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走在北京的大街上，陈背篓仍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是在北京，他感觉像在做一场梦。
火车晚点了，接新生报到的校车不见了踪影，出了火车站，陈背篓向人们打听北京大学怎么走。
早在油坊门时，他就无数次地计划演练到北京后的每一步行动，北京很大，可不是油坊门，谁家的门前有棵核桃树，谁家的院后有一棵老槐树，谁家门口卧一只黑狗，谁家门口有个青石碌碡，一眼就能认出来。
陈背篓普通话里夹带的浓厚的方言味，使得他和人们的交流变得很困难，尽管他每句话都使了劲，但北京人还是听不明白。
徐朝阳老师早就提醒过陈背篓，要练好普通话，不然在北京寸步难行。
陈背篓不以为然，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哪里的人都有，南腔北调的，国家领导人也说方言土话，他虽这么想，但还是偷偷地在练，在北京丢了人，那可打的是油坊门的脸。
临时磨刀三分快，出发前的那几日，陈背篓天天赖在牛大舌头家看电视，电视上的人都说的是普通话，陈背篓竖起两只耳朵，边听边跟着念，牛大舌头问：“你念叨啥呢？”
陈背篓说：“人家这话说得好听，黄鹂鸟叫一样。”
陈背篓看电视剧、看新闻、连广告都不落下，突击了几天，感觉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有了质的提高，便跃跃欲试，有迫切和北京人交流的强烈冲动。
北京火车站是北京的窗口，是陈背篓踏进北京城的第一步，但他精心准备的普通话露陷了。他说的话，人们听了都迷惑地摇摇头，他一下子心虚了，头上出汗了，京城就是京城，刚一露头，就挨了一棒子，来了一个下马威。
陈背篓碰到一个老大爷，他寻思着老大爷一般都比较热心，喜欢帮人，他便拿出录取通知书，给他看。
大爷戴着眼镜，把眼镜往下拉了拉，说你坐地铁2号线，经过九站，到西直门站；换乘地铁4号线，经过八站，到圆明园站，再步行八九百米，就到了。
地铁？地铁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陈背篓闻所未闻，徐朝阳校长也未必见过。
来北京之前，徐朝阳校长对陈背篓父子狂补北京攻略，包括说普通话、使用礼貌用语、女士优先、不随地吐痰、不在天安门广场高声喧哗、见了黑衣人要礼让、不闯红灯等注意事项。
北京的交通工具，徐朝阳校长提到了公交、电车、出租车，他建议最好不要坐出租车，他们宰外地人狠着呢，坐一趟，陈望春一月的生活费就没了。
陈背篓惊讶，北京也有骗子？这可就让他想不通了，北京天天出现在新闻联播里，北京只有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中南海，到处是高大上的警察军人，多么令人崇敬，怎么会有骗子呢？
徐朝阳校长没提到地铁，那么，它很可能是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凡是新生事物，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它的安全系数咋样，还有待检验，陈背篓可不能冒这个险，陈望春是县长接待过的人物，万一有个闪失，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陈背篓看到一位警察，有困难找警察，都这么说的。
陈背篓问：“同志，北京大学怎么走？”警察倒是听懂了他的普通话，说：“你坐209路车，经过北京西站、崇文门、台基厂路口、正义路、前门东、供电局、和平门、宣武门、长椿街、小马厂、北京西站、皇亭子、木樨地、儿童医院一共31站，就到了北大门口。”
陈背篓听得绝望了，天啊，三十一站，那么多的站怎么能记得请？怎么知道北大就到了？中途换不换车？在哪换？陈背篓一头雾水，原来公交也不好坐。
陈背篓瞅瞅陈望春，他对眼前的一切都无动于衷，看不出喜怒哀乐，跟在陈背篓的屁股后面，不发一言。
北京是个大迷宫，万一坐车坐错了呢？陈背篓急得团团转，下了火车一个多小时，他还在原地转圈，什么时候才能到北京大学？
陈背篓决定走着去，这是最笨也是最稳妥的办法，走一程问一程，不会出大错的。
