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曾祖母的不幸和遗憾
纵观曾祖母孟贾氏的一生，是勤俭持家的一生，也是与我曾祖父孟昭信一起，开创家业的一生，她为我们孟家立下了功劳。
孟贾氏与丈夫一起创业，又买房子又置地，开创了老孟家徒手“闯蓟州”以来的最大家业，却也遇到了两次不幸的事件和两件终生遗憾的事情：
第一个不幸事件是大女儿孟宪晨童年变成了聋哑人。
孟宪臣本来是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在十多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没死，虽然经过医生治疗保住了性命，却因吃了大量的中草药造成耳聋的后果，使本来欢蹦乱跳、爱说爱笑的女孩子变成了聋哑人。乍一变聋，孟宪晨很不适应，每当她主动和别人说话，却只见别人张嘴，听不见声音时，她就发疯似的又哭又闹，这也使曾祖母多次与女儿一起抱头痛哭。孟宪晨耳聋以后，不仅影响了和别人的语言交流，也影响了她自己正常的婚姻。1932年16虚岁的孟宪晨嫁给了比自己大18岁、城南西河套村妻子病故、留下两个儿子的张秀峰作“填房”。虽然，结婚后丈夫象哄自己的女儿一样哄着她，让着她，生活上没让她受委屈。可对一位年方二八的妙龄少女来说，这桩婚姻毕竟还是不圆满的。不过事物都有两重性，孟宪晨成为聋哑人后，对外界事物了解的少了，思想也单纯了，竟然比自己的哥哥、妹妹的身体都要好，直到2006年90虚岁时才病故，成为我们孟家宪字辈中目前最长寿的人。
曾祖母孟贾氏在世时，孟宪晨经常带着孩子来住娘家。我的母亲、叔叔和姑姑们称她为“聋姑姑”，我和堂弟称她为“聋姑奶奶”，称她儿子们为表叔。她生的大儿子与孟庆宇同岁，都是1938年出生的。她的二儿子比我大两岁，三儿子与我同岁，四儿子和女儿都比我岁数小。由于孟宪晨原来是会说话的，比先天性的聋哑人多一些语言表达能力，保留了一些简单词语的正确发声，如：爸爸、妈妈、吃饭、来、去、走、哭、笑、好、坏、不、拿、要等发音，与我们正常人基本相同，只是她如果说词语比较多的较长的一句话，其中的一些词语因为发音不准确，除了常年与她一起生活的家里人外，其他人就很难听得懂了，需要家里人当翻译。孟宪晨在世时，每年的春节、中秋节我都要去看望她。她没有得什么需要住医院治疗的大病，就因为年老体弱在沉睡中没醒过来，而安详地离世了。
孟贾氏遇到的第二个不幸事件，就是大儿子孟宪成投井自杀的事件。
1923年孟宪成结婚时才15虚岁，还是个吃凉不管酸的孩子。结婚后一直在大家庭中生活，是个只知道吃饭、干活的劳动力，一切活动要听从父母的安排。到1929年夏季女儿孟淑珍出生，21虚岁的孟宪成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可按照现在的婚姻法规定，还没有达到适合男性结婚的年龄。因此，还是个不知道当家过日子的不成熟的小青年。
小农经济时期，北方农村是要歇冬的。那时冬季地里没有农活了，天气好时男人们要到山上去割柴禾，除自家烧火做饭外，还可以到集市上去卖。天气不好，刮大风和下雪的日子不能上山打柴，就在家里呆着玩，青年们有的玩踢蛋儿，就是用脚踢出铁球或石球，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或者互相撞击。有的玩推圈儿，就是手持一个铁丝钩推着铁环行走。有的成年人冬天没事也到赌馆去耍钱，那时开赌馆是合法的，赌具有掷骰子、推牌九和麻将牌。赌馆就和销售商品的店铺一样，谁都可以进去，里面既有常去赌博的赌徒，也有去“看眼”（注2）的观众。
1929年冬天，孟宪成被人引诱去赌场“看眼”，人家用“玩麻将的三缺一”的方法诱他参赌，起初让他补缺，输了钱不用掏，赢了钱可以得”的手段，使他上了钩。之后就正式参加赌博了，别人合伙让他先赢了几十元，后来输了，就从赌场老板处借高利贷继续玩，企图翻本。
那时借高利贷也是需要用房产或者地产作为抵押物的，在赌场老板的唆使下，孟宪成暗地从父母屋中的柜子里拿走自家的地契，也就是土地证去作抵押，借了高利贷。结果越玩越输，欠了许多赌债无力偿还。债主拿着借据和地契找上门来讨债，并且要求孟昭信卖地还债，遭到了孟昭信的拒绝。债主说给你家一个月的时间，过年前把债还清，否则就要转卖所抵押的土地。事后孟昭信严责孟宪成，要他讨回被抵押的地契，母亲、妻子也都埋怨他，造成孟宪成精神崩溃，一天夜里在自家西院菜园子大石井内投井自杀。
