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研读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某一个人物，生在某一个朝代是福气，头上戴着光环，到处受人尊敬。换到另一个时代，便成了天地难容的人物，不但吃尽人间苦头，弄得不好还会丢掉性命。杜甫说李白“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其意很明显，道的是李白不合时宜，世人都不喜欢他，必欲诛之而后快。其实，杜甫言过其实，李白生活在盛唐，当属社会的宠儿。他虽然受到流放夜郎的处分，也是在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之后。他参加了谋逆者反抗朝廷的军事举动，若碰上朱元璋或康熙一类的皇帝，十个脑袋都搬家了。把中国历朝作一个区分，则可以说：春秋战国养士，汉朝养武，唐朝养艺，宋朝养文，明清多养小人。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套用之，一个朝代也会使某种人能得到特别的发展。照这个逻辑来推，大思想家李贽生活在明代，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2、李贽是明晚期少数清醒的读书人之一
李贽写过不少《咏史》诗，其中有这样三首：
持钵来归不坐禅，遥闻高论却潸然！
如今男子知多少，尽道高官即是仙。
盈盈细抹随风雪，点点红装带雨梅。
莫道门前车马富，子规今已换春回。
声声唤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动尘。
欲见观音今汝是，莲花原属似花人。
读这些诗句，我仿佛看到一个清癯瘦削的老人，戴着斗笠骑在驴背上，看着满街的驷马高车，发出鄙夷的微笑。李贽为何有这等感情呢？这还得从明代的政局说起。李贽出生于嘉靖初年，在嘉靖之前的正德年间，实乃是明代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在正德皇帝之前，朝廷的清明虽不如开创初期，但大臣都还讲究操守；皇帝虽不能严以律己，却还能宽恕待人。正德皇帝十五岁登基，未谙世事，国家的操控权实际掌握在大太监刘瑾手中。胡闹几年，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虽经正直的大臣设计诛除了刘谨这位“九千岁”，但正德皇帝并未汲取教训，依然胡闹。由于皇帝坏了坯子，他身边的小人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到他死时，小人当道而形成的官场潜规则，早已变成了指导官员的“世间法”。继位的嘉靖皇帝不但不能扭转颓风，反而因为迷恋斋醮、猜疑多忌而助长了小人政治的发展。出生于嘉靖六年（１５２７）的李贽，终其一生，都是在病态的社会环境中度过。在他入仕为官的二十多年，君是昏君，臣是庸臣。除开张居正柄国十年推行万历新政这一时期外，政坛上生气凋敝，乏善可陈。
政坛上越是腐败，想当官的人也就越多，这几乎已成规律。因为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可以通过当官来获取非份的名利。按市场经济学的观点，官职永远属于短缺经济。这就导致卖官鬻爵的情形大量发生。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官民的尖锐对立已使大明帝国陷入深刻的危机。但是，俗世的享乐与眼前的利益促使帝国的士人放弃了忧患，官场因此变成了名利场。
李贽是少数的清醒的读书人之一，他讥笑那些把高官当神仙的人。既然官道龌龊，令他心寒齿冷，与官场的断绝便是无可替代的选择。在多年的道德探求之后，他终于发现了“菩萨道”的美妙，既可救心，亦可救世。于是，他自负地吟唱“欲见观音今汝是，莲花原属似花人。”
在古代，对皇帝的效忠被作是一个读书人起码的道德要求。但是，李贽弃官绝俗皈依佛门，并以观音自居，在士大夫眼中，他便成了双重的叛逆者，既背叛了皇帝，也背叛了儒家。比之李白，李贽是真正的“世人皆俗杀”。他认为自己的灵魂只能安置在莲花宝座上，但在世人眼中，他只能呆在万劫不复的地狱中。
3、在李贽眼中，孔子并非圣人
读李卓吾的《藏书》、《焚书?续焚书》，我们会感到，像他这样的叛逆者，当也是属于那种五百年才可能出现一个的人物。他经常发表惊世骇俗的观点，他说天地间只有五部大文章，即汉司马迁的《史记》、唐杜甫的诗集、宋苏东坡的文集、元施耐庵的《水浒传》、明《李献吉集》。这五个人，前四位皆是文章翘楚，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但我们注意到，他不提孔子、孟子、亦不提老子、庄子、更不提二程与朱熹。儒道两家的圣人与典籍，尽管被天下读书人奉为圭臬，但却不入他的“法眼”，特别对孔子，非难尤多，他在《题孔子像于芝佛院》一文中指出：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
