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韧说：“是这样，我有一个学堂的朋友，在家里好写玄幻小说，一写就是好几百万的字。这些玄幻小说，我先上来看着倒是蛮有意思的，但是看着看着就不敢看了，再看下去，真怕我的神经不好，崩溃了。我的这个朋友，以后的神经也出现了问题，老好胡言乱语，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做着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孙文说：“你说的这些事情，我也注意到了，这些玄幻小说，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也是反科学的，天马行空，信口开河，把人弄得神魂颠倒，迷乱了现实和虚幻的世界。中国的小说市场，有先进的精神食粮，也有害人的糟粕，这些玄幻小说主要是看看读了以后能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效果。像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确实是好书，既能提高人的各种知识，还能提高文学修养，但是所谓的玄幻小说，我就不敢苟同了，有的玄幻小说文学程度是挺高的，但是读了以后造成的精神伤害，也就更大。”
公韧又问：“我有一个同学，成天看玄幻小说，什么事也不干，一本书竟然看了三年，看了三年骂了三年。如今换了一本玄幻又看起来了，这一本书不知道又要看几年？十后后，他总结道，自从看了第一本玄幻小说，我堕落了，每天通宵看它，每天上课也看它，无时无刻不在看它，我几乎全部时间都拿来看玄幻小说了，我也曾后悔过，可是这书瘾竟然也象毒瘾一样深入我的骨髓，深入我的思想，从此我的人生全毁了！”
孙文说：“这也符合一部分宅男宅女的思想，不想通过艰苦的奋斗，就想得到巨大的成功，人都想寻求刺激，这些小说也都是刺激的一种。都说鸦片不好，可是抽的人还是大有人在。鸦片最起码官府还在禁，但这玄幻小说写得人多，读的人也多，不知救活了多少个出版商，却不知不觉就把人从精神上毒害了，比那鸦片烟还要可恶。你们这些年轻人，无数的事情等着你们去干，却把时间都耽误在玄幻上，一年两年，八年十年，太不值得了。中国的希望在于青少年，如果玄幻把青少年都害了，那么中国也就完了。”
公韧叹了一口气说：“现在的玄幻小说影响太大，势力太强，后台太硬，我要是说它不好，肯定遭到所有喜爱玄幻人的攻击，所以压力山大。”孙文笑了笑说：“就和我们革命一样，有多少人支持我们啊！还不是反对的人多，但是不能为了反对我们的人多，我们就不革命了，中国就不前进了。”
第二天，孙先生开了一个书单给公韧。书单上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思鸠的《万法精通》、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伯盖司的《政治学》、伯伦知理的《政治学提纲》、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和《近时外交史》。
公韧从日本书局购得了这些书。当他怀着既激动万分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开了这些书的时候，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个丰富而又奇妙的世界。它像是一种神奇的清洗剂，把公韧脑子里装的四书五经，儒学道学等腐朽不堪的东西悄悄荡涤得一干而净；它是一种革命的理论，把公韧心里的国分君臣官民，人分尊卑贵贱的思想彻底砸烂；它又像是一种新式武器，使公韧的脑子越来越充实了。对待那些政府派、保皇派，公韧可以和他们有理有据地斗争下去。
《民约论》，或称《政治权利原理》，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写成的一本书。
卢梭相信，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但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
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
虽然卢梭喜爱仁君胜过其它的政府形式，他对此表达得含糊其辞。他阐明政府必须分成三个部分：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由主权者授权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一意志；最后，必须有形成这一意志的公民群体。他相信，国家应保持较小的规模，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让政府更有效率。
人民应该在政府中承担活跃的角色。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读得高兴了，公韧拉着同样也在细心阅读的陈少白说：“你看，你看，《民约论》上写着，人皆平等，无贵贱上下之别，既无从属他人之责，又无制驭他人之权利。皇帝小儿也是人，和我们一样，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得向他磕头？为什么都得听从他的圣旨？”陈少白也指着书上的一段说：“你看，你看，书上写着若夫民则固未尝仰衣食于君，而君则实仰衣食于民者，何得视民为奴隶者哉？皇帝、西太后和那些赃官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既不种地，又不织布，全指望人民供他们衣食，为什么他们反过来要统治我们。太不像话了？太不合理了？”
《万法精通》又叫《论法的精神》，是18世纪上半叶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与法理学思想体系的主要奠基人，近代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孟德斯鸠（1689-1755）的最主要著作。被称为“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此书由清末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翻译。
孟氏所集中讨论的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类理性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所以，孟氏把法律置于决定地位，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专制则是对人性的蔑视和对自由的践踏。他进而深入探讨了自由赖以存在的体制条件，并借此找到恢复自由的基本手段──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主张宪法统率下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法律、自由与宪法结合起来，奠定了宪政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也是孟氏对政治理论最杰出的贡献。
孟氏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就是：“下级给上级送礼，而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义务，于是上下级合伙对人民没有义务。人人都认为每个上级对下级都没有义务，只有人民对各个上级有义务。在那里，人的命运与牲畜别无二致，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
孟德思鸠还说：“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那个大陆的全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自由精神的痕迹，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耀武扬威”；“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