孟宪成一夜没回家，家里人又去赌场寻找，人家说没见到他。孟绳氏想起他受家里人埋怨后说过的“还不如死了省心”这句话，就和孟昭信说：“他可别真的寻死呀，空屋和井里都看看吧。”因为那年代没有致人昏迷而死的药物，用利刃刺身或者服毒会造成身体的剧烈疼痛，是非常痛苦的恐惧死法，只有吊死或投水淹死比较痛快，所以老百姓自杀多采用上吊和投水的方法。孟昭信也怕儿子真的寻短见，于是安排大家分头寻找，在不住人的空屋里和后院的树根下没发现，说明孟宪成没有上吊。后来在西院菜园子大石井的井沿上，发现了孟宪成脚上穿的那双棉鞋，估计他是投井了。找来从井里捞水桶的工具，抓住了他的衣服，使尸体浮出了水面，他是头朝下扎下去的，两只脚浮在上面。又找人攀着井绳下到井里，把绳子拴在孟宪成尸体的腰部，才用辘轳把他打捞上来。
孟宪成是夜间投井的，为了给家人提示，把一双棉鞋放在井沿上，水井的周边密密麻麻的是他在井边徘徊的脚印，说明他在死前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出现过犹豫不决，最后还是一头扎下去了。孟贾氏抚着儿子的尸体放声痛哭，后悔的说：要知道你这么想不开，就是卖房子卖地也要替你还账啊。
孟昭信到县政府告赌场放高利贷者逼死人命，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并且返还被抵押的地契。对方当然不肯承担责任，还要求孟昭信卖地还债。
那年代是县长审案子的，因地契写的是孟昭信的名字，孟宪成未经孟昭信授权，偷偷的拿地契作抵押，没有法律效力。县长宣布抵押无效，当场就把地契退还给了孟昭信。县长还说孟宪成不是家庭主事人，自己没有钱，赌馆老板让他用本人无权处置的地契作抵押，借给他钱的行为，有伙同赌徒诱人参赌致输，骗取钱财之嫌，因此宣布借据无效。因为孟宪成的精神压力，不仅来自借债，也来自家庭，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年轻，社会经验不足、心理素质差造成的。所以，只让赌馆拿出一点钱作为孟宪成的丧葬费，没有赔偿其他损失。虽然孟昭信提出追究赌馆责任、赔偿经济损失的官司没打赢，却也通过打官司人死债烂了。
孟宪成投井自杀，不仅使家里减少了一个劳动力，还面临儿媳妇把三个孩子扔给公婆，自己改嫁的可能。当时孟昭信已经53虚岁、孟贾氏也48虚岁了。他们的大儿媳孟绳氏25虚岁，长孙孟庆云5虚岁，次孙孟庆华2虚岁，孙女孟淑珍1虚岁。次子孟宪增才16虚岁，已经参加劳动，但是还不是主要劳力。长女孟宪晨13虚岁，三子孟宪奎10虚岁，次女孟宪春5虚岁。孟昭信需要在外边打工挣钱，家务活都要由孟贾氏负责了，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省吃俭用、勤俭持家也成了对孟贾氏的客观要求。
孟贾氏夫妻遇到女儿变成聋哑人和中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两次不幸事件之后，又遇上了两件终生遗憾的事情。
第一件是三儿子孟宪奎参军抗战后不知所终，第二件事小女儿孟宪春远嫁外地，难以见面。
关于孟宪奎的情况，前边介绍过，他是1920年出生的，八九岁开始上学读书，他是比较聪明的，学习成绩很好。他先在蓟县城里西南隅的白塔寺初级小学读了四年书，又考进位于蓟县城内东北隅的渔阳书院改建的“蓟县两等小学”（现在的蓟州一中院内）去读高级小学，又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高级小学的毕业证。因那时蓟县还没有中学，他又去北京读中学。
孟宪奎去北京读中学，家里本来希望他升高中考大学光宗耀祖的，却不想1937年7月7日北京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俗称“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高潮，北京的青年学生开始到大街上宣传讲演，游行示威，宣传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军。后来这些热血青年就带头报名参军，要以身报国。在抗日热潮中，孟宪奎在北京投笔从戎，参加了宋哲元的29军，然后就跟随部队转战南下了。
