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佛性的光辉
丹桂飘香的九月，我同一班朋友，从昆明出发，专程游了一趟鸡足山。
鸡足山古名清巅山，又名九曲山。在大理地区的宾川县境内，面积约五十平方公里。峰峦攒簇，盘曲九折，前伸三支，后拖一矩，宛如鸡足，因此山以形名。
鸡足山的出名，与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迦叶尊者有关。
《五灯会元》记载：
说偈已，（迦叶）乃持僧伽梨衣入鸡足山，俟慈氏下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岁也。
《曹溪一滴》亦有记载：
一日因阿难问曰：师兄，世尊传金缕袈裟外，别传个什么？迦叶召阿难，阿难应诺，迦叶曰：倒却门前刹竿，著即付给与阿难尊者。复以夙约必别于阿世王，入鸡足山席地而坐，自念今我被粪扫服，持佛僧伽黎，必经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年。至弥勒出世，彼时阿难亲刻尊者像一尊，遗于华首门，今迦叶殿所供小像是也，出自古通。
另外，《大唐西游志》，《法显传》等书均有同类记载。迦叶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中国禅宗把他列为传承佛法的第一代祖师。据说，迦叶持着一件金缕袈裟，带着舍利佛牙，来鸡足山传布佛教，并入定于鸡足山主峰天柱峰下的华首门，等待弥勒菩萨的出世。至今，山中尚有多处迦叶的遗迹供人凭吊。但是，上述的记载和传说，尚未得到史料证实。从时间和当时印度佛教活动的范围来看，迦叶是不可能来到鸡足山的。为此，历代学者与佛教中人一直争论不休。学者重考证，僧人据佛典，各有所恃，互不相让。这也算是佛教的一大悬案了。
尽管这种争论还会旷日持久地沿续下去，鸡足山因为迦叶而成为了佛教名山，却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中国的佛教在唐代已是鼎盛时期，那时的云南，虽然属南诏国，但中原的佛教，已影响到滇西。宋代，南诏国脱离了中原的统治，直到元朝，忽必烈消灭了南诏国，滇西才重新并入中国的版图。佛教作为中原文化的一部份，这期间在滇西的传播达到了**。整个滇西，几乎已是“无山不庙，无庙不僧”了。而鸡足山的佛教，这时也进入了全盛时期。全山有36寺，72庵，僧侣最多时有5000多人，成为了名符其实的佛教名山。由于元朝的历史太短，鸡足山留下来的佛教史迹，多半是从明代后半叶开始的。此前的唐、宋，虽然禅宗大兴于中原，但棒喝之风，公案之习却不曾扰动鸡足山的暮鼓晨钟。作为名山，宋人撰写的《洞天佛地记》亦把它遗漏。而像李、杜、欧、苏这样的唐宋时期的大文豪，也没有谁登临赏玩过鸡足山的高峰深壑，为它的林泉风度留下只言片语。
作为山，鸡足山是古老的；作为名山，比之中原大地的三山五岳，鸡足山则又年轻得多了；作为佛教名山，尽管它有最古老的传说，尽管明朝的大错和尚，已把它与五台、峨嵋、普陀、九华并称，但因其地偏远，在国内的影响力，却不能和四大名山相比。本世纪来，鸡足山名声渐远，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国务院将鸡足山列为重点佛事活动场所向外开放，加之交通条件的改善，鸡足山的游客与香客，才逐渐增多，现每年上山旅游者，都有十几万人次。
