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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和理学

宋学精神

清代黄宗羲、全祖望著的《宋元学案》卷一,首列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凡教授二十余年。庆历中,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二载:“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瑗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也。”这种经世济用的思想,在宋代是开一代风气的。它不仅受到朝廷的重视,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思想方法。

由胡瑗等人开山的宋学,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内圣外王之道”为最高理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便成为思想文化的经典,也成为培育人才的基本教材,儒生们必须皓首穷经。然而文字由大篆到小篆,又从秦篆到汉隶,尤其是经秦火,古代经文亡逸颇多,幸存下来的或经口述或从一些民间版本收集而来,所以相当不可靠,经师们不得不首先从辑补、校正、训释方面入手整理经文,这便形成了汉学训诂的独特研究方法,也形成了一整套儒学家法。汉学在经文的考辨方面是发挥过较大作用的,但其末流所及,墨守师说,故步自封,特别是章句梳理爬通极其繁杂琐碎,有的一二字经文便有三五万言之注疏,以致有白首不能通一经之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提到司马谈的评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话可谓切中要害。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代的孔颖达还写过非常烦琐的《五经正义》。但是唐之后便难接遗绪。宋学应运而生。

宋学发义理之学革新汉学,它不像汉儒治经从章句训诂等细微处入手,而是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之所在,亦即从本质上、整体上着眼,探索经典的本来意义,达到通经的目的。而且,宋学不是就经治经、就经论经,不以儒经为教条,它一开始便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结合在一起,其经世致用的理想不再托诸空言,而是强调对社会生活的改善。学术史上也有人把北宋的宋学与南宋的理学混为一谈,以理学代替宋学,比如把胡瑗等人的学术思想仅仅作为理学的一个来源。实际上胡瑗的思想尽管与理学有关,但差异还是很大的。而北宋的其他几家像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蜀学派等,尽管政治主张不一,但其求真务实的一面却具共同特征。它们之间的差异同它们与理学的差异倒小得多。宋学确实是理学的渊源,但理学之于宋学在性质上有较大的蜕变。其最大差别是社会实践性又一次丧失,但未转回到文章训诂上去,而是变为“道德性命”学说,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理学家的作为基本上限于著书立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有些学者把理学归之于宋学的一个支流也嫌不恰当,非常容易犯逻辑叙述错误。所以我以为,宋学归宋学,理学是理学。理学之大行其道在元明清时期。当然那是变态的理学。

汉学向宋学转换,不是简单的学术更替,而与两宋社会历史的演变息息相关。由秦汉到唐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贵族封建制。这种制度由宗法关系来维系。尽管中央集权有限,但皇帝把土地采邑分封给各级贵族,由他们管理一方,整个国家在分权中得以控制。宋代代之以官僚士族为主体的租佃制,中央高度集权,地域分封权不再存在。这个时候,国家治理得好坏,全在中央的调度。社会的整个面目全部暴露在最高统治者面前,中央直接面对社会各方面的具体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一种治国方略、一种思想准则。这种思想形态不能像汉唐那样仅仅可以用来进行政治教化,或者仅仅被视为文化贡品,而必须在具体事务中能起到实际用处。宋学就是在这一社会需要中应运而生的。不太恰当地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宋学就是一门“经验科学”。非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经验主义”倾向很重,即便理学的鼻祖“二程”,也是从社会伦理关系现象的观察中来发展学术的。这一点南宋的理学有所淡化,但较之于宋后的理学,朱熹们还是显得相当务实的。所以宋学精神是相当可贵的

理学为谁用

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弹劾台州知州唐与正。与此案有关的还有官妓严蕊。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曾对严蕊的才华和品格大加赞扬,寄以同情。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篇《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对此事又进行了文学渲染,使朱熹遭人非议。

