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于四川东部华蓥山南麓幺滩场，止于重庆中部距朝天门以东五十余里长江北岸一入江口，有一条汩汩涛涛流淌的河流，名叫御临河，御临河全长二百余里，流经三县一区十余个乡镇，沿途涉及当年建文帝足迹的地名不下三十处，‘靖难’之败后建文皇帝是否真的来过这一地区，现已无从考证，但一些地名传说和周边遗迹，却无不显示建文皇帝走过的足迹，现择其几处述之。黄印，一个群山环绕中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平坝，御临河从平坝东边流过，河边有一渡口，渡口对岸有两山交错而立，一曰陡崖，一曰平崖，平崖者，相较陡崖稍平缓些而已，依然十分陡峭，足见陡崖之险峻，陡崖山肩处，有一百米见方的峭壁，峭壁上错落凿有六七个岩洞，洞口大小不一，大者一米见方，小者五六十公分见方，洞凿峭壁中间，并无路径可去，或是山顶扔绳扭绳而下，或是壁下抛钩钩洞而上，曾有进洞者言：“里面洞洞相连，有石床、石桌、石凳，中间最大洞中的石壁凿有一莲座，已模糊，还可辨。”相传此处岩洞为白莲教女首领唐赛儿所凿，唐赛儿兵败西走，见此处险要，便凿洞藏身，巧遇朝廷官兵追杀建文帝，唐赛儿施以幻术救出建文帝，建文帝遁走中丢皇帝御玺于此，故将此小平坝赐名‘皇印’，好日后来此寻回帝印，人们觉得‘皇印’过于显露，又叫‘皇印’为‘黄印’，一直沿用至今。龙兴场，重庆江北县境内一小乡场，在铜锣山脉一侧岭之下，街口有一书屋，古色古香，正面墙上镂刻一朵荷花，荷心的莲蒂有些别样，仔细瞧了，原来是一只龙眼，龙眼边上有三片鳞甲，书屋后有一凉亭，凉亭中有石嵌的一桌二凳，桌上有一纹枰，经纬线及黑白子均已模糊，唯棋盘中间的‘帝奕’二字仍旧清晰可见。龙兴场的中街有一茶楼，名曰‘龙兴’茶楼，又名‘第一楼’，茶楼里有一老旧木匾，上凹刻了草书的一个‘龙’字，那木匾已有好几百年历史，木匾上有很多虫蛀的蜂眼，说来也是奇怪，那凹刻的‘龙’字上却是一个虫蛀的眼儿也没有。龙兴街口有一寺，名曰龙藏寺，寺庙正面的念经堂旁，有一书房叫‘御书房’，里面除了一壁藏书外，还有一幅壁画，不过得有缘人才能看见，据说画的是一青年书生正挑灯夜读，书生顶颅颇偏，似‘半边儿月’，画中无落款，只有一题诗，曰：“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龙不敢吞。”明《史窃》：“君生顶颅颇偏，太祖抚之曰：‘半边儿月’，意不怿。而是时元妃生子雄英矣，后六年雄英蚤世，于是君为长，而读书甚聪颖，太祖始稍异之。”明《逊国记》：太祖命帝赋新月，应声云：‘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龙不敢吞。’太祖凄然久之，曰：‘必免于难。’壁画书生乃建文皇帝不疑。相传‘靖难’之败后，建文帝携数名随从来此居住，并结宅于此，建石头寨，于寨中暗铸兵器，招募义士，以图再得国，事觉，得随从及所募义士死战，建文帝方得脱身，向北遁去。