我们一行，三部车子十一个人，昨天下午从大理出发，在宾川县城吃过晚饭，尔后披着浓浓的夜色，驰上鸡足山的简易车路，一路之险，不可名状。来到我们下榻的满月苑旅店时，已是深夜十二时了。斯时山高月小，苍岩如墨；松风起伏，钟鼓不闻。加之这旅店的电灯只供应到晚上十点钟，每间房只分得一根蜡烛照明。大家本已疲乏不堪，于是便免了夜游或者夜话的兴趣，各自睡觉去了。
当清脆婉转的鸟啼，将我从睡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只见一团一团的浓绿，同柔和的曙光一道，从窗缝中直往房间里挤来。急忙披衣而起，洗漱毕，走出满月苑的大门。
这时，我才看清这旅店是在山腹之中，周围的千万树松栗，堆岚耸翠，形成一堵堵丰腴而又潮润的绿色的峭壁。满月苑便在这丛丛峭壁的底部。
顺着满月苑右侧的一条窄仅盈尺的小路散步而去，这小路两旁长满了蕨草与香蒲，它们的茎叶上缀满了露珠。走了不过十几米远，我的两只裤腿已经湿透了。小路通向一面生满灌木的缓坡，走到那里，我忽然听到琤琤琮琮的水声。寻声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又是一道深不可测的峡谷。原来我们并不是在底部。这道峡谷从我的脚下垂下去。缥缥缈缈的林木，仿佛烟缕一样袅袅升腾。偶尔有几块岩石，突兀于林木之上，满覆苍绿的地衣。断续的水声便是从岩石与林木的底下升上来的。独自伫立在菖蒲丛中，沐浴着溢彩飘香的翠雨和翻崖喷雪的溪声，顿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出尘的喜悦。
近年来，我常游名山大川，也走过一些佛教名山。虽然都有名，但其内质却迥然相异。黄山、张家界一类，以岩峰丘壑之奇特为胜，普陀、九华一类，其山形以浑厚质朴见长。这符合佛家的朴实无华的宗风。看来菩萨道场的遴选，也有共同的美学原则可寻。按佛家的观点来看，一切万物皆含佛性。既然一切万物，当然就包括山川草木了。任何一种生命形式都值得赞叹，山川草木也有各自的生命形式。林木青又黄，花草凋又开，岚雾的卷舒，溪泉的流动，便是各自生命的智慧活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光中、声中，皆有佛的存在。来到鸡足山的第一个早晨，面对眼前的山水所给予的幽玄的意境，被我携上山来的不可思议的世界，不可理喻的人生，顿时都消融在佛性的光芒之中。
当我顺着这条窄窄的山路继续前行时，水声渐远，我忽然听到另一种声音；低低的，长长的，犹如悄声慢唱。这声音有点凄恻，又具有某种诱惑。越往前走，这声音越是明朗，连夹杂其中的更低的木鱼声我也听到了。这是和尚们的颂经声。终于，我看到了林子那边一座寺院的红墙以及乌黑的飞檐了。
二 祝圣寺怀古
这是祝圣寺。
上山之前，我已研究过有关鸡足山的典籍。祝圣寺原名钵盂庵，建筑在满月峰之侧的钵盂峰下。是明代嘉靖年间一位姓陈的居士创建的。在鸡足山中，钵盂庵算不上有名的寺院，现在，由它而改建的祝圣寺，倒成了山中最具规模的大庙了。
这一改建工作，是由虚云和尚完成的。
关于虚云和尚的生平，我已在另外的文章里谈过，在这里，只谈谈他与鸡足山的因缘。
1902年，已经63岁的虚云和尚，在朝拜了峨嵋山后，又过晒经关、火燃山，至会理州入云南省界，过永北县，渡金沙江来到鸡足山。这是虚云和尚第二次来鸡足山。第一次是他50岁时，他入山朝拜迦叶菩萨的遗迹。当时山上各寺庙的和尚们，均是子孙相袭，僧俗不分，像虚云这样的外地和尚来，根本不许挂单。虚云深感山中僧规的堕落，发愿要重振鸡足山的佛教，但他知道当时机缘未熟，只能怆然离开。这次二度重来，他先往鸡足山中各处寺庙进香。这些寺庙仍同当年一样，不许他挂单，他只能和同行的戒尘和尚露宿在荒坡野树下。