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自己都做了什么，这些年以来自己都做了什么，想想真是可悲又可笑。一天到晚忙忙碌碌，而且不止他一个，他陪着别人，别人陪着他，躲在有空调和电热磁化饮水机的办公室里开会、画版、选照片、拟标题、改文章。
根据总编的要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大众日报》不是放在报架上，而是放在做工精致的铝合金阅报栏里，阅报栏镶嵌在墙壁上与人站立时的视线保持同一水平，一进门就能看到，这样可以更好地领会上级的政策和精神，以此来规定石油城日报选用稿件的标准。而编辑、记者的任务就是按照这样的标准组织稿件、编发文章。
因此报社里的工作就好比一条新闻生产线，编辑和记者就好比生产线上的操作工，生产线这边将原料吃进，那边生产出成品，整齐如一，质量可靠。
只要印刷机不出故障，只要油墨和新闻纸没有问题，他们的报纸就不会有问题，至少不会出现重大偏差。
提山坡的经验是，随着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日常工作也越来越机械化了，每一年的工作重点其实就是围绕着一些节日做文章，而什么样的节日做什么文章，都是有一定之规的，三八妇女节说妇女的作用、妇女的解放任重道远；五一劳动节说劳动者的伟大、向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劳动者祝贺节日快乐；六一儿童节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儿和未来；七一党史的生日说党的光辉历程、新时期加强党建和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八一建军节说居安思危和国防现代化、军转干部安置、拥军爱民；十一国庆节说祖国就像亲爱的母亲，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再就是元旦节和春节，问候、祝福，向各行各业节日期间坚持生产的广大职工同志们致敬、向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致敬。
加上联合国的一些纪念日，如“戒烟日”、“爱牙日”、“艾滋病日”等等，整张报纸已经满登登的了，他们还需要干什么呢？
如果发表出来的文章有个把错别字，发表出来的照片有一点模糊，都是细枝末节，是可以允许的。比如新闻出版署即允许3/10000的错字率。只要标题别给弄反，重要人物、特别是重要领导人物的名字正确，照片不颠倒，他们的报纸就是合格的，他们的工作也就是合格的。
因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不能保证完全杜绝错别字。但为了精益求精，为了把工作做到家，报社内部作了更高的要求，将新闻出版署3/10000的错别字率提高到不超过1/10000，提出“完美报纸”的口号，并要在三年内实现此目标。
因此消灭错别字就不仅仅是校对人员的事儿，也是全体工作人员，包括编辑、记者共同的责任。
提山坡心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使命么？
自此以后，这个问题开始萦绕于心，不能释怀。
也许后来的重返校园，起因便是萌芽于斯，是不是这样呢。
反正提山坡经常去淑芬和武晓卉母女家，他觉得自己必须如此。
武晓卉不欢迎他来，她对他的成见太深。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他相信她们母女正需要他的帮助，而他是真诚地想为这个家庭做点什么好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想杨自己这份心意终究是会被理解的。即令他永远不被理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现在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就是说，他知道其意义之所在，这与他感觉窒息的办公室工作是大不相同的。
走近这个相依为命的家庭，某种简单而又无处不在的挂牵使他感受到了久违的人情之美。
晚上过来，他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或凳子上，武晓卉在卧室里与母亲一起说着什么，没有人理会他，这样也好，他可以专心地呼吸房间里流动的空气，直到他觉得该离开的时候。
武晓卉对于他的到来，不再有激烈的不快反应，她本来正在看着电视里的一段英语节目，他一进客厅，她便躲进自己的房间或母亲淑芬的卧室里了。
有时候，她也不躲避，兀自看着电视，偶尔扭头冷冷地看着提山坡。
提山坡每次来，呆的时间都不长，一般是坐一会儿便离开。
武晓卉是不跟他说话的，离开的时候，他冲卧室里的淑芬大声说几句话就告辞。有时候随身带来一些常用药，告诉她该怎么服。有一次闲聊，听到淑芬提及以前喜欢吃西红柿的，现在的西红柿没以前那么周正了，生得个头倒是不算小，可经常是奇形怪状，本来圆圆的东西却成了尖不溜秋的，看着难看，吃着也没以前那么好味道了。
过了几天，提山坡就带来一些又红又圆又大的西红柿，说这是他们报社一位家住一层的同事自己院里种的，给他打听到了，就自告奋勇地替他收了几只。绝对的“绿色”，绝对的无公害。
提山坡讲解得正起兴，没想到武晓卉发了火，将西红柿扔了出去，说他这是假情假意假惺惺。
她浑身抽搐着说，你呀真是好恶心，捅了人家的刀子再做假善人呀！你那篇文章给你带来了多少奖金呀，你是不是因此还提了职买了房？可是你给我们家带来多大的痛苦你知道么，你以为凭你这几只烂西红柿就可以把人心收买了么，我们家不需要你的同情，你知道么！
提山坡很难过，鼻子酸酸地站起来匆匆告辞，回头看看自己面前这个如此瘦弱的女孩，看看卧在床上的武军的前妻，再次感到自己的罪孽之深重，他流泪了。
武晓卉也在流泪。
淑芬对提山坡表示了自己的歉疚，在卧室用了力气说，主任同志啊，小卉子她不懂事，可她的心眼不坏，你千万别见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