1938年冀东地区抗日大暴动失败后，蓟县城里进驻了日本军队和伪满洲国的军队，蓟县城里的老百姓过上了“亡国奴”的生活。
在1939年河北、山东一带发大水时，孟昭信还是花三块大洋为孟宪奎收养了一个山东逃荒灾民的十二三岁的女儿当童养媳，准备抗战结束后再与孟宪奎完婚。
后来孟宪奎随29军转战湖南（或在重庆）时，给家里寄来了那张戎装照片和书信，告诉家里自己已经在外面结婚了，娶的妻子是湖南人。于是，孟贾氏就把这个童养媳当做女儿来收养。
1942年孟昭信病故后，大家庭解体了，孟贾氏和养女守护着分给孟宪奎那份家产过日子。后来养女出嫁了，孟贾氏独自守护着孟宪奎那份家产过日子。
可是自从孟宪奎从湖南（或重庆）给家里寄来那封信和照片以后，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就再也没有书信和消息了，一直到全国解放后也渺无音讯。当时家里人认为很大可能是在抗战中阵亡了，很小的可能是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
关于孟宪春的情况，我曾祖母是比较清楚的。
孟宪春与我父亲同岁，也是1925年生人，也和我父亲一起在西南隅村的白塔寺初级小学读过几年书，有点文化。家里本来也希望她通过念书学文化找到一份脑力劳动的工作的，大概由于天资差一些，没有达到初级小学毕业就退学了，自然也不能考入高级小学和中学了。
那时期蓟县还没有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初级小学的学生在期末考试中有一门课不及格的就不能升级，要“留级”，也称“降班”。连续降班的学生就要“劝退”，也就是劝你退学。因为那时读书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将来脱离体力劳动，成为脑力劳动者，连续留级降班的孩子，说明天生就不是从事脑力劳动的“材料”，所以才要求你退学。这就是在初级小学阶段的优胜劣汰。所以，过去能够念几年书，有点文化的孩子不少，可是坚持到初级小学毕业的孩子不多。初级小学毕业后，能够考入高级小学的更是凤毛麟角。但那时的高级小学毕业生就算蓟县的“小知识分子”了，可以找到一份“笔杆子”类型的工作，成为“做事”的职员了。
由于初级小学就采用“留级”和“降班”的优胜劣汰制度，孟宪春和西南隅白塔寺小学的许多同学都没有坚持到初级小学毕业就失学了，在家里帮助大人干些农活和家务活。
那年代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十四岁以后就进入结婚的年龄。在孟宪春进入婚龄时正是日伪时期，关于姑娘择婿标准方面，当时在城里流行的顺口溜是：“丫头丫头你快长，长大以后嫁“队长”，夏季到了穿旗袍，冬天来了穿大氅（裘皮大衣），脚下登着高跟鞋，走起路来咔咔响。随着爷们（丈夫）住营房（军队家属院），一进门口三道岗，不用下地干累活，吃喝玩乐把福享。”当时所说的队长，就是伪军的大队长（营级）中队长（连级）和小队长（排级）。这些人算军官，工资较高点可以供养家属，部队营房里有家属宿舍。而当兵的工资较低，光靠那点薪饷是不能养家糊口的，部队也不给当兵的安排家属宿舍。所以，那时城里的人家就希望把女儿嫁给军官，可以不用本人劳动，只要看家带孩子就可以穿绸裹缎擦胭抹粉，打扮的漂漂亮亮。如果嫁个普通老百姓，做农家媳妇不但要做家务，还要干农活，风吹日晒满脸灰尘，哪里顾得化妆，大多未老先衰。
就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孟宪春在十六岁（1940年）时，嫁给了辽宁省锦县天桥乡白马石村的赵运强。当时赵运强在日伪政权的警防队当兵，是开汽车的，不是队长。但是他哥哥是警防队的团长，依仗职权给弟弟娶媳妇，安排住房等。所以孟宪春虽不是名正言顺的“官太太”，可生活待遇比那些“队长太太”也不低。后来警防队从蓟县调到密云县去了，到密云县后该部队改称治安军，孟宪春作为随军家属也随着部队走了，后来与家里还保持书信来往。后来赵运强的哥哥又当了治安军的师长了，赵运强也被提升为小军官了，孟宪春才成为真的军官家属。他们的大儿子过继给了他哥哥，因他嫂子开始多年不生育。