藏龙寺原名祈安寺，为僧慧一所建。建文帝及随从来时，慧一为铜锣山上一小寺庙的住寺僧，那小寺庙叫铜锣寺，有草屋三间，只慧一一个住寺僧，慧一喜读好奕，和建文帝一见如故，建文帝资以银两扩修铜锣寺，得白墙青瓦房三十余间，慧一铜锣寺藏经招僧，得经书数千卷，僧众十余人，慧一自为铜锣寺主持，曾留建文帝主持室宿并一起挑灯夜读，数度下山和建文帝奕于书屋后的凉亭，时竟不知建文帝真实身份，及至石头寨事发，建文帝遁走，慧一方醒悟，慧一弃铜锣寺，在建文帝结宅处修了祈安寺，寺前修了一书屋，书屋后置了一凉亭，凉亭里设了一石桌，希望建文帝来约了自己石桌上弈棋。慧一将主持室题为‘御书房’，亲选建文帝喜好之书册数百卷呈于屋内，并于迎面墙上画了建文帝挑灯夜读之壁画，书建文帝《赋新月》诗于上，必得有缘人才能一见。慧一祈安寺虔诚念经为建文帝祈安，十年不曾出寺，十年后出寺，乃是一月夜，见寺前的书屋炊烟袅袅，书屋后凉亭里的石桌前一书生独自弈棋，慧一走近，见是建文，两人便月色下对弈起来，及至天明，才发觉凉亭里唯自己一人而已，慧一凉亭的石桌上画了一围棋棋盘，设黑白子数颗，中间书‘帝奕’二字，因‘帝奕’二字笔重，所以格子线和黑白子已模糊，‘帝奕’二字却还依旧清晰。慧一打听到建文帝可能已经出家为僧，他也没有再回祈安寺来，而是云游全国各地寺庙，寻建文帝的踪迹去了，时人不知慧一之所终也。人们改祈安寺为龙藏寺，并寺前开阜设市，名之曰‘龙兴’，意为因龙而兴。后来此场竟真的日渐兴隆，远近知名，乃传说建文帝来此之功也。箭沱湾，御临河上的一个回水沱，在御临峡下五百余米处，御临峡右岸石壁有排花洞，内有潜龙窟，排花洞对面石壁外有一岭叫放马坪，传说建文帝及其追随者南京焚宫出城后，选择沿长江逆流而走，一路东躲西藏，进至重庆取道太洪江，走到水沱湾时已是人困马乏，见前有幽深的峡谷，后有鼓噪的追兵，为隐藏行踪，建文帝命追随者将所有弓箭沉入水沱湾，将马赶进峡谷外的青葱岭，并和追随者一起躲进排花洞里一个幽深的石窟，从而躲过了官兵的追捕，随后感到复国无望的建文帝遣散了追随者，只留下了两个亲信，沿太洪江一路向北，经上游的西河去到幺滩场旧臣杜景贤家隐居。后来人们将建文帝到过的太洪江和上游的西河一并叫做了御临河，将沉弓箭处的水沱湾叫做了箭沱湾，将放马的青葱岭叫做了放马坪，将躲藏的石窟叫做了潜龙窟。一九六零年，天大旱，箭沱湾水消现沙丘，时人见有两张弓躺沙丘之上，当时全社会正闹大 饥荒，人都饿的有气无力，也就无人下去捡拾，之后河水一直满溢，无人再见沙丘，也不知躺沙丘上的两张弓之所在？一九七二年，有两潜水爱好者来箭沱湾潜水，说是水下沙丘并无两张弓在，是夜有人见两潜水爱好者夜幕下再去箭沱湾潜水，天亮前不告而别。一九七八年有城里来的水下探测人员下箭沱湾一探究竟，未见有弓，却探得三枚锈蚀的箭头和数尾腐蚀可辨之箭尾，足见建文帝及随从曾来此并抛弓箭入箭沱湾之说并非虚妄。
