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道治理国家，以诡道用兵作战，这是政治路线和军事策略的不同处。老子的以正治国就是推行无为政治，在他看来，符合冲虚、自然、谦下之道的就是“正”。在卜辞中正是征的本字，就是出兵围攻城邑，“利用行师征邑国”是也；在篆文中，正是止一，天下公认的统一标准就是“正”。卜辞中奇是骑的本字,像人骑在马上，后来转作不正之义、不俗之义或不偶之义，出奇制胜就是采用特别的策略取胜。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以清静无为的正道治国，以出奇制胜的方法用兵，以不扰民来治理天下，我怎么知道这样做呢？根据就在于：天下的禁令越多，百姓就越陷于贫穷；民间的武器越多，国家就越陷于混乱；人们的技术越巧，奇怪的物品越多；法律越是分明，盗贼反而越多。所以圣人说：我无为，人民自然顺化；我清静，人民自然端正；我不搅扰，人民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人民自然淳朴。他又在四十八章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他在三十九章说：“古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里的“一”就是冲虚清静、自然无为之“道”，“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也就是“以正治国”的意思。
[故事]
《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者正也”即是以正治国，首先要清正国家机关，纯化官僚队伍。季康子是当权派，所以孔子说：“只要你正了，谁敢不正？”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塌下来，上边正下边自然正了。“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又忧盗贼横行，问计于孔子，孔子说：“如果你不贪，你赏赐的，人家也不要。”意思是说，当权者少私寡欲，清静自正，下级们自然也不贪，虽是赏赐都推辞。言外之意，盗贼横行的根源在于季康子贪得无厌，不断榨取民脂民膏，致使百姓衣食堪忧，过不下日子了，自然起来做盗贼，暗中把官府掠夺的财富再偷回来。季康子是窃国大盗，是土匪头子，他只有以身作则，不贪不榨，才是根本的弭盗方法。说到底，以正治国就是要统治者以身作则，廉洁奉公，苟上正矣，谁敢不正？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闻之不悦，曰：‘是老欺予，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慢令谨诛，贼也；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
《周易·系辞传上》：“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背着口袋骑驴走，肯定招来盗贼，因为他们认为，口袋里准是黄白之物，否则就放在驴身上了。金银财宝不好好收藏，就是教人家来偷，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妖冶，就等于引诱人家来淫。篱牢犬不入，都是自己思春人家才来淫，“女人浪，倚门框；男人浪，满街逛。”风流荡妇潘金莲常倚门向街，搔首弄姿，招蜂惹蝶，恰撞着眠花宿柳、妻妾成群、整天浪游的第一浪子西门庆，所以才有那桩千古当为戒的花案。内因更关键，权力核心先腐败了，慢慢向外烂下去，以至于整个权力机关都烂掉。所以孔子对季康子说：“你所不要的，赏给人家也不要。”上行下效，当权的希罕而抢购的，社会上也趋之若鹜，有钱的争购紧俏货，没钱的只好作偷作抢了，那是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的强盗社会！“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季康子又对孔子说，用以杀止杀的办法把坏人杀掉，进到正道那里去，怎么样？孔子说，为政之道不在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在于道德感化，你向善，百姓自然向善了。君子的道德像风一样，善通人的道德像草，如果一阵风吹过，草一定跟着风向眠到了，风力越大，草越倒伏。孔子对季康子的三次回答都是“春秋责备贤者”之意，高标准要求统治者。孔子作《春秋》的主旨，是责备领导者和有道德学问而应负历史责任的贤达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论语》以“政者正也”来解释为政在于当权者先求自正，正己而后正人正家正国。后来《大学》《中庸》以正心诚意作为领导人的必然修养，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都是这个意思。但孔子的“正”与老子的“正”是有区别的，因为二人的“道”不同，老子的“正”是自然无为、居下不争、贵柔守雌等，而孔子的“正”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正其位，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悌友爱。老子用阴、柔雌、谦下、不争、虚静、自然、无为等消极反面入世，孔子用阳、刚健、进取、有为、仁义、礼乐等积极正面入世。
我们如今讲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强调以法律制裁、以道德教化国家机关中的官员们，并不是针对人民群众来说的。中国历史一直强调德治，而且也一直是德治传统，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古代的以德治国，纯洁、提升干部队伍的素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自身中正，从政是很容易的，不能自正其身，怎么能正别人呢？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孔子的理想太高，王道仁政不适于乱世，因而周游列国都很失意，虽累累如丧家之犬，也没有人会采纳他那一套治国方略。相比之下在卫国那些年还是值得怀念的，卫灵公对他很重视，有人以为孔子可能要相卫，子路在这种背景下问过孔子：“假使卫灵公把国政委托先生，您首先要干什么？”