日本投降后，赵运强所在的治安军被国民党接收改为国军，后来他哥哥又升为军长了，但是他还是个小排长。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收缩兵力，向江南撤退。孟宪春这类的小军官家属被遣散回家，她就带着三个孩子们回到辽宁省锦县天桥乡的老家去了。这时长江以北已经是解放区，她和孩子就在东北老家务农了。
1949年，孟宪春在回辽宁省锦县的途中，曾经带着孩子来蓟县探亲，看望自己的老母亲。自从随军去密云县以后，她为看望老娘只回来这一次。
赵运强及哥哥所在的部队后来在海南岛驻防，他哥哥是军长，嫂子和孩子（因嫂子多年不生育，赵运强有三四个儿子，就把大儿子过继给兄嫂当养子）已被提前撤退安置在台湾。1950年，解放军攻打海南岛时，赵云强所在的国民党军队投降了。
投诚不等于起义，起义部队改编后的士兵就成为解放军的战士，军官还保留与原职级相当的“官位”，不过多为副职了。集体投降的国民党部队中，士兵愿意当解放军的可以继续当兵，军官不保留原来的“官位”。愿意为共产党工作的，适当安排，不愿工作的（当时共产党的部队军官和政府公务员都没有工资，无法养家）可以自谋职业，家属在台湾的高级将领，留国内工作或者去国外自由选择。不过，“集体投降”与“起义”的部队一样，政治上都受“既往不咎”的优待，连级以上的军官，不再按照“战犯”或者“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追究法律责任。（注）
赵云强所在部队集体投降后，大部分连级以下的小军官和战士被改编成解放军。赵运强的哥哥因妻小都在台湾，就要求去了香港，准备回台湾与妻子孩子团聚。但是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国军的“叛将”毫不客气，一直拒绝接收他们到台湾落户谋生。赵云强的哥哥属于率部投降的国军将领，只好在香港自谋职业了。这样赵运强的哥哥嫂子就被分割在台湾与香港两地，虽然可以以探亲名义互相来往，而且后来他们自己也生育了女儿，但是从户籍上，一家人始终未能团聚。
相比之下，赵运强就幸运多了，他被改编成解放军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1953年停战以后随部队回国，后来部队裁军转业回锦县安排了工作，妻子儿女在农村务农，他在县里上班，生活倒也不错。
辽宁省锦县天桥乡在渤海北岸，与锦西市所属的葫芦岛隔海相望。这里所谓“天桥”并不是人工建造的“桥”，而是海岸与与三华里外的大笔架山岛之间的一道天然“堤坝”。由于大海潮汐的力量，大笔架山海岛两侧的海浪把海底的砂石堆积在海岸与海岛之间，形成一道一千多米长的堤坝，落潮时堤坝露出水面，陆地上的人们可以从堤坝走上笔架山岛。涨潮时堤坝逐渐被海水淹没，最高潮时，水面高于堤坝一尺左右，当地人仍然可以涉水而行。据说堤坝的高度长久不变，曾经有人做过实验，把堤坝的顶部增高一米，企图使之不被潮水淹没，可是很快就被潮水“削”下去，仍然恢复原来的高度。反之亦然，把堤坝的顶部挖低，使之降低到落潮时的水面以下，可是很快又被潮水给填高了，还是恢复到原来的高度。故此，当地人称此堤坝为“天桥”。笔架山岛上有一座东北王张作霖修建的中西结合建筑样式的楼房式的庙宇，里边供奉着儒释道家的多位神灵的塑像，民国时期这个岛就成为文人墨客的游览景点，现在更是游人密集的风景区。
可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锦县天桥乡是个偏僻地区，这里距离锦县的县城七八十里，距离锦西市五六十里，没有客运汽车，只能步行或者雇马车乘坐。孟宪春带着孩子回婆家，要从北京乘火车到锦西市（后改名为葫芦岛市）下车，再雇一辆马车连人带行李拉回家。她到家后过着庄稼日子，丈夫当解放军，村里可以帮助耕地种地收割庄稼，生活倒也不错。可是那时当兵也没有工资，她想回娘家也没有路费，只好通过书信给老娘报平安。