此案经过大体如此:淳熙八年(1181年)八月,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七月中旬,他在巡视中发现许多台州饥民外流,经查是知州唐与正荒年违法限期催税所致。他便于七月十九日至九月上旬,先后六次给孝宗上奏状弹劾唐与正。但当时的左相王淮与唐与正是婺州(今浙江金华)同乡,而且还是姻亲,便将朱熹的前三次奏状“匿不以闻”。朱熹等待二旬未见答复,便弹劾愈力。王淮见纸包不住火,便歪曲事实,说朱、唐之争是朱程与苏唐学术之争,即我们在《大人物的小脾气》中将要谈到的二程与苏轼的洛蜀党争的继续。孝宗因此并未理会。后来上到第六状,孝宗看有据有理,便罢去唐与正江西提刑的新任。唐与正在朱熹巡视台州时刚被升任此官,还未离台州去上任。孝宗将此任改授朱熹,朱熹压力很大,加以谢绝,并于九月二十日自请弃官归家。他于十一月上奏说,我奏劾的赃吏,同党星罗棋布,并担当要职。自从这个案子发觉以来,大到宰相斡旋于其上,下面又有各种人为之奔走,蔽皇上之日月之明真是不好呀。我只得无奈就闲,可能会少惹点是非。王淮一伙仍不放过他,又每每在皇上面前攻击朱熹借道学欺名盗世,并建议“摈弃勿用”。孝宗果然不再重用朱熹。

唐与正之罪经朱熹查实的有:在连年荒旱之时,擅自将夏税收缴限期提前两月,收税时高价折钱,乱设名目和税卡;由公使库支钱中饱私囊,用官钱私设印染、酿酒、印刷铺,牟取私利;蓄养伪造纸币官会(即官府发行的“会子”)的囚犯,为其制造假钞;嫖宿娼妓,与严蕊相通纳贿,还准备将其送回婺州别宅。严蕊并非志节坚贞的才女,资以称颂为才的诗词也非其所作。唐与正事发,不过被免了江西提刑的任命,并没有被进一步追究,伪造官会的罪犯也被释放。

朱熹此番所受打击不小,他“退而奉祠,杜门不出”。而朱熹最大的悲哀恐怕是其哲学在其中的失败。朱熹之哲学,千言万语讲世界之根本“理”,最终落实为治国平天下之道。他说,古今之英雄豪杰,都是因为顺了这个“理”即“居敬穷理”才建立成就。要知这个“理”,必须“格物致知”。这里“格”是至的意思,“物”是事的意思。要格物致知,“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一二)。唐与正之操行,于道德方面来说,与“存天理,灭人欲”是完全反向而行的,所以朱熹对之深恶痛绝。他以“正心术以立纪纲”为己任,曾向孝宗皇帝说: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发生,必须谨慎审察,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如果合于理就加以发扬,如果是人欲就加以克制。“存天理,灭人欲”于后世有相当不好的名声,但是朱熹的原意是叫人节欲奉公,并非全用来束缚老百姓,而对官僚乃至皇帝都有同样的要求。这也正是朱熹之主张在当世为权臣所反对的原因。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外戚韩侂胄专政,大兴“伪学之禁”,还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可见朱熹思想的价值取向。

《宋史》评价说,朱熹做学问博求经传,后来遍交当时的有识之士。李侗从学于罗从彦,罗从彦从学于杨时,杨时又从学于二程,朱熹不远数百里,徒步去向李侗求教。他说自己是续二程之真传。有人说,自周朝以来,以传道为大任者不过几人。而确实能将这个道发扬光大的,只有一二人。孔子以后是曾子、子思,到孟子那里才得以振兴。孟子以后有周敦颐、二程、张载继其绝学,而朱熹才集大成。在学问家眼中,朱熹之思想非同小可。非同小可又怎么样?它连个人赃俱在的小官唐与正,甚至伪造官会的骗子都治不了。这里面有个问题,即政治思想之为谁所用。

理学之为朱熹所用,或一切正人君子所用,则其不仅用以教化百姓,也用以匡正官僚、皇上之操守。但在官僚体制和皇上面前,理学算个什么东西?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一旦换个立场,由皇上来操纵这理学,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孝宗而后的理宗,忽然发现程朱理学是个好东西,可以化为政治纲领控制天下,便大加提倡,作为驯服百姓的工具。这个奥秘,后来的君主也心领神会。明清之际,朱熹的著作被当做范本和教条来宣传,成为毒害社会的鸦片抑或杀人不见血的刀子,这离朱子思想的原旨已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朱子之“天理”未存,而皇帝和士大夫们的“人欲”倒扩大了许多。统治集团在以朱熹思想御人的同时,大大积累了强权统治的经验。这更是朱熹所始料不及的。

