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是1558年的秋天，已经在龙椅上坐了三十七年的嘉靖皇帝，在庆祝自己生日的当天，收到了一份奇特的礼物。这礼物是由181棵灵芝组成的巨大的芝山。这些灵芝天然生成，棵棵鲜活。最大的几棵，直径在一尺八寸之上。
照例，如此珍贵的礼物都经由礼部查验，然后才呈至大内。这座芝山的敬献者，是陕西鄠县的细民王金。我觉得“细民”这个词用得极好，一是点明王金的弱势地位，二是对他日后的飞黄腾达也留下了卑琐的想象空间。此人敬献芝山之前的行迹，已泯不可考，但由于这次敬献，他立刻成了名动朝野的著名人物。嘉靖皇帝对他敬献的这份名为“仙应万年芝”的礼物非常喜爱，顿时给王金颁赐了很多金帛。
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对祥瑞、神异、宿命、果报之类的事，似乎特别相信。即使在科技十分发达的今天，此类灵异之事，仍有不小的市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求神问卦乐此不疲，单纯用愚昧或者无知来指斥，恐怕太过简单。每个人渴望知道未来，而且，他们对自身经历的乖戾之处又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就相信冥冥之中另有一股力量，并对那些想象的神抵顶礼膜拜。如果说这个现象在今天的主流生活中，还没有占到显著的位置，在三百多年前的明代，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莫不都对灵异之事深信不疑。
再说嘉靖皇帝收到王金送上的芝山之后，其宝爱之情溢于言表。在民间，有“千年灵龟万年芝”的说法，嘉靖皇帝将这座芝山视为自己“万寿无疆”的象征。取悦皇上历来是官场的通病，嘉靖皇帝对祥瑞的浓厚兴趣，立刻引起许多官员的极大关注。就在王金敬献芝山的三个月后也就是1558年的岁暮，礼部向嘉靖皇帝报告，各地所敬献的灵芝共有1804本。嘉靖皇帝将这些灵芝逐一浏览，认为直径在一尺以上的大灵芝还是太少，于是下诏，命各地“广求以进”。
嘉靖皇帝喜欢灵芝，不仅仅是因为祥瑞，而且他还听信方士之言，认为吃了灵芝长生不老。于是他下令内阁辅臣严嵩、李本等将各地敬献的灵芝炼成丹药供其服用。严嵩作为首辅，不以国事为重，每日跑到南苑为皇上看护丹灶，降格为神神道道的方士。此举在今天看来，如同**中周恩来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手上拿着印制毛**语录的“红宝书”，带头高呼“敬祝毛**万寿无疆”一样，既滑稽，又不可思议。可是历史就是这样，它不会给你纯粹的优雅与足够的庄严，它常常以夸张与怪诞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感。事实上，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严嵩，正是摸清了嘉靖皇帝喜祥瑞、好斋谯的心理，才放弃读书人应有的操守而对症下药进行钻营。正因为如此，他才得到嘉靖皇帝的宠信，历二十年而不衰。昏君与侫臣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鸡与鸡蛋的关系。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衍生开来，就是究竟是先有昏君还是先有侫臣，单从理论上讲，很难说得清楚。但若讨论具体的个案，则不难作出判断。正德年间，是因为先有侫臣大太监刘瑾，尔后才有胡闹的武宗皇帝；而嘉靖一朝，则肯定是先有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的昏庸，才产生了严嵩这样的奸相。
其实，与严嵩同为阁臣的另一位叫徐阶的人，在浑噩的朝政中，倒没有被斋谯与丹灶的青烟薰得迷失方向。这位徐阶是松江人，状元出身，有名的江南才子。严嵩柄政，不但忌才，而且忌德。因此，在他威炎薰灼之时，所有德才兼备的人，几乎都得不到重用。徐阶的才与德，在当时的嘉靖皇帝的股肱之臣中，属于风毛麟角。正是他，从死牢里放出了海瑞，也正是他，发现了张居正的才干，将他收至麾下精心培养。但徐阶与严嵩共事二十余年，竟然相安无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只能说明他的明哲保身又不同流合污的为官技巧，的确胜人一筹。最后，也正是他，利用了嘉靖皇帝信任方术的特点，最终把严嵩踢出政治舞台。这一个事件的过程，非常富有戏剧性，因不属本文探讨的内容，只得另篇专述了。