1954年赵云强转业回到锦县县城工作，每月工资四五十元，作为单职工家庭也不甚富裕。而且天桥乡远离国道，没有客运汽车，回蓟县需要步行几十里到锦西乘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转乘汽车到蓟县。那时火车的车次也不多，还需要在锦西市和北京市住宿，三天才能到达。大人孩子连吃带住加上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孟宪春在丈夫转业到县里工作后，也无力回蓟县的娘家看望母亲。而她在蓟县的哥哥孟宪增、姐姐孟宪臣以及侄子、侄女、外甥们，都是普通劳动者，哪家也不富裕，自然也舍不得花路费去东北看望自己的姑母和姨母了。
对我曾祖母孟贾氏而言，1937年三儿子孟宪奎从军抗日后渺无音讯，几年后是小女儿嫁给了东北人远离身边，1942年丈夫孟昭信病逝，大家庭解体，日本投降后二儿媳赵氏与孟宪增离婚，抛下两个未成年的孙子（孟庆余13岁、孟庆雨8岁）无娘照料，有些针线活还需要她这个当奶奶的来料理。但是，这些沉重的家务负担并没有影响她对儿女的思念，她心里最惦记的还是三儿子孟宪奎和小女儿孟宪春，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他们，可惜直到1955年病故时也未能如愿，这也是她老人家的终生遗憾。
我和堂弟都是1948年出生的，小时候我们小哥俩经常去曾祖母的屋里玩耍，见她老人家经常摆弄两个相片镜框，镜框里各有一张六寸大的黑白照片。一张是身穿国民党尉官军服戴大盖帽的年轻小伙，那就是曾祖母的三儿子孟宪奎，也是我们的三爷爷（叔祖父）。另一张是穿着裘皮大衣留着披肩长发的年轻少妇，那就是曾祖母的小女儿孟宪春，也是我们的老姑奶奶。这两张照片都伴随曾祖母放进棺材里了，曾祖母过世后，再也没人见到了。
从我曾祖母的心愿来看，她当然希望孟宪奎还活在世上，既使逃到台湾也比在抗战中阵亡了要好。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大家都因为这不是光彩的事，家里大人还嘱咐我们不要对外人说我家有个当国民党军官的三爷，免得给我们贫农家庭抹黑。所以，比我们哥俩小的弟弟妹妹及下一代人，知道这个情况的就不多了。而且在西南隅村里，知道我们孟家还有个孟宪奎的人也不多，因为从他1935年去北京读书后就很少回家，参军抗日后一直未回蓟县。在日伪时期当“国军家属”的也要小心翼翼，所以家里不敢声张，共产党掌政后，“国军家属”更觉得脸上无光，家里人就很少提及孟宪奎了，所以村里知道他当“国军”的人当然就更少了。
1955年曾祖母病故前，她还是希望孟宪奎活在世上的。那时期台湾海峡两侧处于战争状态，关系紧张，断绝来往。这倒也给曾祖母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她老人家还抱着一丝希望，以为孟宪奎一家人可能生活在台湾，共产党解放台湾后，他们还有可能回到蓟县老家来。
在战争年代，参军打仗离家之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现象太多了，这些军人家属期盼参军的亲人活在世上，甚至可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想法也是正常的。可惜孟宪奎参加的抗日部队是“国军”，不论是日本侵略者占领蓟县城的日伪时期，还是共产党执政的全国解放以后，都没有给家里带来“荣光”，反而给家属带来了担忧与害怕，这也是曾祖母的一大遗憾。
现在看来，孟宪奎应该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不然的话，在日本投降后或者国民党军队占领蓟县时，怎么也要给家里来封信啊。改革开放后，许多台湾老兵回乡寻找亲人，孟宪奎如果活着到了台湾，他或者他的后人也应该与蓟县的老家联系啊。
再有就是孟宪春的大儿子，从小跟着大伯家生活，1948年跟随伯母去了台湾，1980年以后，其伯母两次回大陆探亲，与孟宪春团聚（其子因在台湾当公务员，不能来大陆探母）。假如孟宪奎在台湾的话，外甥与舅舅之间也应该有联系啊。可是至今也无一点讯息，更说明孟宪奎早已阵亡了，因为抗战时期，国军的将军们“阵亡”的就很多，像孟宪奎这类下级军官死在战场上的更是不计其数了。
曾祖母孟贾氏对小女儿孟宪春的思念，又是另一种心情。
孟宪春自“随军”离开蓟县后，十几年中只于1949年回辽宁锦县婆家的途中，回蓟县的娘家看望母亲一次。平时虽然有书信来往，毕竟见不到本人的面容。1955年，曾祖母从病重到临终时也未能见到自己的小女儿，这也成了她老人家的终生遗憾。