陈背篓找了一家饭馆，要了两大碗刀削面，两碗面汤，吃饱喝足，然后去北京大学。
走路是一件简单的事，油坊门哪个男人一口气不走个二三十里？油坊门那是啥样的路？不是爬坡就是趟水，而北京的马路又宽又平，走累了歇一歇，吃点喝点再走，不信走不到。
陈背篓的左手是西，右手是东，前面是北，后面是南，北京大学在他的西北面，他一直往北走，大方向就不会错。
陈背篓背着铺盖卷，陈望春提着大挎包，两人开始走了。
路上的车和人太多，不时和人蹭来蹭去的，不管是他们蹭了别人，还是别人蹭了他们，陈背篓一概说对不起。
令他欣慰的是没人和他计较，不像老家，和人蹭一下或看多看一眼，拳头刀子就招呼上了，北京人还是很文明。
只有一点让陈背篓很不爽，当他拿着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向人们问路时，人们没有表示出一点的惊讶来，像看一张晚报一样，司空见惯。
没想到北京这么大，北大这么远，陈背篓感觉已经走了几十里，还没有走到，天太热了，人和车太多了，到处一片嘈杂，轰隆隆的，脚下的地都在抖。
在乡下走路，热了，找个树荫凉快一下；渴了喝几口山泉水，这里的水都要钱，一瓶水两口就完了，陈背篓算了一笔账，光是喝水，每年都是个不小的数字。
最让他们痛苦的是上厕所，在家时，老半天撒一泡尿，到了北京，尿特别多，刚撒过又憋得慌，肚子疼，咕噜噜地叫，马上要拉在裤子上了。
好不容易找个公厕，一头扎进去，解决了，出来时要两毛钱。
什么都想到了，唯独忘了上厕所需要纸，赶紧买了一包，走不上几步路，肚子又痛了，东张西望地找厕所，这一路折腾得痛苦不堪。
最终，陈背篓还是坐了车，是一辆拉货的人力车，跟在他们后边问：“去哪？捎你们一程。”
陈背篓说：“不坐，快到了。”
拉车的问：“去哪？”
陈背篓说：“去北大。”
拉车的说：“赶紧上车吧，像你们这种走法，天黑也走不到。”
天黑前必须赶到，今天报不了名就会有麻烦，陈背篓停下了，问：“多钱”
拉车的说：“二十块。”
陈背篓犹豫不决，不坐吧，万一赶不上呢？坐吧，又太贵了，况且赶了一大半路，划不来。
拉车的停住了，一把拽过陈背篓背上的被褥，扔在车上说：“我是学雷锋做好事，二十块真没多收。”
陈背篓和陈望春坐在人力车上，舒展了一下酸痛的腿脚，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开始放松地欣赏北京的风景。
到了北大西门，已经是六点多，陈背篓和陈望春背着被褥、扛着挎包，心急火燎地往校园里走，一路走一路问，一个好心的女学生，一直将他们带到了报名的体育馆。
体育馆里，一字排开一长排桌子，流水作业，志愿者帮着拎包、倒水、领生活用品，陈背篓闲下来了，他坐在一边，脱了鞋，使劲搓他肿胀的脚。
两个小时，一切办妥当了，陈背篓和陈望春把行李搬到宿舍，收拾停当后，陈望春被同学带着去熟悉教室、餐厅、操场，满校园转悠，他像一条鱼，终于游进了大海。
陈背篓卸下了身上的担子，在一棵树下的青石板上，躺倒就睡，这一觉直睡到第二天太阳升起。
送陈望春报到后，陈背篓北京之行的任务算完成了一大半，他还有几件事要做。
陈背篓是油坊门有史以来，第一个去北京的人，牛大舌头当了几十年的村干部，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一趟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散散步，但他一是没经济能力，二是年纪渐渐大了，出门不便，只能靠陈背篓满足他的这个心愿。
牛大舌头要求陈背篓照几张相拿回来，然后，他放在枕头边天天看夜夜看，直到咽气的那一刻。
村里很多人向往天安门、英雄纪念碑、中南海、颐和园、长城等等，他们要陈背篓一定要挨个去，摸一摸，然后他们再摸摸陈背篓的手，体味一下真切的感受。
陈背篓在北京大学西门照了张像，表明他到了北大，随后，他与天安门、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分别合影留念，尽管这花了他一大笔钱，他很心疼，但觉得花得值。
长城很远，坐车需要上百块钱，还不算门票，陈背篓犹豫再三，还是决定不去了，不就是一道砖头砌的高墙吗？来回一趟，花几百块钱，太不值了。
他发现，到了北京，他的两条腿不听使唤了，地图上那么近的地方，有时候一整天都走不到。
北京烤鸭也在考察范围之内，但他吃不起，他站在门口，看人家怎么吃，他记住了，回去给村里人炫耀。