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颂之，小子矇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李贽的态度，在他眼里，孔子并非圣人，老、佛也非异端，他对儒先、父师之类谬传知识的人物讥刺、抨击，毫不留情面。正由于这样一些人把孔子抬到圣人的地位，李贽发誓不肯加入抬轿子的行列。中国是一个善于造神的民族，因为造神者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被造者。所以，许多国人乐此不疲。李贽看出这一点，十分痛心，在给友人耿定向的信中言道：“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对于造神者的批判，李贽一针见血。
李贽穷诸学问，关注当下。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他比李白更彻底，干脆认为自古本就无圣贤，这种思想脉络，可从禅宗慧能的偈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中寻找。佛家讲“众生即佛”，“我心即佛”，是民本观念，而儒家的内圣外主，则是精英观念。李贽援佛批儒，在儒家中国里，他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4、李贽认为张居正是“宰相之杰”而海瑞只是“万年青草”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研修学问，讲求经邦济业，即学问的服务于国家，作用于社稷的功能。从观念上看，这一点是不错的。但由于儒家学说的局限，读书人入仕后，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往往与经邦济世的理想南辕北辙。究其因，乃是因为儒家把道德伦理作为建设社会秩序的基础。事实证明，离开法制，社会根本就没有秩序可言。这道理虽然简单，中国古代的儒生，却似乎难以懂得。李贽虽也是儒生，也入仕为官，但他并不把道德伦理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学问。他对古人与当世人的评价，其着眼点不在操守，而在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这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他对张居正与海瑞的断语。
李贽与张居正、海瑞是同时代人，都生于嘉靖初年，死于万历时代。客观地讲，这三个人，外加一个戚继光，应该是那一时代最负盛名的四大人物。张居正于1572年出任首辅（相当于宰相），辅佐十岁的神宗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是有明一代绝无仅有的中兴名臣，力挽狂澜的大改革家。他执政期间裁抑豪强，注重民生，后世称他为“权臣”、“法家”，讪谤甚多。海瑞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抱着一死的决心给沉湎斋醮荒怠政务的嘉靖皇帝上万言书，是有明一代最大的清官。张居正柄国，始终弃用海瑞，这一点曾引起当世士林的诟病。关于张居正为何不用海瑞，我在拙著《张居正》中已有专门描述，这里不再赘言。张居正死后，朱翊钧迅速对他进行残酷的清算，并重新启用海瑞。在史籍与口碑中，张居正毁大于誉，而海瑞却是誉满天下。
作为他们同代人的李贽，却没有随波逐流。他深情地赞誉张居正是“宰相之杰”，而评价海瑞为“万年青草”。在李贽看来，张居正是真正的经邦济世的伟大人物，而海瑞只是以人格取胜。生命如草可以万年长青，但绝不是振衰起隳的国家栋梁。
从这两种绝然不同的评价来看，李贽心仪的政治人物，不仅仅只是会做道德文章，更应该有着为社稷求发展，为民生谋福祉的巨大的担当精神与行政才能。
道德与事功，清流与循吏，一般的读书人，都看重前者，而李贽赞赏的却是后者。
5、晚明思想界的一盏明灯
李贽既不能像张居正那样，以事功影响后世，也不能像海瑞那样，用道德影响士林。但他的叛逆精神与追求本真的学问，却是明晚时期思想界的一盏明灯。关于他的生命轨迹与学问人生，付秋涛先生作了详尽的考证与理性的分析，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李贽的精神画像。
数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人有两种：一种是石头，在任何激流中挺立；一种是咖啡，可以百分之百融入水。李贽当属于前者。他特立独行，蔑视世俗，因此当世难容。比起张居正与海瑞来，他的处境更惨。煌煌一部明史，张居正、海瑞皆有列传，而他只在耿定向的条目中附上数语以示交待，可见皇室操纵的史家，对他这位狂人，连贬损几句的兴趣都没有。李贽晚年弃绝功名，对这种“世人皆欲杀”的处境，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
年来寂寞从人谩，只有疏狂一老身。
以七十五岁疏狂之身在狱中用剃刀自杀，表明了李贽与流俗抗争到底的决心。死后不到半个世纪，明朝就以崇祯皇帝的上吊而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中谢幕。比起崇祯来，李贽的悲剧似乎更能体现文化上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死在明朝最腐败的时期，更是思想上最为平庸的时期。
2007年2月21日（初五）写于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