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齐王，我大唐现有户民几何？”林枫继续追问道。
李景遂尚未回答，一名中年文士率先答道：“我大唐目前有户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余户，约丁口四百八十万余人。”此人是户部尚书陶潜。
“谢谢陶大人。再请问我大唐现有在册官吏几何？”林枫继续着他那种跳跃式的问话，带着现场所有人的思路走。
“二千四百余人。”这次回答的是吏部尚书严绩。
“谢谢严大人。”林枫听闻后不由心中暗叹，1：2000的官民比例，在历朝历代中已经属于比较低的啦。
“也就是说，我们平均一个官员大约要负责管理二千余名百姓，如此官民比例在日常管理时尚可，但如果遇到大旱、大涝、战乱等极端特殊情况呢，可想而知，我们的官员必然应接不暇，手忙脚乱，这是人手不足的问题。下面，我们再谈财力的问题。”林枫侃侃而谈，现场的大小官员都愣愣地看着他，以前从来没有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自然感觉十分新鲜别致。
“陶大人，不知我朝财政年度收支情况如何？”林枫向陶潜请教道。
“我朝国计遵循量入制出，岁计大致相抵。”陶潜摇了摇头，说道。
中国古代称财政为“度支”、“国用”、“岁计”、“国计”。“度支”、“国用”指国家的费用开支；“岁计”指国家年度收入和支用的计算；“国计”指国家财政。量入制出，也就是收多少花多少，此财政思想在先秦时期提出和形成，并成为历代所遵循的理财原则。
“也就是说，如果碰到大的灾难或突发事故，我们并没有多少空余的钱粮去赈灾，更不用说在局部地区时常发生的小型灾难。这正是我朝财力不足的问题。”林枫再次总结道。
“这就是十分现实的问题。我们想利于百姓大众，但我们却没有人，没有钱，没有粮，怎么办？如果，我们采取商爵法，鼓励引导广大富商地主拿出他们多余的钱财，用到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比如，建义学、修水利、赈灾民。这样子，穷苦大众从中得利受益，地主富商从中获得了自身心灵的满足，赢得了官方民间的认可，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也在无形中减弱。而我们呢，只是拿出一个引导性的政策，没有多少实际付出，却解决了百姓困难，缓解了社会矛盾，统治的基础更加坚实，这是一场三方皆赢的局面，何乐而不为？”林枫继续循循善诱。
“好，林议郎此法在互补贫穷有无、缓解社会矛盾的同时，还树立了社会上向善向好之风，臣认为此法大善。”韩熙载率先评价道，第一个跳出来为林枫撑腰。
紧接着，周宗、萧俨等人立刻表示赞同。
道理已经说到这一步，圣上、齐王也都已经点头，谁也不会再自找没趣。这一条，也在全体人员的举手中通过了。
“林议郎所提利商法第三条，尚待实践检验，在此暂不表决。现在，我们开始辩议市易法的基本税额。”李景遂继续主持大局。辩论赛开局还不错，他的脸上也堆起了笑容。
“林议郎建议，大唐全境内关卡全部撤掉，统一全国商税为两种：住税和过税。住税为坐商住卖之税，税率统一为百分之三；过税为行商通过之税，税率统一为百分之二；商税收入除支付地方经费外全数上解中央。请问大家对此有何意见？”
这是林枫从宋代商税制度中学习到的。两宋以前，商税名称众多，名目繁多，宋朝为促进商业发展，确定为住、过税两种，住税相当于现在的营业税，过税相当于现在的流通税。
如今之商税，名义上为三十税一，但名存实亡，沿途税收往往累积可达十税一，按照林枫提出的市易法，如果能只缴一次税，实质上是在降低税额，对大家都有利啊。大家既然连商爵法都通过了，这次也自然没有什么意见。
这条也通过了。
不错，只用一个多时辰的时间就通过了利商法，李景遂对此也很满意，轻咳一声，说道：“关于利商辩论，就到此为止。下面，我们将开始辩议精兵法。”
李景遂端起眼前的茶盏轻啜一口，继续说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针对我大唐兵力现状，结合未来发展期许，林议郎特别从兵员和将帅两方面入手，分别提出了梯队建兵法和将帅轮换法。请林议郎向各位大臣解释具体内容。”
“梯队建兵法，顾名思义，对现有军队进行筛选，选能力最强者继续为兵，作为我朝正规军，稍次者为预备役，作为正规军的首要补充手段，最次者转为边境地方守兵，起警戒监察作用。三个梯队之间兵士回报也呈梯队排列，相互之间可以转换，前者表现不好，退入下一梯队，后者表现良好，可以升入前一梯队，通过竞争来提升斗志，提升战力。”林枫将自己的想法给罗列出来，这自然是借鉴了后世的军队划分方法，同时也是避免军队大裁人导致军队上下人心惶惶的一种稳妥做法。
“将帅轮换法，顾名思义，对于正规军队和预备役部队均采取同样的练兵手段，同时驻军一般不轻易调动，但对于领军的将帅却是可以轮换的，隔固定时间进行轮转换位。可谓之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将帅。”
这一点，林枫正是出于对南唐几位君主十分防范军队将帅而想出来的，而在林枫的思虑当中，将在这些轮换的将帅中选拔出其中的佼佼者，拉到他的特训基地进行全方位的现代化军事观念洗礼和改造，然后再通过他们不断地传播出去，由上到下地带动军队的嬗变。在这种场合，林枫并不准备将他的特种作战计划透露于众。
林枫讲完后，现场的大臣们相互瞅瞅，没有人主动说话。这是因为，在场的大臣中文官占据了绝大多数，而武官极少，这一点在武人横行的五代十国显得十分另类。
历史上，南唐为了避免唐朝节度使的权利过大而造成军事割据的恶果，一直有意地剥夺消弱带兵将领的军权。“唐制，节度使不在镇，而以副大使或留后居任，则云知节度事”。昪元六年（公元942年），李昪以宋齐丘赴洪州，任镇南军节度使。李璟继位后也曾以老迈的周宗为镇南军节度使，曾以宋齐丘为镇海军节度使，而这二人都没有能力承担军事。一定意义上，南唐朝廷私下里已经将出任节度使作为一种贬职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