他买了两瓶牛栏山二锅头，回去和六爷、老陈皮他们喝，这可是正宗的北京货。
开始感觉啥都新鲜，后来觉得啥都没意思，北京无非就是人多、车多、楼高，遍地都是当官的，街上随便撞一个，都是处级干部，就像在鱼池里游泳，到处是鱼。
来北京之前，陈背篓幻想能在大街上碰到新闻联播里的熟面孔，和他们握手、合影、留念，这一辈子就有了吹牛的资本，活活能把刘麦秆给气死。
但是，他逛了一整天，一个也没见着。
陈背篓在中南海外门前转悠，说不定能碰上几个大人物，但他刚在门口停留了几分钟，两个黑衣人向他走来，客气而冷漠地让他马上离开。
陈背篓的北京之行结束了，他有深深的挫败感失落感，不但北京人，就在北京大学，也没人对陈望春感到惊讶，他们不围观、不合影、不签字，没有众星捧月的火爆场面，他可是状元啊。
回家的路上，陈背篓在忙碌地梳理思路，怎么才能直观形象地向油坊门人描述北京的伟大，他是油坊门去北京的第一人，有责任有义务给他们说说北京。
当然，有一桩糗事万万不能说。
那天，他在大街上走，喉咙痒了，咳嗽一声，一口痰习惯性地啐出，差点吐在一个妙龄女子的身上。
他的这一举动，立刻遭到人们的批评，一堆人和他论理，给他普及卫生常识。
随后，两个戴着红袖标的老女人，走了过来，将陈背篓一顿教育，说随地吐痰是中国人恶劣的习俗，这一口痰，如果让鸡蛋里挑骨头的外国记者看见，肯定成为攻击中国的有力证据；这口痰含有几亿个细菌，有可能是大肠杆菌、肝炎、肺结核等，要是传染了，就是一场灾难等等。
陈背篓吓坏了，一连说了几十个对不起，两个大妈却不依不饶，罚了他五元钱，并让他捡够三十个烟头才放了他。
陈背篓非常担心，这件事，他们会不会通知当地部门？会不会在新闻联播上放？如果那样，他陈背篓不但被油坊门人嘲笑，还会被满天下的人指责，他只有去含羞自尽。
回到油坊门，陈背篓感觉村子太小太荒凉了，北京的的喧哗声还在耳边回荡，而这边如月球一样寂寞安静。
他连家都没有回，就迫不及待地去了老磨坊，乘凉的人们猛地看见陈背篓，惊讶地问：“你真回来了？都以为你就住在北京了。”
陈背篓说：“不习惯，太不习惯了，那楼高的，看一眼就晕，满大街的车像蚂蚁，主要是吃不惯，天天满汉全席，要不烤鸭子，胃都吃坏了。”
陈背篓回家的消息及时传了出去，一会，全村的人都来了，比开会都齐全，牛大舌头看着酸溜溜的。
陈背篓拿出兜里的中南海香烟，给人们发烟，已经戒烟了的村长牛大舌头，忍不住抽了一根。
两瓶牛栏山二锅头打开了，不论男女，每人都尝了一口，说：“好酒，到底是北京产的。”
陈背篓说：“本来要给你们每人带一只烤鸭，但就是买不上，队排到了四五里长。”
牛大舌头好像记起了啥，赶紧攥住陈背篓的手，问：“长城去了吗？故宫去了吗？天安门城楼上去了吗？”
陈背篓一一回答：“长城去了，好家伙，人多的几小时挪不了步，想揣一块城砖回来，但人盯得紧；故宫也去了，皇上的龙椅也坐了，怪事，一坐上去天旋地转、恶心呕吐，到底不是一般人坐的；天安门城楼也上去了，我挥了挥手说，同志们幸苦了，下面的人说，为人民服务。”
他们终于问到了陈望春和他的北京大学。
陈背篓说：“一下火车，就有一伙人举着写有陈望春名字的牌子接他，接到了，把我们安排在车上，一溜烟拉到了北京大学，有专人提包、倒水、带路、领东西。
牛大舌头问：“啥车？”
陈背篓说：“当然是红旗。”
牛大舌头是大集体时的基层干部，知道红旗轿车的分量，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来访时，就坐红旗轿车。
陈背篓说：“都知道陈望春呢，校园里经常有人打问他，和他握手、合影、题字。”
村长牛大舌头问：“提没提咱油坊门？”
陈背篓说：“没敢提，咱这名字提着土，怕人家笑话。”。
六爷不满地哼了一声说：“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穷。”
关于北京大学，陈背篓说：“好家伙，校园太大了，走上一整天，还没摸到一个角，有树有水、有花有草，简直就是个公园；食堂比咱村子还大，几百个窗口，上千个菜，天神，不要说吃，两只眼睛看都看不过来。”
人们都羡慕陈望春，说四年以后就是个县官了。
有人说，县官太小了，七品芝麻官，陈望春考中了状元，至少是个三四品官；而奋斗了一生的牛大舌头，却连个芝麻官都没混上，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