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终蹈流沙；匿迹漆园，卒辞楚相，此任纵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网也；辅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也；山巨源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无支离拥肿之鉴也；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谢幼舆赃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其余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者，岂可备言乎！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
——颜之推《颜氏家训》
白话
老子、庄子的著作，重在修生养性，保全本质，不让身外之物妨碍自己的天性。因此，老子隐姓埋名在周朝担任柱下史，最终行游于流沙，隐居起来。庄子在漆园做小吏，谢绝出任楚相。他们都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何冕、王弼，师乘前人，论述道教的玄理，纷纷宣扬崇尚道教。当时的人如草随风一样地追随他们，都以神农、皇帝的教化作为立身之本，将周公、孔子的儒家经术置之度外。何晏因与曹爽结党而被斩，这是陷入争权夺利的罗网；王弼因讥笑别人而遭记恨，这是因为他争强好胜；山巨源因蓄积财物而遭人讥笑，重蹈积蓄越多失去越多的覆辙；夏候玄因才学名望而被害，这是他没有“支离臃肿”的经验，荀奉倩丧妻后，因过度悲伤而死，并没有庄子那样，丧妻后鼓盆而歌的通达之情;王夷莆丧子后,悲伤不已,也跟东门子丧子后的豁达不同；嵇康与众不同特立独行而遭祸害，他也不是与世无争、平和处世的人；郭象权倾一时，没有达到甘于人后，忘掉自我的境界。阮籍好酒、荒诞迷乱，背离了仙途中应该小心谨慎的古训。谢幼舆因贪赃枉法而被罢免，违背了不应该贪得无厌的宗旨。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带头人，都是信奉道教，崇尚黄老之说的尚且如此。那些陷于尘世污浊，追逐名利的人，难道还值得细说吗！他们只会清谈雅论，剖析玄奥微妙的义理，宾主之间互相问答，怡心悦耳，无助于济世济国。到了梁朝，这种清淡之风又盛行起来，《庄子》、《老子》、《周易》被总称为《三玄》。梁武帝，梁武帝、简文帝亲自讲解评论。周弘正奉命传播道教，门徒千余人，盛况空前。梁元帝在江州、荆州期间，也很喜欢讲习《三玄》，召集门生，亲自传授，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不到疲倦之极不甘休。我那时得有幸坐在末座，也得以听他讲授，只是自己生性愚钝，也不太喜欢这一类的学说。
家训史话
颜之推鄙视和讽刺南朝士族的腐化无能，认为那些贵游子弟大多没有学术，只会讲求衣履服饰，一旦遭了乱离，除转死沟壑，别无他路可走。对于北朝士族的腆颜媚敌，他也深致不满。且往往通过插叙自身见闻，寥寥数语，便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特别是士族社会的谄媚风气，写得淋漓尽致。如《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我有个儿子，已有十七岁，很会写文书奏章，教他讲鲜卑语、弹奏琵琶，差不多都学会了，凭这些来服侍三公九卿，没有不被宠爱的，这也是紧要的事情。”我当时 低头没有回答。奇怪啊，这个人的教子方法! 如果用这种办法自己可以到达卿大夫、宰相的位置，我也不愿让你们去干这样的事情。）语言朴实而生动，一时士大夫的心态跃然纸上。
琅玡颜氏是大族，从晋代起，就是很负声望的高门，也是少数没有沾染魏晋玄风，还保持着传统经学的贵族门第。由于这样的家风，颜之推自然是那种比较正经也比较传统的士大夫，即使不那么正襟危坐，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尚通脱、喜玄谈、的文化人相比，也正经太多了些。到了南北朝战乱频仍，也没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淫艳的“宫体诗”，搞色情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图籍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达自由、洒脱不羁的风流种子。礼教扫地无余，廉耻荡然无存，颜之推当然是看不惯的。
古训今鉴
颜之推这则家训是对自魏晋以来那些放达自命、不修边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们的否定。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这位买驴的博士官，还有兴致写上三大篇字契，炫耀肚子里那点学问吗？空谈阔论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有长久市场的，唯有务实才是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