陈少白讲了一个故事：“奴隶分为两种：身奴与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隶，心奴就是心甘情愿的、自动献身的奴隶。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献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曰：‘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只要君王能识宝，砍去双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双脚本来没什么别的用处，长在身上就是为了让君王高兴，今天不高兴砍去一只，明天不高兴再砍去一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幺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没给我多生几只脚。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脚而砍别人的脚，我会嫉妒得发疯。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最寝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忧心如焚的是君王以为我被砍了脚会对他怀恨在心──如果君王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万死莫赎了。’在奴才看来，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隶；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隶了。所以，被君王砍脚杀头，就是无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荡！”
公韧骂道：“纯粹的奴才，也就是心奴，这才是最可怕的。”
公韧也讲了一个故事，说：“赵盾的门客（奴才）程婴、公子杵臼舍命救护赵氏孤儿，前者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后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程婴十几年忍辱偷生，直至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为赵家复仇后，也自尽而死。”
陈少白也说：“这是纯粹的身奴加心奴。”
《论自由》，又叫《自由原论》是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的著作。该书是自由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之作，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在西方被高度评价为“对个人自由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
《论自由》这部著作的要义可以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的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穆勒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论自由》肯定思想和讨论自由，并要求政府不仅要通过消极地不干预来保障公民自由，还须依靠立法来创造和增进公民自由。体制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社会，社会要素被引入穆勒对自由的讨论之中。穆勒认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本身具有价值，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不仅于己有利，也使社会能从中得到好处。
公韧鼻子哼了一下说：“当今的中国，还谈得上什么自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皇帝是一人说了算，一切人都得听他的，要是不听他的，那就是不忠，那就是叛民。”
陈少白说：“现在也不能全这么说，这个光绪还是不错的，已经开始了一点儿言论自由，也让有的汉人说了几句真话，就是慈禧、荣禄之辈太坏。可惜啊，可惜，就是这点儿自由，我看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斯宾塞尔（1820——1903）是近代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也是19世纪欧州最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家。
斯宾塞尔的学说曾在维多利亚时代盛行一时，在1880—1914年这30多年里，他对很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由于这个学说存在一些流弊，而导致了世界上多年连绵不断的战争，随后这个学说逐渐被人们所憎恶，所淡忘。但以前的那些流弊在逐渐被解决以后，这个学说又复兴起来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宾塞尔认为，各种工业发达，自然有一种经济的需要，不能不去分工，分工以后让各人自己在经济上面竞争，人类自然因竞争而进步。这种方法还可以使他们你卖我买，自由贸易，不受政府干涉，养成他们一种觉悟，知道人类应该是互相帮助，互相依靠的。自由贸易促使人们觉悟，彼此冲突是最不经济的事，于是商业的关系就更为密切，诸凡国内国际种种养成仇恨的势力均可一起打消，世界上的冲突，矛盾便可从经济发展上解决，战争行为也就可避免了。
他的这种学说是建立在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分子在能力上平等，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事实上的商业竞争是强弱不等的，在国内大资本家靠其雄厚的资本，压制小资本家的发展，甚至在某行业搞垄断，而失去自由竞争的意义；在国际上，强国欺负弱国，掠夺原料，倾销商品，甚至发动侵略战争，聚敛大量财富；强国与强国之间因争夺殖民地，利益范围也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长期矛盾的积累，便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大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他的这种学说在应用的时候，所得到结果正好与理想中的结果适得其反。
公韧说：“斯先生说得这些话，我不赞成，世界上哪有公平二字啊，英国的鸦片大量地倾销中国，我们稍微有点儿反对意见，他们就用大炮对付我们，太欺负人了。”
陈少白说：“这个事，也不是不能解决，等我们强大了，和他们力量平等了，再建立上一个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者反垄断法之类的条约，这个事不就解决了吗。”
公韧说：“那得等我们推翻清朝了吧。”
陈少白又说：“两国打仗是最不经济的事，我们和西方国家开仗，他们失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而我们失去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有两国贸易往来，才是对两方面都有利的事。”
伯伦知理( 1808-1881)生于瑞士苏黎世，是当时欧洲知名的学者、政治家;著有<<一般国家法>>、<<德意志国家词典>>、<<国家学(论) >> 等, 在国家理论和国际法领域有一定影响。有贺长雄（1860－1921），字帚川，出生于日本大阪；法学博士、文学博士；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国际法专家，在中国清末留学日本热潮中，他是很多中国青年的老师。主要著作有：《日清战争国际**》、《国法学》、《近时外交史》。
公韧和陈少白对这些理论问题越讨论越热烈，对这些书与刊物越读越有兴趣，不禁到了废寝忘食、日夜攻读的程度。
有一日，忽然有敲门声，陈少白就问：“谁呀？”门外有人答：“是我呀，杨衢云。”陈少白不听便罢，听了就大骂道：“你不在香港好好地当你的伯理玺天德，又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而孙文也听到了是杨衢云的声音，脸色也是一沉，对陈少白说：“这个杨衢云啊，准是又犯病了吧，怎么今天到这里来了！？”陈少白继续大骂道：“杨衢云伯理玺天德，你这么大的身份，跑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做什么？我们这里的庙小，盛不下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们不欢迎你！”杨衢云几乎是哀求着说：“你们总得让我进门啊，进了门再听你们的教育还不行吗！”
（杨衢云到底要说什么，且听下回分解。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请收藏，请评论，请投花，请投凸票，请动一下金手指，点一下顶或者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