尽管如此，鸡足山的僧人仍怕这个外来的和尚名高盖主，不准他在山上居住。他只得带着戒尘，涕泪下山到了昆明。在福兴寺闭关一年。到了1904年春，因归化寺和尚契敏等人的恳请，虚云出关，先在归化寺讲《圆觉经》，《四十二章经》，皈依者三千多人。尔后又应梦佛上人的邀请到筇竹寺讲《楞严经》。一时间，虚云在昆明的声名大震。时任大理府提督的张松林和李福兴，率一帮官绅，专程来昆明把虚云迎至大理府的三塔崇圣寺，请讲《法华经》，皈依者又数千人。李提督盛情挽留虚云就住崇圣寺。虚云说：“我不住城市，我早就发愿要在鸡足山挂单，但山上的子孙不许。今诸位护法，若能为我在鸡足山圈一片地，我愿在那里开单接众，以挽救滇中僧众，恢复迦叶的道场，此老纳所愿也。”李提督称善，着令宾川县知县办理。由于官方的支持，虚云回到了鸡足山。他并不想住进那些现成的有僧人住持的寺院，而是找了一个已经 坍塌的破院来安身，这破院便是钵盂庵。
钵盂庵自嘉庆后，已无人住。虚云驻锡于此，发觉钵盂庵香火不旺的原因，是因其大门外的右方有一尊白虎样的巨石蹲跪在那里，导致佛位不安。他决定斫碎巨石，在那里凿一个放生池，化解白虎之不祥。于是请来石匠斫石，谁知斫了几天，巨石连个裂痕也没有。遂将巨石周围的壅土剥去，才发现这是一块无根的巨石，高九尺四寸，宽七尺六寸。顶平可结跏趺坐。虚云又招来百余名山民，让他们把巨石往左移二十八丈。山民们拼力干了三天，这巨石动也不动。山民们感到劳而无功，于是一哄而散。虚云心知这块巨石不移，钵盂庵的改建便不会成功。于是他祷之伽蓝，讽颂佛咒，率领追随他的十余位僧人，居然把那块巨石移到了原定的位置。
这件事在鸡足山造成了不小的轰动，远近百姓都赶来看这一奇迹，无不惊为神助。好事者题为“云移石”，士大夫题咏甚多，虚云自已亦写了两首诗：
嵯峨怪石觅奇踪，苔藓犹存太古封，
天未补完留待我，云看变化欲从龙；
移山敢笑愚公拙，听法疑曾虎阜逢，
自从八风吹不动，凌霄长伴两三松。
钵盂峰拥梵王宫，金色头陀旧有踪，
访道敢辞来万里，入山今已度千重；
年深岭石痕留藓，月朗池鱼影戏松，
俯瞰九州尘外物，天风吹送数声钟！
巨石既移，虚云在鸡足山也就立住了脚。此后，他又经行万里，为重修钵盂庵募集经费。他走腾冲，经畹町到缅甸之仰光，又渡海至槟榔屿，再至台湾、日本，又由大坂乘船到上海。这一路行来，已是一年有余，其间募得银两，陆续汇寄到鸡足山，由留在山中的戒尘督修钵盂庵。等到虚云到上海时，新修的钵盂庵已经落成，并由虚云更名为迎祥寺。新寺气势恢宏，成为山中最为壮丽的禅刹。此时，虽是光绪皇帝当朝，却是慈禧太后权倾朝野之时，而虚云的大名，也是轰动京师。肃亲王善耆以及庚子之乱时随銮的一帮王公大臣，都联请虚云晋京护法说戒。虚云到北京住了几个月，又由肃亲王发起，总管内务大臣将请颁《藏经》给鸡足山的一纸奏折呈给了光绪皇帝。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六日，皇帝准奏：云南鸡足山钵盂峰迎祥寺加赠护国祝圣禅寺，钦赐《龙藏》，銮驾全副。封赐住持虚云，佛慈洪法大师之号。
这就是钵盂庵变成祝圣寺的由来。
现在，我站在祝圣寺的山门前，内心中有一股隐隐的激动。去年的深秋，在苍茫的暮色中，我曾造访虚云佛国之旅的最后一站――江西省云居山的真如禅寺。在那座天然城堡一般的名刹道场里，我听到吉祥的晚钟，荡漾在猩红的枫林和宁静的炊烟里。一年后我又站在这西南边陲的鸡足山中，再次体会布满大地的佛陀慈悲的光芒。斯时，朝霞满天，红红的枫叶，白白的芦苇，郁绿的松林和深褐色的岩石，都因这亮丽的霞光变得晶莹而又温柔。虚云一生，重修了很多寺庙，最著名的当数禅宗六祖慧能的祖庭曹溪南华寺、禅宗大师文偃之祖庭乳源云门寺、昆明西山的华庭寺以及这鸡足山中的祝圣寺。