却说身为首辅的严嵩，每日非常勤勉地为皇上炼制灵芝丹药，而次辅徐阶却不肯去南苑斋谯地，而是端坐在文渊阁的值房里，处理一团乱麻的国事。按理说，这样的大臣应予褒奖，但嘉靖皇帝却不然，他认为徐阶这样做是对他的不忠。于是他把徐阶找来，当面讥刺这位辅臣：“卿以政本为重，不以相溷也。”嘉靖皇帝此处说的“溷”，显然指的是炼药。他认为徐阶处理政本只是托词，真正不来南苑的原因是把炼制灵芝丹药看成是“溷”事，应予鄙夷。
这一次谈话，让徐阶诚惶诚恐。他知道再不奉承皇上，灭顶之灾就会立至。于是立刻向嘉靖皇帝请求，恩准他能每日到南苑，像严嵩、李本两位大臣那样为皇上效命炼药，嘉靖皇帝这才转怒为喜。
威加四海的皇上与运筹帷幄的大臣都在谬见的河流中洗礼。为了投其所好，一时间，中国的大地上，无论是荒漠万顷的西北还是潮润富饶的东南，都成了千年灵芝的温床。首先是浙江总督胡宗宪，在其辖区内发现了硕大的白色灵芝和白色的灵龟。这位大将军用快马将这两样灵物送至北京御前。嘉靖皇帝大喜过望，当即决定打开玄坛祷谢天地，同时到宗庙祭告列祖。当然，胡宗宪也因此升官，嘉靖皇帝赐给他一袭鹤袍。按明代官袍等级，鹤袍为一品官服。
看到胡宗宪献瑞得到了甜头，各地官员竟相仿效。陕西抚臣陈执、按臣李秋，献上了白鹿和白灵芝，并说这白灵芝是长在当地的万寿宫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诡称，意在博得龙顔一灿。嘉靖皇帝竟然深信不疑，仍然是开玄坛祭祖庙，赏赐献瑞官员。此风后来愈演愈烈，到了嘉靖四十一年，仍是那一位鄠县的细民王金，再次上供大礼——超过两尺直径的五色大灵芝和一只五色的彩龟。嘉靖皇帝对这两样登峰造极的祥物大喜过望，下旨礼部：“龟芝五色既全、五数又备。岂非上元之赐。仍告太庙，百官表贺。拜金为御医。”
明代的典籍中，对这一次百官的表贺隐然不存。但可想而知，那数百篇谀词充斥的颂文读起来是多么的肉麻，它们是官场卑劣心理的一次大检阅，大荟萃，所以还是不读为好。但是，王金却因为这两次“技压群雄”的大敬献，一下由细民的身份跃升为皇帝的御医。如此登龙有术，天下所有经历过十年寒窗的读书人，听了岂不汗顔？
偏偏王金得寸进尺，当上御医的第三年，他又在嘉靖皇帝的寿辰之日，再次敬献三座“万寿香山”。这三座香山上，共长了360棵灵芝。嘉靖皇帝仍然是“大喜过望”，赐给王金三品大臣的待遇。
王金这种人，历史上称为嬖倖，其特点是以旁门左道博取皇上的欢心。他对皇上的三次敬献，实乃是嘉靖一朝的闹剧。可是，导演这场闹剧的，正是嘉靖皇帝自己。
二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生性多疑，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猜忌。这与他少年时代尝过太多的苦难而从未受过正规的教育有关。据传，他在登基的当天，皇袍加身之后，曾兴奋地对辅佐他打下江山的刘基说过一句话：“本是一路打刧，谁知弄假成真。”跟随朱元璋多年的刘基，知道这位开国皇帝多疑的禀性，立即跪下回道：“陛下天生龙种 ，此番登极，实乃君权神授 。”这一回答，提醒了朱元璋，他立刻掉头望去，只见一个太监站在门口，他问那名太监听到了什么？太监心知如果据实回答，承认自己听到了他们君臣之间的对话，必然会掉脑袋，情急之中装哑巴嗷嗷乱叫，朱元璋这才饶了他一条命。
这则故事的真实性虽可怀疑，但编撰者的确摸透了朱元璋的心性。这位和尚出身的皇帝，逃出禅门的沙弥，因为无法证明自己出身的高贵，因此特别需要让世人明白“君权神授”的道理以及他的“天生龙种”的特殊身份。这种偏狭的政治观念导致了祥瑞、神异、宿命、果报一类的所谓“天人感应”的现象，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大行其道。
洪武年间，坊间曾传一故事，说朱元璋微服出访，夜宿旅店。在店中院内，有两人在观星象，一人说：“你看帝星，今晚不在宫位，他会跑到哪里去了呢？”另一人回答说：“这颗帝星不但外出，而且头还向着西边。”朱元璋在房间里听见，一看自己果然头朝西边躺着。他便故意掉了一个头，朝向东边。立刻，院子中那人又说：“奇怪，刚才头还朝西边，怎么一会儿又朝向东边呢？”朱元璋在房内听见，顿时相信“天象难欺，人主不可妄动也。”
在今人看来，这无疑是捏造的天象。可是在明代，此类迷信之事，竟可以让人深信不疑，升斗小民，闾巷编氓者相信神异尚可理解，那些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亦浸淫其中，则令人匪夷所思。
