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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俊如兄！黔南有危难，‘老头子’不是第一个就想到你了吗？将你派到前线，生杀大权、调兵大权不都是给你了吗？”梅光迪劝慰道。
“生杀大权？调兵大权？哪件事情不要事先请示汇报，哪件事情不要得到‘老头子’点头首肯？”卫立煌激动地说，“迪生兄！在国家生死存亡面前，我个人的荣辱算得了什么！我戎马倥偬几十年，大小战事百余次，能不伤分毫，已是万幸，我只是为我牺牲在滇西的几万弟兄们感到惋惜！通过他们用尸骨和鲜血铺就的中缅印公路，运来的大量美制新式武器装备，却不配发正在浴血奋战的前线部队，而是拨付给后方的黄埔嫡系部队。尤其让我想不通的是：黔南战事吃紧，几十万装备精良的精锐之师却龟缩在陪都附近，近在咫尺不思反攻，反而命令第八军千里迢迢从云南星夜兼程，赶赴黔南前线。要知道松山一战，第八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啊！”
卫立煌所说的松山战役，是抗战历史乃至整个二战历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攻坚战。松山位于怒江天堑，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之势，被美国军事家称为“东方直布罗陀”。 日军自1942年5月进至怒江西后，就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要地，构建了城堡式的坚固防御阵地。整个阵地依松山群峰地形，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外围，共有子母堡垒40余座。 堡垒互为侧防，交相掩护。随着堡垒群的落成，整个松山也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电灯、供水俱已解决。并派驻全由北九州煤矿工人组成、素有“野兽”之称的拉孟守备队驻守，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
为打通滇缅公路，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8军担任松山攻击任务，在艰难困苦环境下，与凶横顽强的松山守备队展开血战，耗时95天，十战松山，在付出重大伤亡后，终于全歼拉孟守备队，大批部队，装备、物资及重炮得以通过了这个“东方直布罗陀”，打破了滇西缅北会战的僵局。担任主攻的第8军先后投入了10个团2万人，共伤亡7763人（其中阵亡4000人）。毙杀日军超过1250人，敌我伤亡比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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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近求远，舍强求弱，不知‘老头子’是怎么考虑的？”
“‘老头子’行伍起家，深知‘枪杆子’决定‘印把子’和‘钱袋子’，最擅长搞军事政变又最怕别人对他搞军事政变。民国24年，张汉卿在西安差点要了 ‘老头子’的命，可能还心有余悸吧～咳咳～”
突然，梅光迪猛地咳嗽起来，他连忙掏出手帕捂住口鼻。鲁思霞见状，连忙上前递上一杯热茶，并接过手帕。展开一看，却发现洁白的手帕上面有殷殷鲜血！
“老师，您~”鲁思霞失声喊了起来。
“迪生兄！怎么了~”卫立煌见状，也关切询问。
“不妨事不妨事！”梅光迪摆摆手，努力绽开一丝笑容，“老毛病了！在美国求学时就落下的。可能是贵阳冬天太过于阴冷潮湿，又加上学校工作千头万绪，旧病复发了！”
“要不要去重庆看看？或者，我送你去美国~”卫立煌说道。
“俊如兄！国难当头，兵临城下，你身为国家肱股，心系国家安危，就不要为我这点小事操心了。”梅光迪情真意切，“位卑不敢忘国忧，我虽一介书生，但也希望为国家做点事，曾让思霞带着一帮可靠师生日夜监听日本NHK广播，得知日本宣传机器在大肆‘玉碎。’前段时间，滇西反攻，腾冲古城化为一片瓦砾；美军塞班岛一战，所有岛民被强迫自杀。如果我军全线反攻，那日军可能会狗急跳墙，东南沿海，很可能是一片焦土，无辜百姓，可能会再遭劫难，南京、北平、上海、武汉、广州，这些历史名城，很可能会荡然无存～万望俊如兄能想出万全之策，保我中华锦绣山河和文化薪火！”
卫立煌听闻此言，不禁感慨万分：“迪生作为一介书生，还能如此忧国忧民！反观我国府军政大员，不少还在后方吃喝玩乐，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迪生！我会记住你的嘱托，殚精竭虑，想万全之策，复我山河！谢谢你的盛情款待，在下军务在身，不能久留了，在此告辞！”
梅光迪亲自将卫立煌送到校门口。临上车前，卫立煌好像响起什么似的：“迪生兄，近期我听到一些对你不利的谣言，说你放任共产思想在学校传播，放纵学生反对政府，你要多加注意，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两个挚友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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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临别说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倒是华夏大学的客观情况。
梅光迪出任华夏校长后，注重通才教育，提倡人文修养，使学生能闳中肆外，笃实而有光辉。 并提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党派退出学校”等一系列民主要求。因是蒋夫人和王聪慧部长举荐，贵州地方势力不好对华夏大学和梅校长有过多限制，因此，《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和起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主义经典以及毛**《论持久战》等著作在华夏大学可以公开传播，鲁迅、茅盾、萧红等“左”翼作家作品更是广为流传，宽松的政治气氛和活跃的思想风潮，使得华夏大学成为后方的民主堡垒。
在同仇敌忾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华夏大学师生们爱国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在文昌宫外墙上，每天都有大批反映民意、呼声、抗议、要求的墙报张贴，形成了著名的“民主墙”。这些墙报，有的讴歌解放区，有的抨击政府当局，有的揭露日寇暴行，起到了充分表达学生爱国热情和对腐败时局不满的作用。
领导这些运动的核心组织，就是“华夏大学学生自治会”；而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就是计增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