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竹信筒内装着的是一个叫伯慎（司空张温表字伯慎）的朝中大臣，写给北中郎将卢植的一封私信，早先廖淳曾听渠帅马元义说起过，朝中大臣是不能与在外领兵的将军私通书信的。廖淳心想：难怪一路上这送信的信差如此的谨小慎微。违抗皇命来私通书信，不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于是他迫不及待的打开书信去看上面的内容。
只见信中写道：“子干兄见信如晤：兄离京两月有余不知在前方剿贼是否顺利？近来陛下忧心于冀州的战事，每每向朝中大臣问起，而十常侍则乘机进谗，言兄怠慢国事，因此陛下欲派小黄门左丰前来军前体察军情，这左丰乃‘十常侍’张让之心腹，为人贪婪且阴险，望兄勿吝财帛，小心应付此人才是，以免惹祸上身。”
书信的落款是“伯慎”，廖淳并不清楚这伯慎是何许人也，而且书信的内容也让廖淳十分的失望，他一开始认为这从洛阳发出的应该是什么重要的军情；后来当发现是朝中大臣的私信时，又满心以为这冒着违逆皇命，私通领军将领的书信应该会是什么重要的秘密，然而偏偏什么都不是，信中的内容也就是一个小气鬼的朋友劝小器鬼贿赂贪官的事。这点小事也至于冒着生命危险来私通书信，这让廖淳很是费解，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件事后来一度改变了冀州的战局。
廖淳做事还算比较谨慎，他撕碎了这两封书信，然后与何邑、卞喜、裴元绍三人商议如何去往巨鹿。一开始众人只想着过河的事情，可过了黄河才发现，这黄河的北岸对他们这帮荆州人来说，是人生地不熟，没有地图，在这战乱的年代，想在路上找个人问问都难。
目前他们还有另一个困境，二十个人中有十六个人身上除了条裤衩便啥都没有了，幸亏现在是夏天，天气热还不至于冻着，另外卞喜穿着宽大的方士服，看他的样子走路都有些困难，就更别说打斗了。这二十人中一眼看去也就廖淳、何邑、裴元绍三人还算正常，可是廖淳还穿着官军信差的衣服。后来卞喜学廖淳的样，索性也换上了那个替“伯慎”送信的倒霉蛋的衣服，以他们现在的样子来看，活脱脱就是一群标准的流民，在战场上捡了两身官军的衣服外加四把破刀。在如今这种情形下，十二个精壮汉子可是抢手货，不论是碰上官军或者是自己人他们都会被对方抓了壮丁，因为光凭口说没人会相信他们是黄巾军，他们已经丢了作为黄巾军的唯一标志“黄色的头巾”。
另外他们口袋中的粮食已经不多了，但是几时能够走到巨鹿这个谁都不知道。廖淳便开始打起马匹的主意，他们目前有五匹马（多出来一匹是那倒霉的信差的），他想把马拉去附近县城的集市上贩卖，但是转头一想又觉得不妥，这驿站的马都有朝廷统一的烙印印在马身上，寻常百姓家是不敢买卖的，再说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寻常百姓连吃饱饭都有问题，别说有闲钱买马了，而且买了马还得给马弄草料吃，那可也是比不小的开销。
这样卖马匹换粮食、衣服、兵器的路子既然行不通，廖淳只得带着众人在荒野中挨着官道前行（官道是不敢走的，原因上面说了，怕被当壮丁抓了），漫无目的，只希望能在路上碰着过往的百姓问路。
其实一开始，廖淳他们走的路并不错，他们从阳平出发沿官道到了馆陶，并在馆陶地界碰到了一群过路的难民，这群难民告诉廖淳等人，巨鹿就在馆陶的西北面，如果沿官道走需要走三天，因为官道是依地势平坦处修建的，所以绕了好些弯。廖淳想反正以现在的状况上官道也太危险（那群难民们也建议不要走官道），另外迫于袋中口粮的即将耗尽，于是廖淳带着众人走了难民们指点的小路，走小路可节省一天的时间。但这所谓的小路其实并没有什么路，就是在荒野的茅草从沿着一个大致的方向前进，而结果是他们走着走着方向走偏了。
廖淳等人走了两天，直到第二天的傍晚他们依然身处一望无际的荒野之中，周围没有任何的村落、人烟，别说是一座规模还算庞大的巨鹿城了，而此时他们囊中依然空空如也，没剩下半粒口粮了，但是他们一致认为是因为大伙长途跋涉这许多天太过疲劳所以走得慢了的缘故，最多再往前走一天，就一定能够见到他们那无所不能的最高统帅“大贤良师、天公将军”张角，另外能让他们在口粮耗尽的情况下还如此淡定的是他们还有五匹马，很多人都早已惦记着这些马心里直流口水了，在这吃饱饭都难的年头，吃肉那可是那些豪门士族才有的享受。
但当时间又过去两天后，这帮看上去已经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的黄巾军们，心中终于慌乱起来了，在这茫茫的荒野中行进了四天，没见着一个人影，那种孤寂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幸亏他们有二十个人，才不至于被这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的孤寂所吞噬。于是他们开始思考，是不是走错了方向。
这走错了方向是没有疑问的，但问题是往回走的似乎也不太现实，他们来时的足迹已被茅草所覆盖，而既然他们来的时候能够把相向走偏，那么往回走又怎么能保证不走偏？正在他们进退两难之际，前方却传来了阵阵的鼓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