设若理学为人民所用,“存天理,灭人欲”或可不提,而以朱熹之道德精神来要求天下,包括规范统治者,仍不失有可取之处。可惜这是很难的。早在淳熙七年(1180年)四月,朱熹曾上书批评朝政的腐败,要求孝宗正君心、立纪纲、亲贤臣、远小人。孝宗大怒道:“这是骂我要亡国!”第二年朱熹又上奏,批评孝宗用人失误,朝廷体统尽失,当“正心诚意”,孝宗更是不快。因唐与正案罢官后五年,周必大推荐朱熹当江西提刑,有人劝他说,“正心诚意”之论令皇上心生厌恶,千万不可再提。朱熹却说:“我平生所学,唯此四字,我朱熹怎么可以隐瞒自己的观点欺骗皇上呢?”他还是照样批评朝政得失,最后终致被人暗算排斥。要做到像朱熹这样坚持观点,天下没有几人。

道学与圣人系统

道学,即上世纪(十一)萌芽的理学。

进入本世纪(十二)后,理学改称道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可能是理学只是纯学术性的学派,而道学则由意识形态领域,进入到实际的行为,成为一种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党派。士大夫在理学思想指导下,一面自卫,一面打击异端。我们似乎可以称道学是“应用理学”。

道学一开始就以儒家学派的正统自居,而儒家学派的思想又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所以道学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此一正统,靠一个道学家所拟就的、庄严的圣人系统维持,所以这系统有时候也被称为“道统”,道统由下表所列一系列的圣人组成: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中国自纪元前三世纪到纪元后十世纪,凡一千二百年之久,所有的人都是凡夫俗子,没有出现过圣人。而在上世纪(十一)和本世纪(十二),却连续产生两位:程颐和朱熹,由此可知道学家的重要地位。朱熹的哲学基础是程颐的“敬畏”,他把它阐扬为“居敬穷理”。于是他发现“天”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同时也是道德(个人的)法则和政治(国家的)法则。一个道德上没有暇疵的人,才有资格去治理国家;一个道德上有暇疵的人,即令再有才干,也不会把国家治理完善。至于道德的内容和标准,则由道家学订定。

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又称为“名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下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学说为中国法定思想,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受到拘束,经过一千余年的累积,到了本世纪(十二),更加严厉的拘束,在理学家道学家手中完成。

问题就恰恰发生在这里,因为道学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难有人能够达到际准,连道学领袖,圣人系统中最重要人物朱熹都不能。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为了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这跟程颐对付苏武的手段如出一辙。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下列两种现象:

一、道学家在礼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二、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胄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

这种偏差的行为,当然引起反感。道学与反道学双方都向皇帝争取支持,反道学的一派在宰相韩侘胄领导下,获得胜利。一一九六年(已是本世纪尾声),第十五任皇帝赵扩下令,禁止道学传播,担任国立图书馆官员(秘阁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职。但只禁止了六年,到下世纪(十三)一二○二年,即行解禁。但道学家却掌握着两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学白鹿洞书院当校长,学生遂成为道学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是考试,国家考试大权,始终握在道学家之手。它只录取赞扬道学的人,知识分子遂大批被引到他们指定的道路上。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灌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东西方世界

一一四七年(岳飞冤狱后第六年),第二次十字军兴起。

一一四九年(金帝完颜亮即位),第二次十字军结束,历时三年,他们在叙利亚境,即被击退。

一一六六年(采石战役后第五年),英王亨利二世颁布《克拉林敦条例》,设司法陪审员制度(这是英国人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使人权获得法律的具体保障,本年应是文化史划时代的一年)。

一一八五年(宋帝赵构逝世前二年),日本(平安时期)终。

一一八六年(宋帝赵构逝世前一年),日本征夷大将军源赖朝,在镰仓创设司令部,号令全国,世称“镰仓幕府”。日本幕府政治自此开始,“前期武家时代’也自此开始。

一一八七年(宋帝赵构逝世),伊斯兰教徒兴起反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王国亡,欧洲基督徒大为震恐。

一一八九年(金帝完颜雍逝世,孙儿完颜憬继位),第三次十字军兴起,统帅都是名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王腓力、英王狮心李查。

一一九二年(宋帝赵伯琮病逝前二年),第三次十字军结束,历时四年。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在小亚细亚渡河时溺死,军队星散。腓力于中途折回。李查挺进到耶路撒冷近郊,跟回教领袖萨拉丁订约缔和,规定基督徒可以自由朝圣。

一一九五年(宋政府下令禁止道学前一年),东罗马帝国皇帝艾沙克二世,荒淫无道,贵族把他废掉,立他的弟弟亚力苏斯三世继位。艾沙克二世的儿子逃亡到意大利,广结外援,企图使他父亲复位(种下了下世纪第四次十字军戏剧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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