据《楞严经》记载，自释迦牟尼出世之日起，第一个一千年为正法时代，第二个一千年为像法时代，兹后的一万年为末法时代。虚云生于1840年，卒于1959年，享年120岁。他谢世之日，值佛历2986年，佛教的像法时代只剩下14年了。从1973年，佛教开始进入了一万年的末法时代。考其典籍，中国佛教像法时代的第一位禅宗大师应是云门文偃，最后一位禅宗大师则非虚云莫属了。从云门文偃到虚云，中国禅宗盛极而衰，一衰再衰。到虚云住世之时，禅宗不仅为世人所不识，就连寺庙中的僧侣，亦吃不下一杯赵州茶，半个云门饼了。中国佛教的两个最主要的宗派即净土与禅，两宗从一开始就有争论，激烈时甚至无法调和。历史上只有少数的宗师大德能将禅与净土融为一体，创造佛教的中兴之象。毫无疑问，虚云属于这种伟大的佛教人物。禅宗是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佛教，虚云一人承接了临济、法眼、曹洞、沩仰、云门等禅宗五派，所谓“一花五叶”，是集禅宗之大成者。同时，他又深得净土的宗风，得到各派僧侣的拥戴。尽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但处于像法时代向末法时代的转型期，个人的移山心力，毕竟无法挽住时代的潮流。这一点，从我踏进祝圣寺的那一刻起，就已深深地感觉到了。
山门与大雄宝殿并不在一条中轴线上，门在殿之右侧。虚云是深谙风水的，如此来建，当有他的道理。大殿正面是一面大照壁，两旁是侧门。左右侧门的门头上，各有一句联语，合起来是：
退后一步想
能有几回来
这副对联明白如话，含意却深。
照壁之外，是深深的峡谷。后退一步，便要置身峡谷之中了。那里有淙淙的溪流，缤纷的野花，茂密的丛林以及通向山外的青石小路。对于严守《百丈清规》的苦修的僧侣，是不肯踏上这青石小路而走向山外的城市。城市是人欲横流的地方。人们沦为物质的奴隶，贪婪地擢取财富和感观的享乐，不惜以牺牲自己本来纯洁的精神为代价。“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愤世嫉俗者和矢志苦修者都有这种感受。当心力交瘁的人们偶尔摆脱尔虞我诈的俗世生活，来到这深山中的寺院，面对肃穆的佛光时，他就会体验到那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这是被束缚的心的解放。他眼前的佛像、香火、法器与袈裟，都闪耀着迷人的光彩。“哎呀，这地方真好，我应该经常到这里参拜！”生出喜悦心的人，往往会这样的感叹。但是，你究竟“能有几回来”呢？一旦你走回到城市，便又像一只陀螺，遭受生活之鞭的抽打，身不由己地旋转着，须臾都不能停止。
我想，前来祝圣寺的朝拜者，大部分是不可能明了这幅对联的深刻的寓意。或者说，更多的人无缘见到这幅对联，因为他们迷恋万花筒样的城市，根本不想进入鸡足山来洗涤被污染的心灵。
这就是祝圣寺香客寥寥的原因。
我走进大雄宝殿，香烟袅袅，钟罄横陈，早课的僧人已经散去。被阳光照耀的佛像，依旧那么**，并不因为置身在末法时代而显露那怕是一星半点的愁苦。虔诚地礼佛之后，我在大殿里轻轻地徘徊，缅想90年前，虚云重建祝圣寺的种种辛劳。寺外已不见那尊“云移石”了，但虚云为此而吟颂的“俯瞰九州尘外物，天风吹送数声钟”的诗句，依然像一团团火焰，在我的心中燃烧。
这时，一位年纪很老的和尚走过来，我施了一礼，问他：“师傅，你住寺几年了？”“三年。”
“虚云在这寺院里，还有什么胜迹？”
“什么虚云？”
老和尚这一句反问，使我沉入深深的悲哀，见我迷茫，老和尚又热心解释：“我们庙里，没有哪个叫虚云。”
