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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已经结束，剩下的中心工作就是全力破案侦凶了。只有抓住真凶，给日方一个明确交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我方被动局面。当于心远送别中央和省里公安部门领导时，每个领导都不约而同地拍了拍他肩膀，尽管一句话都没说，但他感觉到领导们那份殷殷期望。于心远突然觉得自己的工作从未有这么紧密地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作为人民警察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回到雷江公安局，于心远仔细的检查新收集的物证，那张军用地图引起了他极大兴趣。他1944年底参加八路军，一直做首长警卫员。携带和保护军用地图是警卫员的一项重要任务，从横渡黄河到饮马长江，一路从北向南打下来，军用地图一直牢牢背在身上。他对军用地图很熟悉，这是一张1：500的雷江县城的日文版大比例军用地图，标注精确完整，不仅有河流走向、丘陵标高，还有道路宽度，房屋高度，县警察局、县政府、天主教堂和圣公会等标志性建筑都用红色清晰标注，甚至用黄色标注了那条小巷是死胡同、哪座小桥的乘载重量！即使到现在，还是一份极有价值的雷江历史地理信息。
于心远心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如此一份详尽的我方内地地区的地图，怎么会落在敌国军官的手中？这副地图的测绘，需要有计划、有步骤的长期细致工作，可见，日本鬼子远不像《地道战》、《地雷战》中表现得那么愚蠢。尽管自己作为军人，并没有和日本鬼子在战场上正面交过手，但鬼子的烧杀淫掠还是给他的童年留下极深的印象，这也是他对日本没好感的根源。那么，这次山田次郎来雷江，还带着这份40年代的军用地图，会用什么特殊任务呢？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与雷江到底有什么瓜葛？于心远一边想着，一边翻看那张照片。这是一个年轻的日本军官，一杠两星，眼神自信、傲慢，还带有一丝狡诈和残忍，一副贵族军官的优越感。
“这张照片，也许就是一个突破口！”于心远自言自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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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找到鲁思侠，问他有没有资深的老人，知道一些抗战期间雷江的情况。鲁思侠想了想，说道：“雷江在抗战时是主战场，又加之47年、54年两次大洪水，城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现在雷江很多是外来移民的，就我本人也是45年抗战胜利后才回来的。如果非要找老人，我推荐你去找县文史馆的老方，方正武，他原来是我们学校的历史老师，现在县文史馆工作，他可是我们县的活历史！”
县文史馆是在县政府后面一幢破败的木楼二楼。踩着吱吱作响的木板上了二楼，二楼楼梯左面有一块门牌：雷江县文史馆。与周边古旧环境相比，门牌显得很新，看来是个新挂牌的单位。推开雕花的古老房门，呈现在于心远眼前的是一间放满了各类资料的房间，资料如此之多，让于心远怀疑是否还有活人生活的空间。
“方老师，老方！”鲁思侠喊了声。
“谁呀？”里面遥远的故纸堆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谁找我？”
好一会儿，从纸堆里走出一个老头，穿着朴素的蓝布列宁装，头发只剩下周边一圈，中间脑门寸草不生，架着一副啤酒瓶似的眼镜，走到门口，看见鲁思侠，眼睛不禁一亮：“鲁校长，今天那阵风把你吹来了？请进请进！”
文史馆里只有一把椅子，也只放得下一把椅子，宽大的桌子上摊满了资料，周边也是。于心远不知道雷江县哪来的这么多历史材料，一问方得知，这些都是从县造纸厂仓库里抢救出来的，是当年“破四旧”收缴的各类书籍、包括许多珍本、善本。最量大面广的，就是全县的各姓家谱。幸好造纸厂当年也停产闹革命，这些记载着雷江历史的珍贵文献才得以幸存。
改革开放后，方老师从他当造纸厂保管员儿子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四方奔走，在当时雷江中学校长鲁思侠的奔走下，才为这些重要文献找到了一个“家”。
当时足足用解放汽车拉了三车。除了文史馆这里一小部分外，旁边仓库还有满满一仓库。尽管这些文献免除了化为纸浆的厄运，但由于保管不善，江南潮湿的气候，使得许多书籍霉烂、虫蛀。方正武又当起了档案保姆，对这些文献进行清理、归档和造册。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行署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于心远，这位就是我给你提到的雷江活历史—方正武老师！”鲁思侠向方正武介绍道。
于心远过去和方正武握手，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找您，是想请您看一张照片”，他拿出山田次郎那张年轻军官照：“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室内光线不太好，方正武拿着照片来到窗前，认真分辨起来，突然，老人手在颤抖，然后身子也抖了起来，于心远见状，忙问道：“方老师，你认出这个人来了吗？”
方正武一手紧紧捏着照片，一手扶住窗框，努力使身子保持平衡，他的脸部逐渐变得扭曲和狰狞起来，他一字一句地，似乎是从胸膛里挤出来的：“这个人烧成灰我也认识！他就是当年侵占雷江县的鬼子头目，杀人不眨眼的**—孩太君！”
“孩太君”这个名字，是当年驻扎在雷江侵华日军警备大队大队长犬川次郎的外号。在雷江老一辈人的记忆里，这是一个魔鬼般的名字和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