读书人写文章，有勉强为之与真心流露两种。明眼人一读文章，就知道属于哪一类。明人的笔记文中，几乎没有一本不涉及灵异，也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质疑。我有时意想天开地认为，这可能是明代读书人对宇宙认识的一种幽默感，至冷至深的幽默。但又不得不否定自己的判断。因为这些记述只想证明一个道理——躯体内的实在的生命，受制于冥不可见的神灵。
由于读书人的介入，由祥瑞神异等组成的“神秘文化”，才变成了明代文化中一道不可理喻的风景。一些好钻牛角尖的学者，毕其一生的智力，作一些古怪的研究，兹举两例：
偶友人言北斗第四星不明，主天下官司无权。此与古占異。北斗七星，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第一星曰天枢，二曰璇，三曰机，四曰权，五曰玉衡，六曰闓阳，七曰摇光。枢为天，璇为地，玑为人，权为时，玉衡为音，闓阳为律，摇光为星。石氏之第一曰正星，主阳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阴刑，女主之位；三曰公星，主祸害；四曰伐星，主天理，伐无道;五曰杀星，主中央，助四旁，杀有罪;六曰危星，主天仓五谷;七曰部星，亦曰应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吴，五主赵，六主燕，七主齐。张衡云：若天子不恭宗廟，不敬鬼神，则第一星不明或变色;若广营宫室，妄鑿山陵，则第二星不明或变色；若不爱百姓，骤兴征役，则第三星不明或变色;若发号施令，不顺四时，不明天道，则第四星不明或变色；若废正乐，务淫声，则第五星不明或变色；若不劝农桑，不务稼穑，峻法濫刑，退贤伤政，则第六星不明或变色；若不抚四方，不安夷夏，则第七星不明或变色。又弼星附乎闓阳，所以助斗成功也。七政星明，则国昌，不明，则国殃。斗旁欲多星则安，斗中少星则人恐。弼星明而斗不明，臣彊主弱；斗明弼不明，主彊臣弱也。天下官奉上行令，安得有权，主彊臣弱，其占自明。友人之言，未足据也。趙
顾起元《客座赘语?北斗》
袁柳庄先生廷玉，在太宗藩邸，屡相有验，登极授以太常丞。太宗一日出宋、元诸帝容命相，袁见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又是秀才皇帝也。”太宗大笑，厚赐之。豈顺帝果是合尊太师之苗裔欤？
王锜《寓圃杂记?柳庄相术》
这两则记述，一谈星象，一谈相术。字里行间充满欣赏。人的天性是排斥逻辑的，两者的区别在于，逻辑是实证，而天性可以虚构。所有灵异的东西，与逻辑搭不上边，但是却可以使人性更加虚妄。由逻辑衍生出来的科技与智慧，其作用是让人类理智起来，成熟起来。而灵异则不然，它既可以让人成为神仙，也可以把人变成魔鬼。
朱家的后代皇帝们，由于血缘关系，几乎都承继了朱元璋猜忌与多疑的性格。同时，在他们毫无生气的尊严中，却始终保持了对灵异现象的极大热情。在这一点上，嘉靖皇帝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位。
三
嘉靖皇帝崇尚道术。我曾说过，中国的道教最难把握。若没有上等根器，不但不能理会“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道义，反而会因此坠入形而下的道术中而走火入魔，嘉靖皇帝就是这样。他是因为武宗皇帝突然驾崩而又没有子嗣的情况下，才得以机会入承大统。一方面，他因碰到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而感激神灵；另一方面，他又怕别人讥讽他继统不正而格外需要神灵的庇佑。因此，嘉靖皇帝的猜忌心几可上追洪武。有一次，一位太医给他治病，因他躺在御榻而衣裳掉在地上而不敢趋近把脉，太医说：“皇上的衣裳在地上，臣不敢前。”看过病后，太医还没有离开大内，就有圣旨传到，给这位太医褒奖。嘉靖皇帝说：“该太医忠忱皇上，朕心大慰，他说‘衣裳掉在地上’，是把朕看作人耳，若说衣裳掉在地下，朕岂不是成了鬼耶！”太医虽得了褒奖，仍不免吓出一身冷汗，他暗忖：我如果说成“衣裳掉在地下”，今儿个岂不脑袋搬家？
嘉靖皇帝因猜忌而发展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他长期沉湎于斋醮而无心政事，对那些造假的祥瑞始终兴趣不减，像前面提到的方士王金，很显然是一个造假的高手。但嘉靖皇帝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都渴望越来越多的“祥瑞”，所以，他喜欢那些阿谀奉承的造假者和为数不少的胡说八道的官员。