我本来还想问他很多，比方说他什么时候出家的，为什么出家等等，但看到他身上沾满污垢的袈裟，我什么也没有问，便走出了大雄宝殿。
且让历史的流水，来洗涤现实的迷惘吧。漫步在祝圣寺小小的庭院里，我打开日记本，吟诵起几天前才抄录下来的这首诗：
山中有法筵，暇日且逃禅。
林壑生寒雨，楼台罩紫烟。
清斋孤罄后，半偈一灯前。
千载留空钵，随处是诸天。
这首题为《钵盂庵听经喜雨》的五言律诗，是明代万历年间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前来朝拜鸡足山，留宿钵盂庵时写下的。
不得志而逃于禅，几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条心照不宣的退路。1552年，李贽在故乡泉州得中举人后，开始了多年的位卑俸微的下层官僚生活，直到1577年被任命为姚安知府，他的生活才算有了转机。李贽被任命为姚安知府前，就已经享有思想家的声望，受到不少文人学者的崇拜。他是有明一代最具叛逆性格的学者，他追求个性自由而不惜与自己赖以生存的官僚体制交恶。按世俗的观点，他担任姚安知府，应是一生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但他并不留恋这一得之不易的官位，却跑到鸡足山的钵盂庵中听经来了。那时的钵盂庵，还是一座新建的寺庙。李贽在鸡足山中，仅仅留得这一首诗，可见他对钵盂庵的情有独钟。另外也说明，只有钵盂庵的“法筵”隽永有味，讲经的长老能够以一个禅者的思索，来吸引这位当世伟大的思想家的心弦，乃至他发出“千载留空钵”的浩叹。
离开鸡足山后不几年，李贽便毅然卸去姚安知府的官职，跑到湖北的黄安讲学，一年后，他干脆跑到麻城的“芝佛院”削发为僧了。他想把那只闲置千年的空钵，用来盛载他的个性解放的呐喊。
从钵盂庵到祝圣寺，从李贽到虚云，四百多年间，历史的嚣尘一次又一次污染着中国的灵魂。张扬个性自由的李贽和坚持要把“我执”破除净尽的虚云，其人生的追求迥然相异。在历史的星空中，也留下他们绝然不同的回响。但是，鸡足山中的这一座寺院，却使这两位伟大的人物在“佛”的光辉里产生过某种共鸣。如今，站在祝圣寺院中的我，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共鸣的余波。透过禅的寂静的表面，我看到它的内核中一触即发的鲜活的精神，它是个人的，又是大众的；它是鸡足山的，同时也是中国的。
三 金顶寺谈禅
金顶寺建在鸡足山主峰天柱峰之巅，天柱峰海拔3240公尺。从祝圣寺前仰望此峰，巍然耸秀，高标独异，仿佛天地间一尊入静的头陀。
早晨，随行的向导已为我们雇好上山的马匹。从祝圣寺到金顶寺，有十里之遥的泥泞山道。泥桨没踝，几难拔步。因此，山民们便发展了牵马送客登山的业务。十几匹马驮着我们这批城里来的香客，穿行于密密的丛林之中，颠颠摇摇的，开始了我们在鸡足山中的又一次访禅之旅。
顺着泉瀑窜流的峡谷盘恒而上的这一条登山小路，仿佛是一条美伦美奂的画廊。九月的高原的阳光，绝无一点纤尘，因此显得特别的明亮，似乎还略含一点绯色。照在树林里，深深浅浅，重重叠叠，翠色与褐色，金黄与赭红，它们互相变幻，给人以瞬间即逝而又过目不忘的美感。而树林中的那些敷着阳光的岩石，也仿佛涂了一层蜜。让人觉得它们温馨，甚至富有弹性。