在我曾祖母过世时，我家虽然托人写信把噩耗告诉了孟宪春，可是等她接到信件时早就过了出殡的日期，所以她也未来奔丧。
曾祖母过世后，孟宪春与城里西南隅的二哥和侄子们断绝了书信联系，只与蓟县乡下的姐姐孟宪臣家有书信来往。
1980年改革开放后，锦县天桥乡与北面的锦县县城和西面的锦西市区，都开通了客运汽车，到笔架山海岛旅游的人也多了起来。台湾当局允许大陆老兵回大陆探亲后，赵运强的嫂子从台湾绕道日本回家探亲，受到锦县领导的热情接待。后来还让赵运强当上了县政协委员。
遗憾的是，因为赵运强和孟宪春的大儿子（过继给兄嫂当养子）在台湾是公务员，台湾当局禁止他回大陆探亲，致使亲人未能团聚。当时海峡两岸还没有实行“三通”，大陆人还不能去台湾旅游和探亲，赵运强老两口也难以去台湾看望自己的儿子。
1985年孟宪春自己回蓟县探亲，住在姐姐孟宪臣家里，终于见到了分别三十多年的姐姐及我们孟家的侄子、侄女及侄孙子等人。
1986年，我和姑姑孟淑珍也曾去锦县天桥乡赵运强家看望他们，顺便到笔架山海岛游览一天。这时赵运强已经退休在家休息，三个儿子各自成家立业，生活都不错，孟宪春老两口颐养天年，也算享福了。
孟宪春晚年患了癌症，于1993年（69虚岁）病故。所以，老两口最终也没有能与在台湾的大儿子见上一面。
1985年孟宪春回蓟县探亲时，也曾想到父母的坟前祭拜一下，可是当听说因修建三八水库需要迁坟，而自己的哥哥和侄子们怕麻烦而无人操办，致使自己父母的坟茔消失后，也只好带着遗憾回辽宁锦县了。
注：1952年至1955年的“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政、军、警、宪、特人员，提出了定罪标准，严格区别了反革命罪和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界限。对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中的骨干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及特务分子，定“历史反革命分子”，一般的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和一般的反动党团员及特务组织所雇用的勤杂事务人员，定“政治历史问题”。
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中的骨干分子，是指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军队连长、警察巡官、宪兵尉级以上的人员，相当于连长的还乡团中的骨干，县政府科长、乡长、县参议长以上有罪恶和有民愤的分子；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指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包括副职——以上和相当于该级的其他反动党派如青年党、民社党、阎锡山的同志会等有罪恶和有民愤的分子。至于解放战争以前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包括汪伪国民党在内，如有严重的罪恶和民愤，也应该以反动党团骨干论；
特务间谍是指解放前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汪伪特务组织或帝国主义间谍组织的分子；解放后参加特务间谍组织或受特务间谍机关指使潜伏、派遣的分子；或者在特务间谍组织收买下积极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分子。
对于起义部队和地区以及国民党将领率部集体投降的部队中的上述人员，按政策规定不论犯有多大历史罪恶，也是既往不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的地方出现了肃反“扩大化”，对起义和集体投降部队中的上述人员，错定为“历史反革命”，后来也得到了纠正和“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