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皇帝登极之初，也曾下诏各地州府再不要献瑞。但是，有一个叫汪鋐的人，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却不管这诏书，而是寻获甘露而媚上。嘉靖皇帝得到甘露之后，立刻就把自己颁发的“不准献瑞”的诏书抛诸脑后，而破例将汪鋐擢升他为刑部侍郎。此后不久，会修明伦大典。张璁、桂萼投嘉靖皇帝所好，将汪鋐敬献甘露一事书于卷末，并大加赞语，说是新皇登极，感应天地。嘉靖皇帝又升张璁为吏部尚书掌翰林院，桂萼为兵部尚书。自此之后，终嘉靖一朝，因献瑞得宠者，可以开列出一长串的名单。如果政坛上，都是这样依靠旁门左道而窜踞要津的人位列公侯，则官场的腐败，朝政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明朝的政治的拐点，的确在嘉靖皇帝的统治期间产生。在他之前的武宗皇帝，虽然也是一个胡闹的人，但离前朝的清明政治去时未远，朝中尚有一些股肱大臣心存社稷。到了嘉靖一朝，便变成了由昏君与侫臣共同上演闹剧。今天，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只是讥刺这闹剧流秽史册，可怜的是当世的老百姓，只能在恍恍惚惚的昏君的迷思中艰难度日。
陆粲的《庚巳编》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齐门外临甸寺，有僧年二十余，患蛊疾。五年不瘥而死。僧少而美姿 ;性又淳谨，其师痛惜之，厚加殡，送及荼毘。火炽，忽爆响一声，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长数寸，面目肢体眉毛无不毕具，美须蔚然垂腹，观者骇异。其师亲为医者陆度说。
读者看罢这个故事，一定会觉得荒诞不经。一个年轻的和尚患了蛊疾。这个蛊竟然是一个藏在和尚肚内的小人。如果把这则故事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看，则致人于死地的“蛊”，竟然是“美须蔚然垂腹”的长者，它不但要扼杀美丽，更要扼杀生命。嘉靖皇帝驾崩后没有荼毘，所以，不知道他的肚子里，是否有这么一位“小人”。
§§第12章 让历史复活
——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创作谈
熊召政
一
从皇帝与宰相谈起
近些年，帝王小说兴盛，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不能不看到这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与一般民众都对皇权充满崇拜的结果。我们在批判极权统治的时候，往往会把这责任一古脑儿地推到统治阶级本身，殊不知正是崇拜皇权的民族心理，构成了极权统治存在的土壤。
我曾对人讲过，要想弄清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皇权统治或曰国务活动家的基本特征，应该着重关注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从秦始皇到光绪的皇帝系列，二是从李斯到翁同龢的宰相（或相当于宰相）系列。若将这两个系列的人物作大致的分析比较，不难看出，优秀的宰相远多于优秀的皇帝。其治国的能力，帝王系列的人物表现出的是一条一直向下的曲线，而宰相系列的人物则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的水平线上，细究个中原因，乃是因为皇帝是世袭制，而宰相则多半是凭着真才实学一步步攀上权力高峰。因此，除了改朝换代留下赫赫文治武功的开国皇帝以及为数不多的明君，更多的帝王都如过眼云烟。虽然他们生前都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死后，他们的声名，却是比春花凋谢得更快。更有趣的是，一个暴君或一个庸君的身边，往往都会有一个聪明的善于协调平衡各方面关系的宰相。尽管这样的宰相多半都会“以身殉职”，但正是由于他们的斡旋与努力，国家才不致于动荡，世袭的皇权才得以延续。诸葛亮在他著名的《前出师表》中表述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应视作中国宰相们政治生涯的生动写照。
