一下，简单地把你们那里的情况谈一下吧！”
我向少奇同志汇报了煤矿工人受苦的情况，敌人的武装力量和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少奇同志全神贯注地听取了我的汇报。
少奇同志问我，工人们有什么要求。我说：“兄弟们太苦了，大家都翘着脚盼望八路军早些把他们解放出来。”
少奇同志指示说：“要使工人不受压迫不受苦，就需要我们搞好地下工作，团结广大群众，积蓄幷保存力量，巧妙地灵活地和敌人进行斗争，创造反攻的良好条件，万不可有急躁情绪，要树立准备作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
我倾心地牢牢记下了少奇同志的教导。
少奇同志问我工作有什么困难？我说：“在矿井下干活接头开会不方便，活动也受限制，最好能在洪山镇开个小饭馆，这样开展活动，救济工人都方便……。”
少奇同志说，这样做比较好，但不要把生意搞大了，免得引起敌人的怀疑。少奇同志一边说着，一边指示淄东工作部的同志给了我50块大洋（银元），幷说，这钱作为你们的活动经费和救济工人用，从现在起，你们可以自力更生了。
我汇报完以后，少奇同志说，“我们吃饭吧！”我知道，当时同志们的生活是非常苦的，经常吃糠咽菜，高粱饼子和咸菜就是最好的饭食了。但是少奇同志还是叫人新摊了小米煎饼，跑出三里多路买来了羊肉、豆腐。当同志们把这样的饭菜端到我脸前的时候，我的眼圈有些湿润了，党是多么关怀我们工人啊！
吃饭的时候，少奇同志还指示了一些发展组织、散发传单、接头开会的秘密方法。
下午，日头大西了，我告别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送我到大门口，紧握着我的手说：“回去后坚持斗争，胜利时再见。”我走出老远了，少奇同志还站在门口看着我。
当天夜里我赶回了矿山，把少奇同志的会见告诉了同志们，大家的情绪像火山一样沸腾了。
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我在洪山镇开起了一个小饭馆，起名叫《玉来饭庄》，发展组织，秘密搜集情报，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人掀起反抗斗争……
1943年，淄博大歉年，矿工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地下党支部便发动群众连续组织了几次抢煤、抢粮活动，特别在宣传抗日活动中，党员杨学胜利用晚上在炭矿的广场上放电影的混乱机会，把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贴到一个日本兵的后背上，让他带回营房，敌人在大惊之后也知道我党地下活动又深入到矿区，《玉来饭庄》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经常到饭庄转悠，晚上也发现被监视。当上级指示要我马上撤出《玉来饭庄》后，饭庄便遭到了敌人的围袭、破坏……
1964年，我曾给刘少奇同志写过一封信，汇报了我的情况，不久，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幷来了两位同志访问了我，把我从事地下斗争保留下来的子弹、炒勺等八件实物收去，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幷赠我一枚纪念章作为留念。
（韩丙祥采访整理）
说明：
据《淄博矿务局局志》记载：1942年刘少奇来山东，在临沭县接见淄博职工部长许光明。
这是许光明同志陪同刘少奇到了青州府的杨集村，捎信，叫陈守法（采访时已经95岁）同志去汇报煤矿工人运动的一段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