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扬州仪征人，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谥号“文达”，清代嘉庆、道光间名臣。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一代文宗。
阮元于高宗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出生于江苏扬州府城一个以文兼武的世家。他的祖父阮堂武进士出身，官湖南参将，曾率军征苗，活捉苗人数千人。父亲阮承信系国学生，修治《左氏春秋》，为古文大家。母亲林氏也出身于士宦之家，通晓诗书，有修养。
阮元5岁开始跟从母亲学字，6岁进私塾就学。他的母亲对他偏重于文字的教育，他的父亲则令他通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读《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成败治乱，战阵谋略”，并教他骑马和学射箭，并对他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他文武兼备。
乾隆五十四年廿五岁的阮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一年后因学识渊博，受高宗赏识升任少詹事，入值南书房、懋勤殿，迁任詹事。提督山东学政，曾数游济南名泉，留下不少赞泉诗，写有《小沧浪笔谈》，杂记济南掌故风物等；广交山东及寓鲁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在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金石学的兴盛贡献颇巨。后历任浙江学政，仁宗嘉庆三年返京，任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未几又赴浙江任巡抚，抚浙约十年。在任期间，除吏治军政之外，又纠合浙江文人，编书撰述不辍。嘉庆六年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作育英才。以嘉庆十年丧父，服除，任职兵部，又先后出为湖南、浙江巡抚。在浙江巡抚任上，政绩颇多，其最大的功劳就是平定海盗。
嘉庆十九年调江西巡抚，因捕治逆匪胡秉耀有功，加太子少保，赐花翎。嘉庆二十一年调河南，升湖广总督。任期内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阳龙王庙石闸。嘉庆二十二年调两广总督。在粤期间，建议禁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并上书嘉庆帝，认为“宜镇之以威，不可尽以德绥”。嘉庆廿五年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道光元年阮元兼任粤海关监督。当时来往中国的外国船只常常挟带鸦片入境，阮元对敢于经***者予以严办。道光六年迁云贵总督，一方面罢免贪官污吏，加强对盐税的征收和管理；另一方面，组织偏远地区的百姓开荒种地，防御蛮族的进攻。道光十五年(1835年)召阮元回朝，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调兵部。道光十八年因老病致仕，返扬州定居，道光帝许之，给半俸，临行加太子太保衔。道光二十九年卒于扬州康山私宅，谥“文达”，享寿八十六岁。入祠乡贤禂、浙江名宦祠。
阮元作为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掣，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乾隆五十一年，阮元举乡试入都，时年二十三，得与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见《揅经室二集》卷七《南江始氏遗书．序》）。其时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孙、任大椿皆戴震之门人弟子，邵则为戴氏论学的“同志密友”，他们对于阮元的影响极大，阮元之训诂学，得之王念孙较多，从此奠定他为学的基础，终于成为徽派朴学极有潜力的后劲之旅，其后徽派朴学盛行江浙、名噪扬州、蜚声鲁豫、远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阮元论学之旨，主张实事求是，“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一方面，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的做法即为“实”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实”又具有“实学”、“实行”、“实践”、“务实”等带有时代特点的新的含义。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朴学后期发展方向的转变。《清儒学案．仪征学案》评价阮元：“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阮元研究范围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为理念。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讲求“因古训以求义理”，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揅经室一集》卷二《论语一贯说》）或言：“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证异文疏证．序》）并有鉴于宋、明理学家们争论“仁”字的含义，运用归纳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论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来，加以排比，写成《论语论仁论》及《孟子论仁论》，用孔孟论述“仁”字的原意去纠正后世对“仁”字的曲解，从而避免了离开实事而空谈心性的误区。同时这体现了所谓的“以古训明义理”。在文字训诂方面，阮元遵循高邮王氏之法，大都由声音贯通文字，从而总结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经提出探语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谊诂四种方法，张舜徽先生在评论《揅经室集》时赞扬道：“元尝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良不诬也。”（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一）