恕我不敬，中国的皇帝除了屈指可数的英明君主外，更多的是荒唐与平庸的人物。宰相则不然，他们中产生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商鞅、萧何、诸葛亮、魏征、赵普、王安石、刘伯温等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人物，莫不都是宰相出身（即便没有宰相的头衔，也都干着宰相的事业）。当然，宰相中也出过李林甫、秦桧、贾似道、严嵩之类的奸佞，透过他们，我们亦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淫邪与残暴，是怎样在精心设计的权术中达到极致。中国有帝王术，专门研究如何当皇帝；中国却没有一部宰相学，来探讨这一特定职位上人的领导艺术与政治智慧。勿庸讳言，是东方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极权统治，导致了这种缺失。
比之皇帝，宰相这一阶层的人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学而优则仕”的代表，以“士”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因此有着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崇尚的道德与残酷的现实大相径庭。如果要建立事功，他们必须学会隐藏自己。宰相们如其说是为国服务，不如说是为皇帝效劳。看皇上的眼色行事，使他不可能保持独立的人格。他既要曲意承上，又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既要心存社稷，又必须“枉顾左右而言它”；他既是帝师，又是奴仆；既为虎作伥，弃道德如敝履，稍一不慎，自己也就成了祭壇上的牺牲品。
大约十年前，我开始对中国的宰相们产生了兴趣。几乎从一开始，这种兴趣就给我带来了创作上的冲动。我无意写一部宰相学，但却想寻找一位合适的宰相，通过他的政治生涯，来再现一段在中国文明进展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经过长达数年的研究，我才选取了明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作为我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
二
关于张居正的思考
选择张居正，我基于三个考虑：一，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二，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三，明代的国家体制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
说到明代，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与汉、唐、宋、元、清这些大一统的王朝相比，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多。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大肆屠戮功臣，害怕大权旁落而一连诛杀三位宰相，并从此永久废除宰相制。终明一朝，冤狱盛行，动荡不断。由于对大臣们的不信任，朱家皇帝创设东厂与锦衣卫两大特务机构，实行恐怖镇压。另一方面，由于皇室怙权而又贪图享乐，导致宦官乱政。王振、刘瑾、魏忠贤三位司礼太监对朝政造成的伤害，恐怕为历代宦官之最。特务与宦官，这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两大毒瘤，是朱明王朝留下的最为可怕的政治遗产。
明朝初年朱元璋与朱棣父子两位皇帝对功臣与士族大开杀戒，并未涉及到底层百姓。经过连年战乱的庶民，因此获得一个相对平稳的休养生息的时期，从洪武年间到仁宣之治大约一百五十年时间，老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富裕，但从正德时期开始，由于武宗皇帝骄奢淫逸，接着是嘉靖皇帝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局面开始出现并日益严重。在城市里，官僚权贵的享乐达到极致；在广大乡村，饥民揭竿起义的事情屡有发生。到了隆庆时代，朱明王朝明显露出“下世的光景”，对国家的控制力已相当有限。正在朱明王朝摇摇欲坠之时，三十六岁的穆宗病逝，他的十岁的儿子朱翊钧登基，是为万历皇帝。小皇帝启用他的老师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由于历史的机缘，四十八岁的张居正开始了他十年柄国的辉煌无比的政治生涯，给后世留下了一段风雷激荡的“万历新政”，不过，这风雷激荡，昭示的是万象更新的文治而非暴力下的武功。