孔子说第一件事就是要端正理念（指导思想）、名分（等级地位）。言就是指语言、文字、理论，“名不正则言不顺”通俗地讲，就是名分不正则说话无力，份内之事言之合理，份外之事言之不顺；深一点讲，就是指导思想不端正，理论则苍白无力，在理论上讲不过去的事，是一定不会成功的。政事不成功，则礼乐教化不振，刑罚不中正恰当，以至于老百姓都无所适从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一套名言系统，也就是观念的上层建筑，首先是这个时代的灵魂、中心思想，其次才是政治法律制度。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孔子善于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水平而做出对所问问题的相应回答。樊迟是善通学生，悟性不高，有时突然问道如何种谷种菜，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圣人很尴尬。这次他问什么叫仁，孔子说能够爱人就是仁；又问什么叫智，孔子说能够知人就是智。愚笨的樊迟还不明白，孔子又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把正直之士提拔起来，安排在邪曲之辈的上层，以上之正直感化下之邪曲，就可以使邪曲之辈也学成正直之人了。”樊迟还是不甚了然，他出去了，见到子夏又问：“‘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老师的话太丰富太深刻了！舜当皇帝时，从许多人中选择了皋陶做助手，管理行政司法工作，天下再也没有冤枉事，坏人也远遁了，变好了。商汤举用伊尹，伊尹助汤成天下大业。用有才能、学问、道德的人作领导，上正则下化，天下皆正矣。古代历史上，特别是开国帝王，常常提拔一些有才能、有学问、有道德但不显达的人物作宰相，孟子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舜发于畎亩之中，傅悦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还有用直钩在渭水之滨钓鱼的姜子牙，被文王聘请去作军师；诸葛亮隐居南阳躬耕陇亩，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凡是第一流的将相，决非论资排辈慢慢升上去的平庸货色，都是历尽坎坷、多才多艺的人中豪杰。有远见卓识的帝王亲自登门聘请，先师之而后臣之，一步登上将相位，擢拔于稠人之中。士为知己者用，感报知遇之恩，甘效犬马驰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出师表》说得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于陛下之职分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韩非子?二柄》：“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妒外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楚灵王有一怪癖，偏好细腰，不管男女，凡腰围粗大者，一见便如眼中钉。他大兴土木，建起了一座豪华壮丽的章华宫，在全国广选蜂腰的美女充实其中，因此又称为细腰宫。宫人求媚于灵王，减食忍饿，以求细腰，甚至有饿死都不后悔的。全国人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渐渐都以腰粗为丑了，因而都不敢饱食，一个个变得弱不禁风。百官入朝，都用软带把腰紧紧地束起来，尽量显得细瘦，就怕自己腰粗而惹灵王憎恶。官员们为了腰细，每天只吃一顿饭，他们憋住气，勒紧腰带，扶着墙才能站起来。一年以后，朝廷里的官员们都饿得干黑瘪瘦了。这不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吗？朴素自然最美丽，为什么故意瘦腰自讨苦吃呢？
春秋乱世，盗贼横行，有一个时期，晋国更是猖獗，晋君深以为忧。恰巧有一个叫郄雍的人善于因貌识贼，只要观察其眉睫眼目，便能知道是不是盗贼。晋君请他试观，一百个盗贼中没有一个能逃过他的双眼。晋君很高兴，对大臣赵文子说：“我得到了郄雍，一国的盗贼都跑不了，弭盗何必多人呢？”文子回答说：“君王用识盗的方法弭盗，盗贼永远灭不尽，而且郄雍的小命也不保。”不久群盗都嫌郄雍砸了他们的饭碗，便合伙把他谋杀了。晋君闻报大惊，立即召见文子说：“果如先生所言，郄雍被暗杀了，以后何以弭盗呢？”文子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所以郄雍不得好死。而且您要弭盗，最好的办法是举贤任能，使其教化百姓，人民有了羞耻感，谁还做盗贼呢？”这个故事再次佐证了孔子对季康子说的话是多么正确，弭盗的根本方法不在于捕杀，而在于消除产生盗贼的原因，关键还在于统治者自身，是他们的贪得无厌、残酷压榨逼得人们做盗贼。人穷生盗心，饭吃不上就要饿死，不偷不抢怎么活下去？扬汤不能止沸，必须釜底抽薪。晋君便听从了文子的劝告，任用贤臣随会治国，大行仁政，盗贼们便羞得逃到秦国去了。
庄子在《则阳》中说道：“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民智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古代治国的君王，把功劳归于人民，把过失归于自己。如果一人受到损害，就退而自责。现在的社会却不这样了，隐蔽事情真相，反过来指责别人愚笨没见识；故意制造困难，却归罪人们不敢去做；加重任务，超过负荷，却责难人们不能胜任；大大延长里程，却责罚人们不能按时到达。百姓智穷力竭，便以虚伪来对付，瞒天过海。人君弄虚作假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人民怎能不弄虚作假？能力不足就要作假，智力不够就要欺骗，财物缺乏就要行盗，盗窃横行，该归咎谁呢？孟子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之父母也。”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两极分化何其甚也！君王穷奢极欲，老百姓饥寒交迫，君王的牲畜都有好饭吃，人民却吃不上饭，不断地饿死，这不是君王领着牲畜吃人吗？你不让我过，我也不让你过，老百姓只好铤而走险，为盗为贼，甚至占山为王反叛朝廷，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