在莫斯科的特列契亚科夫画廊，我看到俄罗斯十九世纪的杰出画家希什金的十几幅原作。这位以森林画著称的画家，以他的艺术之笔，捕捉到了森林的灵魂。走在鸡足山的山道上，我仿佛进入了希什金梦幻一般的画境。这里的森林很少能见到年轻的树木。那些松、枫、栗、榉，从其伟岸而又多疖的躯干，可以想象它们古老的程度。我走过的山不算多，但也不少了，一座山上拥有如此众多的古树，于此仅见。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了，丝丝缕缕的岚雾尚在纵横交蔽的枝柯上缭绕，像是佛寺的袅袅的钟声飘忽至此，挥之不去。偶尔出现的一堵红墙塔院，也让你感到它并不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是某种突然凝固的精神形式。这种感受，在我之前的古人也产生过。
明人诗《游鸡足山至拈花寺》：
才到拈花寺，山情便不同。
门开青霭里，阁耸翠微中。
深径霜铺白，悬岩日射红。
隔林望华首，塔影矗遥空。
清人诗《友人携酒入山》：
十里松阴阴碧苔，石桥流水绕山隈。
老僧入定披云去，居士参禅载酒来。
黄叶落时溪路隐，苍烟断处好峰开。
扶筇长啸招玄鹤，鹰隼回翔莫忘猜。
写诗的人，非禅非名，不见经传的一般文人而已。然而，一双云水生涯的芒鞋至此，从未见过的“山情”使他们的感官激奋，导致精神的结晶迅速产生，写出如此美妙的诗篇。
骑马一个多小时，抵山半腰的迦叶寺，此处建有登金顶寺的缆车，我们又舍马登车，二十多分钟后，来到了天柱峰顶。
天柱峰又名四观峰。顾名思义，站在这鸡足山之三十六峰的最高峰上，有四面景色可观。东观日出，看宇宙的这一粒丹心，怎样在金沙江的惊涛骇浪中腾起，于混沌世界中放大光明；西观点苍山下的洱海，波平如镜，丽日娇阳之下，真不知风涛为何物；南观云海，琼楼玉宇，火树银花，看佛国之变幻，是如何的虚无缥缈；北观雪浪，看数百里外的丽江玉龙雪山，一条磅薄而来的游龙，以何等的矫姿游进至大至空的菩提世界。
站在天柱峰上，我在幽谷中行进时的那种恬淡心情，一下子壮烈起来。看脚下密密簇簇的群山，大的如青螺，小的如雀卵，林木如燃香，岩石如钟罄。山水云气，一片苍茫。对于离群索居者，这是非常理想的地方。你坐在这万山之巅，只能和云对话，和风谈心。我想，最早于此建寺的和尚，其矢志苦修的决心，真是值得我们后代人敬慕。他不但与人隔绝，甚至充满禅意的花、鸟、虫、鱼，也不能进入这一方净土。
在那短命的元朝，金顶寺就是滇西的一座有名的寺庙了。后数百年间，屡毁屡建，屡建屡毁。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上半叶，也就是从万历皇帝到崇祯皇帝这七八十年的时间，是朱明政权由盛而衰，政治上的不祥之兆接踵而来，最终导致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走向崩溃的时期。正是这个时期，金顶寺却走向了它的全盛。在当时云南的一帮官员的赞助下，它由一间茅屋变成了一座有相当规模的寺庙。尔后又围绕寺庙筑了一座“罗城”，尔后又由世袭的黔国公沐天波，下令把云南省城昆明的太和宫殿移来，作为镇山之宝。至此，金顶寺融佛、道于一城，前观后寺，张天师把门，如来佛坐镇，蔚为大观，成为鸡足山第一丛林。
国家不幸诗人幸，乃是因为诗人都是愤世嫉俗的一群，万方多难，诗人正好振臂一呼。但国家不幸佛家幸，似乎有点违悖常理。乱世乾坤，社稷飘摇，人们哪有闲心念佛呢？不过，想得更深一点，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世事未卜，人们看不到光明，不乞求佛又能乞求什么呢？
按佛教的解释，所有的对立生于“空”又灭于“空”。单个的人可以遁于空门，但整个人类显然不可能遁入空门，这就是佛教存在的理由。大难将临，人们总是求助神秘的力量。