明代的首辅制，是一个相当古怪的政坛产物。宰相制废除后，本是替皇上撰拟诏诰承制词章的文渊阁大学士，便变成了皇上的秘书兼顾问。为首的大学士称为首辅，相当于首席顾问。按朱元璋钦定，大学士们只享受五品衔，相对于吏、户、兵、礼、工、刑六部二品衙门，这级别实在太低，但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阁臣们禄位渐隆。到了明中期，阁臣们几乎都是从二品大员中选拔，而首辅则程度不同地行使着宰相的权力。
由于首辅名义上只是顾问，因此他是否能顺利担当宰相的角色，则要取决于皇帝与首辅双方的能力。如在朱元璋面前，首辅只能是一个唯唯诺诺的顾问，而面对穆宗朱载垕这样的懦弱皇帝，首辅则实实在在担当起宰相的职责。
通览明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居正是明朝二百七十年间最有权势，同时也是最有能力的一位首辅。这不仅仅因为历史给他提供的机遇最好；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一位首辅，登位之前，像他那样作了如此充分的准备。
稍有政治经验的人都懂得，提出一套符合国情民意的改革方案虽然不易，但比起将这方案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果，则又要容易得多。举凡思想家，都可以担当设计师的角色，但担任工程师的政治家们，不但需要道德上的勇气，更需要把蓝图变为现实的卓越智慧。我认为，张居正便属于这样的政治家。
隆庆元年，张居正刚入阁成为末辅，怀着对新皇上的期待，四十二岁的他，便虔敬地向穆宗献上了一道洋洋万余言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纲本、饬武备六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所涉内容，涉及吏治、纲教、经济、军事诸领域。胸无大志的穆宗，只愿意沉湎酒色，哪愿意如此大刀阔斧地重振乾纲。他只是敷衍地赞扬了几句，便搁置不管。张居正作此试探，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于是继续耐心等待，六年后他的这一份完备的改革文件，终于成了他实施“万历新政”的政治纲领。
关于“万历新政”的功绩，已有不少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作了详细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不用我在此赘言。我要说明的是，正是张居正的改革，使本来气数已尽的朱明王朝突然枯木逢春，获得了难得的“中兴之象”。可是，正是这样一个“宰相之杰”，死后却遭到了最为残酷的清算。万历皇帝一面享受着张居正改革带来的福惠，一面下令把张居正的封赠全夺、家产尽抄、亲人或死或谪。万历皇帝的这个态度，导致张居正死后半个世纪，满朝文武竟无人敢提及他的名字。
张居正的功绩，说明中国“士”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独特作用；而他的悲剧，又深刻揭示了极权统治的寡恩与残忍。
1998年暮春，动笔写《张居正》之前，我曾专程去了一趟张居正的故里湖北省江陵县，站在他的墓碑前，我吟了一首绝句：
四百年前事可疑，江南又见鹧鸪飞。
杜鹃舌上烟波里，立尽斜阳是布衣。
中国的与官场无涉的知识分子，常以布衣自谓。至今，我这个布衣还记得，那一缕惨淡的夕阳，是如何陪伴着我，在张居正的杂草丛生的墓地上作孤独的徘徊。伟人们死后的萧条本属正常，但我仍不免暗自思忖：从商鞅的被车裂到张居正的灭门之祸，果真是中国古代改革家的必由之路么？张居正推行改革之时，也曾下定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可是，如果真的给他第二次生命，他还会有那挽狂澜于既倒的干云豪气吗？
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中国的政治生活，历来是粗暴且僵硬的，缺乏灵动的生气与恒久的激情。张居正正是想把灵气与激情引入政坛，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可避免的悲惨性结局。
