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晓卉也看到了他，他们互相看了一会儿，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后来有一天，武晓卉说，提老师，对不起，你是个好人。我不该对你那样。可我不是有意的，你知道的。
提山坡说，我知道，我知道的。
说这话的时候，平房区已经罩上了黄昏的影像，不再冒出乌烟的烟囱用自己依然醒目的骨骼顽强支起了一片最后的睛空。什么虫儿和什么鸟儿都开始在做功课一样地叫晚了，它们的叫声就浓浓地染入了烟囱支撑起的晴空里。
这儿真美。我经常想起它，梦见它，我忘不了这个地方。在我的眼中，再高的大厦也没这儿美。武晓卉说。
哦，你说得对，这儿是美的。提山坡说。
武晓卉在外面找了一份文字校对的工作，这样工作就可以在家里进行，买菜做饭什么的样样都不耽误，还可以随时和母亲说说话。该什么时候熬药、该什么时候替母亲洗澡，有条不紊。渐渐地，母亲淑芬的状况有年恢复，气色明显好看多了。
征得领导同意，提山坡把《星期刊》的一部分校对交给了武晓卉。武晓卉接受了。默默地看了提山坡一眼，没说什么。但还是能看出她内心的惊喜。提山坡每次把大样交给她的时候，她都忍不住立刻将上面的文章，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粗略地过一遍，嘴角浮现出调皮的笑容。她的校对又快又好，是提山坡没有想到的，一两个整版，她当晚就可以完成。差率低于1/10000。大部分时间不出任何差错。她经手的稿子，提山坡是最放心的，大都直接签字付印。她的眼睛特别尖，一篇3000余字的讲“脑体差别”的稿子，正文先后用了十四个“差别”，提山坡连看了几遍都没问题，到了她的手里，一眼就看出其中第十二个“差别”误打成了“羞别”。其他诸如“干嘛”（“嘛”应为“吗”）、“做的对”（“的”应为“得”）、“高兴的说”（“的”应为“地”）之类的别字，都逃不过她的眼睛。提山坡印象最深的是武晓卉对使用“做”这个动词的见解。一篇文章中有“做贡献”这三个字，武晓卉看了果断地将“做”改为“作”。
提山坡说，小卉，这三个字应该是正确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字幕，都是这么写的。
武晓卉说，那可不一定。我觉得你们出版报纸，应该使用最规范的文字，如果是错别字，不管是谁曾这么用过，也只能是错别字。这“做”和“作”的用法有相同之处，不过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它后面接非动作性词汇时一般应用“做”字，如“做作业”、“做人”、“做文章”；接动作性词汇时则应用“作”字，如“作报告”、“作调查”、“作贡献”之类。如果不顾它们的区别，把不同的用法混为一谈，可能将来大家遣词造句就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了，一个字、一个词想怎么用便怎么用，不讲语法，就像电视里的许多广告词那样，让人听了一头雾水岂不大乱了？
说得提山坡频频点头，若有所思。他说，小卉，你说得很有道理，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自己应该向你学习，细心、认真。一丝不苟。其实有些失误，只要沉下心来去思考，应该是可以避免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大事情，解决一些大问题，可是什么事情才算是大事情，什么问题才算是大问题呢？总是大事情没做成，大问题没解决，许多看起来小的事情、小的问题却被忽略了，小卉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挺可笑的？
武晓卉说，别这么说，提老师，人无完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没有遗憾，聪明的人是那些设法使自己少一些遗憾的人。我现在说着这样的话，觉得自己的脸都要红了，因为这些并不全是我自己的思想，是我记住了别人的一些经验。实际上我一个小女子，是没有资格与你对话的，是你不摆架子，我才敢这么放肆的。
提山坡说，我发现你很会说话，很善于说服别人，我都服了你了，你为什么不写文章呢，你可以写出好文章来的。
武晓卉说，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说服什么人吧，你知道么提老师，平时我是不大爱说话的，在家里是这样，到了学校也是这样，我的同学们就叫我“冷面哑女”。班级发言，我要么没言可发，要么是最后一个。我没有想要说话的冲动。我很孤独，我知道只要自己一开口孤独就没有了，可我就是开不了这个口。有时候我真是挺恨自己的，妈妈也说我，我也下过决心，但是不管用。不知为什么，我喜欢与你对话。我可以经常与你对话么，提老师？
当然，提山坡说。
他们之间的话就多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