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宋一百多年间政治舞台上，充满了比较野蛮的民族的刀光剑影。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而深刻的影响，在与西夏、大辽的鏖战中，我军多有失利，因而土地被割让，财富像水一样流入这些牧猎民族统治者的帐幄。自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始，前后几次被迫签订或修订割地、称臣、输纳银绢的长期协议。输辽岁币年最高额为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输西夏的年最高额为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而那些临时的、一次性索讨，次数与数额亦相当可观。还有表示“怀柔”而赐发的币帛，真宗时一次就赐给西夏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至于遭到强行掳掠所失的财富，更难以胜计。这些巨额的岁币负担，必然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从而激化了此时的矛盾。”
“由此可以看出，我朝乱民起事虽多，但包涵着特殊的原因。这些起事固然和上层的奢靡及土地兼并有关，但主要还是牧猎民族的掳掠侵犯，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造成的。事情到此还未止，我朝为了抗御牧猎民族统治者的进犯和扑灭乱民起事的怒火，必然增加军队数目和军费开支。太祖时，兵力不满二十万，仁宗庆历年间，已超过一百二十五万。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后，民兵数额激增，保甲兵达六七十万。故仁宗皇祐年间宰相韩琦云：‘今二边虽通好，而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养兵之费要占国用十之七、八。至于战争直接造成的焚毁蹂躏、生灵涂炭，以及大辽统治下北方地区生产关系的倒退，屯田军造成的田园荒芜，更是无法胜数。”
“上述局面的造成，自然也和我朝政策上的失误与上层的腐败有一定关系，但无可置疑，主要原因在朝廷方面。”
“纵观历史，曾多次出现过落后民族侵袭先进文明地区的事实，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而用这样一种简单翻案方式处理极其复杂的民族战争，是很危险的。”
“一个纳字，让我朝蒙羞日久，已经不甚光荣了。仁宗在位岁久，政颇宽仁，然亦极因循腐败。兵多而不能战，财用竭蹶而不易支持，已成不能振作之势。，仁宗崩，英宗立，在位仅四年。神宗继之，乃有用王安石变法之事。”
“王安石的变法，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然则为可行之事。但可行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他所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余于弊的，青苗就未必能然。方田均税，在他手里推行得有限，后人踵而行之，则全是徒有其名。学校、贡举则并未能收作育人才之效。我朝当日，须最急的是富国强兵。王安石改革的规模颇大，则是专注意于富强的，尤其此君偏于理财。其结果：裁汰冗兵，确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所置的将兵，则未必精强，保甲尤有名无实，而且所引起的骚扰极大，安石为相仅7年，然终神宗之世，守其法未变，但因事势的不容许，只得先从事于其易，则徒招劳费而已。而于冗官一处，却是殊无建树，所设之议事处反而是大增官宦，尤胜于往昔。”
“其次，我朝出现的另一大害是土地买卖的机会增加，土地转移频繁，造成了双重的社会效应。从唐代始，土地买卖还不是到处可见的，门阀地主的土地主要不是靠购买而得。至我朝则不然，随着世族势力的衰亡和品官地主的兴起，各阶层的流动和新陈代谢加快，土地很难长期稳定在一定人员的手中，转移日渐加快。也使土地卷入商贾交换领域，进行买卖成了半公开半合法之事。汉代称兼并土地的人为‘豪民’，唐称为‘兼并之徒’，而我朝，‘则公然号为田主矣。’由被指称‘兼并之徒’到公然誉为‘田主’，变化可谓昭然。土地转移加速，带来的效果是产生了新的土地兼并。我朝承平寝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土地兼并的结果，必然导致大量自耕农丧失土地，引起暴民的反抗，而走上另一条恶性的的循环怪圈。”
朱武他们五人对于我这个在二十一世纪从网络上的文章撷取的大宋官方数字面前只剩下目瞪口呆的表情：从来没有人这么深入的从宋与辽夏的根源上去看大宋的问题，大家平时谈论当代弊政也只是轮廓上的概念，我所谈论的和众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这些轮廓却使他们感到不寒而栗。
这时，侍卫徐宁小跑进来道：“老爷，家里有事，大家在催您回去呢。”
“好了，我有些事要回去处理，有空再与你们聊。”其实我早打定主意，呆会一回去要马上给这几个人无论是骗是抢也要把人给我拉到皇宫来，这几个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我这刚一走，朱武和宗泽等五人面面相觑，宗泽小心翼翼地向朱武道：“朱兄，你看，这……”
“宗兄且请宽心，我定远朱武几时何曾看错过人呢？”
这时在一旁的周侗插嘴道：“我相信朱武的眼光，鬼谷门人要是会看错人的话，可别让人笑掉大牙。凭我个人经验看，如果今晚宫中无大事的话，最迟后天，诸位可以得到皇上的召见了。”
朱武大笑道：“不错，看刚才皇上瞧我们五人的眼光，那除了欣赏还是欣赏的味道在里面呢。”
“皇上？”种浩与李纲一顿，竟不由的跌坐在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