三
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我一向固执地认为：让历史复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洞察未来，这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同时也是作家的责任。
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这要求也许苛刻，但我认为这是写好历史小说的关键。时下一些流行的历史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历史的真实，这是作家没有认真研究历史的后果。
所谓历史的真实，简单地说，有三个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第三个真实是形而上的，最难做到。前两个形似，第三个是神似。形神兼备，才可算是历史小说的上乘之作。
我曾对张居正及嘉隆万三朝的历史作了数年的研究。自认为占据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了。可是当我花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写出第一卷时，才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既不是史学著作，作为小说又显得干巴。这才意识到，历史的真实并不等同于文学的真实。从历史到文学，有一个艰难的转化过程。小说中的张居正，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历史中的张居正。它既要忠实于历史，更要忠实于文学。他既是历史中的人物，又是文学中的典型。这一点至为关键，如果处理不好，文学的价值便荡然无存。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舍弃了这三十多万字的第一稿，于1999年春节之后，又从头开始。现在读者看到的《张居正》的第一卷《木兰歌》，便是与第一稿了无关涉的第二稿。这本书属不太成熟的作品，但至少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追求。
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还有一点尤其重要，那就是忧患意识。我曾在一篇《登郁孤台》短文中评价辛弃疾“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其实，古代士子，穷者如杜甫，达者如张居正，有谁不是这样？一个不具备忧患意识的作家，又怎能与笔下的历史人物作穿越时空的心灵沟通？不过，在当下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作家们似乎已丧失了为民族思考的责任。文学的视野日渐转向个人的隐私，或者媚俗的快餐。文学的阳刚之气、厚重之感正在丧失，代之而起的是轻佻与浮滑。一个民族的文学心志一旦走向颓废，则预示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终结。我在前面已讲过，历史小说作家更具有文学的自觉。这自觉，便缘于他的忧患意识。他不会无缘无故地选取一段历史，一个人物，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形成了他的历史观。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创新，或满足于编造精巧的故事，这实际上是在浪费自己的聪明才智。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前者永远是主要的。这一点，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尤其重要。
以上拉拉杂杂，写下的是我创作《张居正》的动机，以及对历史小说的思考。我不是清流，无意对张居正作道德上的评判。在严肃的历史面前，个人的爱憎，往往会导致低级的错误。四卷本的《张居正》已经问世，创作这部书，我前后花去了十年时间。真正的十年磨一剑，但是，这究竟是不是一把好剑，则需要广大的读者来鉴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