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网友和读者从网上看到我的作品后，纷纷通过QQ，和信箱想对我有更多的了解，我要在此告诉大家：我不是名人，我有我的写作爱好和坚韧不拨的创作激情，但我也有我的黑色历史——
我上到初二了，我们要告别呆了七年的汪庄村学校，转到新建成的草舍联中，学校离家远了，每天来来回回，这五里泥路对与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父母想托人给我转学，可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提倡体育达标，听说浦南中学不收体育不达标的学生，我开始退缩了，于是我以会拖累天天搀扶我的二弟学业为由，要求缀学后自学，刚下学的我整天关在家院里，我很少自己买书看，向周围人借，为了能按时还人书，所以我看得比自己的还认真，没有英语书就搜弟弟的书，有时在二弟不在时偷偷地抄下来，然后跟跟着收音机学，孤独和寂寞中使我学会了回忆的幻想，时常想到美好的校园生活，时常想到关心和帮助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我边自学边自修裁剪与缝纫技术，开始我的生意非常不好，父母溺爱我，说不指望我能挣多少钱，可是爸爸每每看到我为别人做衣的时候那高兴的心情无法掩饰。说只要有他们在我就饿不着，冰不着，没想到他们会走得那么早，刚下学的我爱读些优秀作文选，杂志、也爱好写日记，散文，小诗，每每上集市便会呆在书摊前翻看着《现代中学生》《女友杂志》《知音》《故事会》等，一发现上面有征文我就会把书刊买下，在多少次石沉大海的投稿中，一天我听说某医院有的我一封退稿信，当我去取时，听说被扔进垃圾里了，之后我再也不想投稿了，我知道那时的邮递员有的对平信多让我转，从不送到个人手中，之后我写时常自我欣赏我的散文《雨红》《荷叶》《我的自转》等。
1990年前后我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村上和周围村的顾客找我做衣的人越来越多，忙得我不可开交，可是由于当时手工价格低，加之做衣速度慢，我昼夜忙乎也挣不了多少钱，看看当时好多人上班每月都能挣个600——800元，而我一年下来才二千元，我总觉得那点钱连我自己都养活不了，于是我渐渐觉得残疾人是社会的累赘，是家庭的负担，我这想法越来越来加剧，90年的一天我带着40多元的生活费和80元的章程路费带着厚厚的一本自己的作文留下一张“爸爸妈妈，今天我也不会回来，明天我也不会回来 ，你们不要寻找我也不要责怪……的字条，离家出走，虽然我当时手头还有不少钱，可是我却没有带，因为我就没准备能活着回来，我来到了北京，幼稚我的想把我的心声交给当时的一个残疾之声节目主持人，而后消失在人间，可是来了二名女记者，一个背着照相机一个把手伸了出来，可是不懂礼节的我把书交给了她们，她们让我回去等候消息，途中遇到把手、和无家可归的打工者，在一个投币电话亭竟给一个无硬币的小女孩付上腰包干瘪的二元钱；遇到一个背着行礼声称外出打工不成，无脸回家的中年汉子，穷得可怜的我竟把自己面包送给了那人一个；遇到一群流浪儿来向我搭讪，声称是“五少爷”，好在我不是妙龄少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外12天后，不识路就向过路人打听 ，在买票的人群中挤不上去， 一次次被人碰倒，在爬起中捡到一张通往天津的火车票，几经周折，无票乘车，终于回家了，回到家发觉脚裸肿胀，原来是下车时扭伤了，好在这时已经到了家，家中多日茶不思饭不想的父母终于起床伺候了几天扭伤不能行走的我。
我回到家后第一个要求就是向父母要求买一辆小自行车，为了能掐更多的钱，我要走上市场，可是学车子让父母失望了，在一次次摔打中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学会了车后，我到了集市上摆摊收衣服做，15里的章程路竟让我骑上二个小时，遇上逆风我简直是推着车子，一清早出去要等到天黑才能回来。甚至初次出摊时常两手空空，没接到生意，但我还是
一种求生的欲望和报达心，感恩和思念的心让我在种种困难中回了家，可是后来在我回到家的时候，北京暴乱，后来失去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