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尘是正月十七离开的钱塘县继续到禅源寺清修的，重新回到禅源寺的李尘，变得比以往安静了不少，至少再也不去寺院后山残害小动物，终日乾乾的在禅源寺里边吃着简单的素食，过着朴素的生活，清心寡欲。每日忙碌着的是背着那些诗词经文，这其中有不懂李尘便向寺院那个进士出身的师兄请教。那师兄见着如此好学的师弟，自然也乐的教，而且现在李尘的记忆力非同寻常，几千字的古文，隔得一天便可以轻松拿下，在经过后几日的复习便可以轻松的记住篇幅中的每一个经典句子。
时间飞逝，转眼间又是一个新年。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内李尘不不仅吧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而且那些经史传记，诗词歌赋也是有所涉及，虽然打不到精通的地步，但是胜在记忆力惊人，大量略读的同时还是记得了不少，现在的李尘做上一篇古文难度已经不大，但是想要做上一篇难度颇大的八股文却还是有些吃力。自从上年回去分别了小晴，这整个钱塘县仿佛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李尘留恋了一般。
有间酒楼的生意已经早开始进入正轨，随着有间酒楼名气打了出去，现在每天的有间酒楼生意都是忙的要死，菜价已在提高还是供不应求，钱多了，开分店自然已经提上了议程，而现在有间酒楼在钱塘有开了一件酒楼，规模气势自是比不上原先的，但是胜在便宜可以满足钱塘县中低等收入人的消费，而原始的酒楼现在的房间费都已经提到了天价，但还是有些不知名的商人为求钱塘有间酒楼一菜而从各地跑来，那些文人雅士更是抵挡不住美味的诱惑，蜂拥而来，这样一来有间酒楼便出现了无数的文人题诗题词，这也极大了吸引了那些附庸风雅的有钱人来有间酒楼百金买的一菜的虚荣心。而且就在不久，在杭州有间酒楼也已经开了一家分店并且已经开张，但是这还是不能挡住那些文人雅士道钱塘县一探有间酒楼真是风貌的心，杭州分店的开业似乎也并没有影响钱塘县有间酒楼总店的客源。现在的有间酒楼用日进斗金来说丝毫不为过。
除此之外筹办已久的杭州丝纺学院也已经在乾隆四十八年的八月正式招生，李尘现在兼任名誉校长，王才担任校长，赵敬堂担任副校长，而且永昌坊的那些熟练的工人还要来此教学，学院的主要科目是关于纺织机的研发与制作，王才是主要的授课人，除此之外还有酿酒工艺的研发，授课人是赵敬堂，至于其他的行业，由于这些人受传统思想所限，并没有准备真正的公开自己的手艺，示意在这个新的学院并没有开设课程。学院虽是刚起步但这一切都在向着正规划的方向发展，而这一切丝毫不用李尘关心。纺织厂的事物也有特定的人处理，李尘还是挂一个名号，而且自己也从纺织厂里拿不到一分钱，因为纺织厂所有的净利润都拨付了浙江棉纺织学院。
一年的时间对于变革来说可以做很多事情，青帮的变革也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在这一年的时间内，宿庆祥可以打着变革的名号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清除一下帮内的异己分子，使整个青帮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现在的青帮虽然说财政状况并没有有太大的扭转，但是有了李尘筹资的三百万两银子，青帮的状况比起以前却是好上了不少。而且李尘的声望在青帮也是一升再升，毕竟对人来说，只有钱才是王道，李尘能为他们带来金钱他们就崇拜李尘，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比起青帮来说，钱塘沈府到时安静了不少，但是沈府现在受到李尘的好处也不少，单单是李尘发现的那几处茶园便给沈府带来了不少的利益收入，沈府的一切在少了李尘以后又回复到了往日的平静，毫不夸张的说，最近一年进入到沈府的人已近不知道在一年前，那个钱塘县的神奇少年，给沈府带来的不平静，使其一下子完全占领钱塘县民众的业余话题。说起这个钱塘县对于李尘的印象仿佛也开始模糊了许多，那个天才的少年仿佛已经消失在这个时间，要不是钱塘县永昌坊大大的沈府在哪里伫立着恐怕许多人都难以相信，钱塘县还出了这样一个传奇少年，把整个钱塘县推上了风口浪尖使得浙江的总督巡抚，甚至是当今圣上也下旨褒奖。
乾隆四十八年
五月二十四日，年过古稀的乾隆帝从京城动身，开始第四次巡幸盛京。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等在叶博受村广慧寺行宫迎驾，于行宫东门外设大毡庐，侍皇上宴毕，阅捉马诸技。科尔沁亲王恭格喇布坦、巴林郡王巴图等在五里屯大营迎驾，于行宫西门设大毡庐，侍皇上宴毕，也阅捉马诸技。乾隆帝分别给以赏赐。他还下谕奖晋效劳王公台吉说：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巴林郡王巴图、敖汉公桑济扎勒，在御前行走多年，此次随朕前来盛京，均各实心奋勉，朕甚眷爱。喇特纳锡第、巴图均加恩赏给亲王职衔，桑济扎勒晋封固山贝子。二十九日，他到达承德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离开山庄，九月十七到达盛京，十月十七日回到宫内，历时近四个月。这次东游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怀柔蒙古。
十月十九日，乾隆帝命辑《古今储贰金鉴》。他说：历览前代建储之弊，及我朝家法相承，于立储一事不可行，已明降谕旨，宣示中外。至史册所载，因建立储贰酿成事端的，不可枚举。应当勒成一书，以昭殷鉴。于是，乾隆帝命皇子等同军机大臣，及尚书房总师傅等，将历代册立太子事迹，有关鉴戒者，采辑成书，陆续进呈，以皇孙等师傅誊录，书成后即名《古今储贰金鉴》。
十月二十五日，乾隆帝谕示国史馆，用《贰臣传》例，编纂《逆臣传》。他说：修国史是为了彰善瘅恶，信今传后。前代诸史，皆由后世史官编纂，胜朝事迹，历年久远，烟没失传，以致网罗散佚，采及稗官，褒讥好恶，任意轩轾，率无定评，不如及早衰集，免致闻见失真，传疑袭误，他还说：国史体例与历代史不同，馆臣纂辑，应据事直书，不用分别各门。比如忠烈廉孝，以及奸臣宦官，历代皆附入列传，我朝并无此等事。只有《贰臣传》一门，前经降旨，另编甲乙，是我朝开创所有。这是扶植纲常，为世道人心之计，自应另立专门，以存直道。至于叛逆诸臣，如吴三桂等，也应明正罪状，另立一门，以昭斧钺之严。于是，乾隆帝命国史馆官员，利用实录以及军机处档案，将乾隆四十年以前的满汉臣工、宗室王公、蒙古王公中的叛逆者，编为《逆臣传》，陆续进呈，钦定成书颁行，并写入四库全书，垂为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