阮元的治学特点是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和他之前的徽派朴学前辈一样，阮元认为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他在《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称：“圣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 可见，阮元虽主张由训诂求义理，但同时意识到汉学埋头故纸，限于猥琐的流弊，坚决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纯粹训诂之学，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会贯通的工作，这也是阮元在学术见解上体现出与戴震之学的差异。阮元从事文字训诂，着眼于源流和发展演变，着眼于字群音义上的相互联系，不是进行一词一义、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证，而是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研究事物。研究礼制典章，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的大体，不脱离历史发展的背景和阶段性，充分体现出他联系、变化、会通的史学观，诚如皮锡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经学通论．三礼．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以阮元之言为定论》）
在考据方面
阮元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文字、主源、金石碑刻和对于典章制度的考等诸多领域，比如在考证文字本义和造字之始时，阮元与戴震提出的“读书首在识字”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考证字的语源、本义、通假、训诂并有所发挥。又如在对于古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中，阮元经过细密考证，写出《明堂论》、《封泰山论》等文，认为所谓“明堂”、“辟雍”只不过是上古没有宫室时的一种简陋的结构，很象后世游牧地区的帐篷，上圆下方，四周环水，每逢大事如祭祀、行军礼、学礼，或者发布政命，都在这里举行。阮元还说，“封”是统治者在南郊祭天，“禅”是统治者在北郊祭地。阮元这种解释，都是他经过周密考证的结果，为时所称。
阮元一贯主张“若义理从古训中来，则孔子所得之义理，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训中来”，正如在《诗书古训》一文他说：“万世之学，以孔、孟为宗；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学不宗孔、孟，必入于异端。孔、孟之学所以不杂者，守商、周以来《诗》、《书》古训以为据也。《诗》三百篇，《尚书》数十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表不疑。”此外，《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等都是阮元所作关于阐发义理的著述。
阮元先后在杭主政十二年，每到清明时节，他总要到郊外踏青，最喜欢去的就是远离尘嚣的半山（皋亭山）。他把半山比成绍兴的兰亭，和文人学士一起饮酒吟诗修禊。嘉庆
三年春天，杭城接连下了二十天的雨，天一放晴，他就邀好友陆耀遹、蒋徵蔚等人，坐着小船到半山看桃花。当船在半山桥靠岸后，半山一带千树万树的桃花绚烂夺目。他们在桃花丛中饮酒吟诗，直到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醉意方醒，才踽踽登舟返回。
嘉庆五年阮元升任浙江巡抚，这年的三月上巳日，阮元邀了陈文述、吴文溥、孙韶、程邦宪、许珩、黄文旸等好友，坐着画舫到半山，他们观赏桃花后又作画题诗，陈文述还在《皋亭山修禊作图纪事》上，写了一首“迎眸山色一痕清，修禊人来画舫停；一种桃花与修竹，皋亭原不让兰亭”的诗句。
嘉庆八年闰二月，阮元到海宁一带检查海塘，回舟时特意从临平过半山看桃花，他屈指一算这天是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二天，再过四天就是清明节了。他看到半山的桃花开得无比艳丽，漫山遍野都是黄灿灿的油菜花，便随口吟出“江南江北花孰多，花多花少皆当歌，千红万紫不来看，花自春风人奈何”的诗句来，关照世人，切莫辜负这大自然赐予的美好春光呀！
嘉庆九年春，他和侄子阮常生等人乘船出城，沿着桃红柳绿的河道，听到了黄莺婉转的叫声，看到了油菜花丛中飞舞的蝴蝶……舟行春色里，身在明镜中。当船行至石桥时，他走到桥上四处眺望，只见一朵五色彩云向半山方向飘然而去，他脱口而出：“春花何处来，消息甚轻捷；一夜皋亭山，绿遍新柳叶……”的诗句。
翌年，嘉庆十年 二月，半山的桃花又开了，阮元由于公事在身，不能亲赴一年一度的半山修禊之会，便托其弟阮亨邀同人前往踏青观桃，嗣后大家都作了诗给阮元看。
十年后的嘉庆二十年春三月，此时阮元已离杭赴他处任职去了，其弟阮亨仍然每年到半山来观桃修禊。当他来到佛日寺，寺僧出示《皋亭云隐图》给他看，阮亨看后赞不绝口：大有黄鹤山人笔意。他在寺中小住数日，将自己和友人在半山观桃修禊之诗，一首首地笔录下来，辑成《皋亭唱和集》传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