御临河畔有一山，名曰‘鸡公山’，山下一户姓赤的人家，其家族有两大怪异，其一：家族中每一代除长子姓赤外，其余子女均随外姓。其二：家谱由赤长子续写并唯赤长子所独有，秘不示人，族中其他子弟亦不得见。问其原因，族中有子弟言只留辈中长者本姓，盖因曾同辈五子被戮，幸有流外者回续血统，才未惨遭灭族，自始只留辈中长者本姓，余皆他随。至于家谱何以赤长者独有，且秘不示人，族中非赤子弟概言不知，有族中赤长者说始祖父乃建文皇帝，避祸故，才秘不示人。赤姓始祖父为建文皇帝，不但有赤长者的口口相传，还有家谱为证，见其家谱，对赤姓始祖一栏如是说：建文皇帝后，惧祸避姓朱，取与朱同色赤为姓。见其编纂者言：旧家谱毁于**，按赤长者口述新编。既然有赤长者口述为凭，其始祖父为建文皇帝之说信一半也。另有江北县文史馆王姓馆长说曾于**中见过鸡公山下赤姓人家的家谱，有言：上自宫中出，避祸江北县，得子，讳本姓，取与本姓同色赤为姓。有王姓馆长之说，御临河畔鸡公山下赤姓族人为建文皇帝后裔，信然。御临河沿岸有许多黄姓人家，秤砣场灯笼山向皇湾的黄氏族人对自己姓氏的来历，有着与别处地方黄姓人家不同的说法，在灯笼山向皇湾的黄氏族人中，藏有一本老旧家谱，家谱中对向皇湾黄姓家族历史述之如下：“建文帝焚宫出城，一路艰辛，来到江北县隐居，纳灯笼山下一向姓女子为妾，后有朝廷官兵缉捕建文，杀数十口，建文帝遁走，后不知所踪。时向姓女子得孕回娘屋，幸免。及至诞下孩子，乃男孩，取姓皇，在灯笼山下娶妻生子，传至明穆宗，已有百余皇姓男子弟，在灯笼山下修起两个院落，大者叫向湾，小者叫皇湾，时朝廷厂卫猖獗，有东厂暗探秤砣场人史寿仁者，对灯笼山下皇姓人家的姓氏‘皇’起疑，查为建文帝之后，密告朝廷，向湾、皇湾所有皇姓男子悉数被捕入狱，后或杀头，或充军，无一人幸免。却有一遗腹子得免，送山外一黄姓家中抚养长大，向湾、皇湾皇姓男子悉数被抓后，两湾凋敝，合为一湾，叫了向皇湾，遗腹子回向皇湾安家置业，改‘皇’姓为‘黄’姓。”如今向皇湾及周边，已有黄姓男子三百余人，这些黄姓男子不以御临河沿岸湖广填川之黄姓人家为宗，而是以御临河沿岸赤姓、朱姓和杜姓中的一些人为宗，是因他们都自认是建文皇帝之后之故也。御临河畔幺滩场，是整条御临河的起点，也是传说当年建文帝行程的终点，幺滩场隔河有一山，叫雷公山，雷公山后有一朝，叫杜家朝，杜家朝自然是以杜姓人家为主，杜姓之外的第二大姓是朱姓，朱姓人家手里有一本清咸丰年间一个叫朱贤佶修的家谱，述及雷公山下朱姓人家的历史：惠帝落难至，入赘杜家，长为子，随母姓杜，次为女，随祖母姓黄，再次为子，时成祖、仁宗相继崩，宣宗嗣，随父姓朱，讳文望。雷公山下朱姓人家，乃建文帝小儿子朱文望之后也。说是清末杜家朝的邻水县秀才杜慎言手里有其父咸丰年间修的家谱，同样述及惠帝入赘杜家，育三孩之情形，和朱贤佶所述相同，杜慎言一族，当为惠帝长子之后，可惜杜慎言手里的家谱，被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对重庆大轰炸时所焚毁，杜慎言一家在轰炸中罹难，房屋被烧，家谱也在大火中付之一炬。虽没有杜家的家谱相佐证，但建文帝来此，却是不争的事实。建文帝是怎样一路艰辛来到御临河沿岸，最后入赘杜家的呢？欲知其中详情，且看下文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