站在金顶寺的山门前，看山之闲情，思古之幽情，问佛之禅情，一起悠然而至。这山门的造形和釉彩，似乎含了一些小乘佛教的风格，与我在泰国见到的寺庙有某些共同之处。滇西本来就有着小乘佛教的存在，这种建筑风格的揉合，在内地很难见到。
尽管有马可骑，有缆车可坐，然而来金顶寺的游人，仍是寥寥。入得山门，即是铜殿，过铜殿是九层砖塔，过砖塔是大雄宝殿。
在大雄宝殿礼佛毕，出门听得木鱼声。寻声进大殿之侧的一间局促的僧房，只见一个老和尚正在念着《阿弥陀经》。与之攀谈，老和尚告之，他是四川人，出家前在乡村供销社工作，退休后，跑到鸡足山上出家了。“我现在还拿着退休金呢，每月我的儿子去领。”老和尚这么说着，似乎还有些得意。我顿时对老和尚出家的动机产生了疑问。于是问他，“你知道虚云么？”“虚云？哪个虚云？”老和尚迷惘地望着我，“我没有听说过。”听他这么一说，我施礼退出了僧房。
趁着同行的人去抽签问卦的工夫，我又信步走进了知客堂，一位中年和尚接待了我。他清清瘦瘦，戴着眼镜，举止斯文。通过交谈，知道他释名惟圣，广西人，三年前出家，原是一名报社的记者，现在是金顶寺的知客僧。
看得出来，惟圣是把佛教看作生命的理想。对禅的本质，颇有一些参悟。他认为禅在中国已经消亡。当他得知我游过九华、普陀以及栖霞、灵隐等著名禅寺时，不免感概地说：“你在那些地方怎么能找到禅师！现在中国的寺庙，几乎成了净土天下。而更多的寺庙，一天不做功课都不行，好像佛寺就是功课，这简直成了唱颂宗。这种风气，以九华、普陀最为强烈。南怀瑾说现在中国连证得半个罗汉果位的高僧都没有，很有道理。”
惟圣说到这里，显出一脸的激愤。接着谈到虚云，他又说：“禅宗一花五叶，分成临济、曹洞、法眼、沩仰、云门五宗。虚云大和尚，一人接五宗，是集现代禅宗之大成者，本世纪的禅师，无人能出其右。但拿虚云去和南泉、黄檗、赵州比，不知又差了多少。”
这是我在访禅的过程中，第一次听到对虚云的这种评价。我对惟圣产生了敬意，不是因为他的愤世嫉俗的言辞，而是看出他的确是一位修禅的人。
不知不觉，我与他谈了约两个小时，临别时，我又问他：“在我们中国，现在究竟在哪里能找到禅师？”惟圣不假思索地回答：“昆仑以北，已经有了大乘气象。在桐柏山、终南山的太白顶，还是有一些人在那里闭关。不过，你就是去了也找不到，哪怕到了他的关外你也看不见。下个月，我就要动身去西北。”
“去寻觅大乘气象？”
“是的。”惟圣充满信心地回答。
惟圣的谈话，等于是给我的虔诚的朝圣的热情，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身居闹市的我，来到鸡足山，便觉得来到了世外桃源，看到连山的古树，生满青苔的浮屠和陈旧的庙筑，我心中产生了隔世之感。可是，在惟圣的眼中，这里依然是熙熙攘攘的红尘之地，依然是禅师们不肯久留的人间之域。
离开金顶寺，在下山的路上，我看到一处败壁上，留有大错和尚的诗：
山径每回折，幽深别有天。
到门先报鹤，小坐便为禅。
水曲堪忘世，松高不计年。
往来经咒远，次弟洗尘缘。
这位大错和尚，原名钱邦芑，明崇祯年间当过御史，巡按云南。明亡后，便入鸡足山削发为僧。他的丛林生活，后人少有提及。但他修撰的《鸡足山志》，却是今天能读到的鸡足山最好的志书了。很显然，他之出家，乃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仍属于“不得志而逃于禅者”一类。所以，他认为鸡足山的松高水曲，均可以洗涤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尘缘。毕竟，我们都不是真正的禅师。
1997.3于武汉—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