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外祖父家的基本情况
蓟县人通常称呼母亲的娘家为“姥家”，称母亲的父亲（外祖父）为“姥爷”，称呼母亲的母亲（外祖母）为“姥姥”，对母亲的叔叔和大伯则依照其在弟兄中的年龄排序，分别称呼为大姥爷、二姥爷、三姥爷等，对母亲的婶婶和伯母则以其丈夫的排序分别称呼为大姥姥、二姥姥、三姥姥等。
我母亲的娘家是蓟县洇溜乡王庄子（后改名富王庄），位于县城西南，距城里八华里，东侧和北侧与城关镇的何庄、辛庄子、西大屯等村接壤。这个庄不大，1980年“散社”前只有二个生产队，六七十户人家，三四百口人。耕地的土质较好，粮食的产量比较高，社员们的生活比较富裕，所以那年代才改名“富王庄”。2012年，这个村被列入蓟县新城规划的范围之内，全村农户先后拆迁，搬进新区住楼房，这个村和附近的城关镇的几个村庄一样，都逐渐消失了。
（一）外祖父家族的传承情况
别看我姥家这个村的名字叫王庄子，其实全村只有刘、张两大姓氏，没有其他姓氏。据说早年是姓王的人家在这里开辟的村址，刘、张二姓是后来置买的王姓人家的财产，逐渐发展起来的，而王姓人家不发旺，男丁人口渐少，最后没有传人了。
其实，刘张两姓人到这里落户的时间也不太长远，老刘家到我外祖父那辈才是第三代。我外祖父的爷爷是自己到王庄子来的，在这里娶妻生子。到外祖父的父亲那辈是亲哥四个，这就形成了刘姓家族的“四大门”。到我外祖父这辈的堂兄弟们是哥九个，他们的弟兄排行是统一的。到第四代——也就是我舅舅这辈，同一个曾祖父的弟兄二十多人了（各代的女孩子未计算在内），虽然弟兄们还没出“五服”，但是这“四大门”已经单独排行了。小时候我随母亲住姥家时，见到大人就要打招呼，让我称呼为“大姥姥”、“二姥姥”、“三姥姥”的都有，但没有重复的称谓。可是，我舅舅那辈人中就有重复的称谓了。如我称“大舅”的就有三个，刘瑞、刘真和刘功，其中刘瑞是我母亲的亲哥哥，刘真和刘功都称我母亲为“二姐”。不记得刘真是哪位姥姥的儿子了，只记得我称刘功的母亲为四姥姥。到了第五代——也就是我的表兄表弟这一辈，人口就更多了，不细算谁也说不准了。
我姥爷是“大门”的，他们这门只有弟兄两个，包括我姥爷刘尚达（在哥九个中排行第五）和老姥爷刘尚丛（1912——1992年，在哥九个排行中为最后）。
我姥爷刘尚达，生于1888年，病故于1946年，享年59虚岁。我姥姥刘康氏（城南马圈头村娘家）生于1889年，病故于1942年，享年54虚岁。
我姥爷姥姥结婚后，于1905年生我大舅刘瑞（1905年至1980年，享年76虚岁）；1909年生我大姨（少年病故，无大名）；1913年生我二舅刘荣（1913年至1993年，享年81虚岁）；1924年生我母亲刘凤霞（1924年至1977年，享年54虚岁）；1927年生我老姨刘素珍（1927年至2013年，享年87虚岁）；1930年生我老舅刘增（1930年至2019年，享年90虚岁）。
我大舅刘瑞只有一个儿子刘文良（1933——2003），刘文良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我二舅刘荣有五个女儿、一个儿子刘文栋（1951——今），刘文栋有二个儿子。
我老舅刘增有五个女儿。
在旧中国医疗事业不发达，平时不讲检查身体，得病后只能请中医把脉、扎针、拔罐、或者熬草药汤子喝。有些慢性病请中医治疗还可以，遇到急病中药就不如西药效果好了。加上人们生活水平不高，缺乏保健食品，许多人营养不良，所以寿命都比较短，尤其是男性因体力劳动强度大，寿命更短。我小时候住姥家时，我姥姥那辈的九个“姥姥”中，被称为“大姥姥”、“二姥姥”“四姥姥”及“老姥姥”等多数的姥姥都健在。可九个姥爷中只剩三姥爷刘尚庸和老姥爷刘尚丛了，刘尚丛病故于1990年，是他们那辈人中离世最晚的。
我的舅舅和妗子们那代人都赶上了新社会，生活比以前提高了，寿命也延长了，其中我二妗子享年88岁，比我姥姥他们那辈人要幸福多了。
可惜的是，还没等我出生，我的姥姥和姥爷就已辞世，这也是我的一大遗憾。小时候听母亲说，我姥姥就是在54岁那年（1942年）因为得了急性痢疾，大概是肠胃急性发炎，肠子拧个儿，肚子疼的厉害，一天拉许多次稀屎，后来就拉绿水，吃了中药也没管事，不几天就折腾死了。我姥爷平时身体挺好，没感觉有什么病。59岁那年（1946年）秋天，一天上午步行到蓟县城里赶集，下午一点多才回到家里。在家吃些锅里温着的留给他的午饭，又去村西场里看人家摔花生，还吃了点生花生。大约下午四点回到家里，拿起笤帚打扫院子，刚扫了一半，就突然摔倒在地，紧咬牙关，停止了呼吸。他的妹妹，也就是我母亲的姑姑当时正在屋里做针线活，听见院里噗咚一声，立即下炕，到院里把他扶起来坐在地上，“大哥咋啦？”“大哥醒醒”的怎么呼唤也没有反应。现在看来，我姥爷大概是因急性心肌梗塞而猝死的，如果平时能够做心电图检测，查出有冠心病的症状，及时治疗和预防，也许不至于突然死亡。我姥姥患的急性痢疾，现在根本不算什么大病，注射点氰链霉素或是吃些合霉素、氟哌酸之类的抗生素药物就行了，根本死不了人。
（二）外祖父家的经济生活状况
我姥爷和我的三个舅舅小时候都没念过书，我母亲她们姐妹三个都是从小学习做针线做家务，自然更没上过学了，全家人都不识字。我大舅刘瑞、二舅刘荣从小就在家里务农，一辈子没离开庄稼地，我老舅刘增也是从小务农，1947年参加解放军后在部队学文化，才算个识字的人。我姥爷姥姥和大舅二舅大妗二妗，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民。
在小农经济时代的旧中国，农户们之间的经济差距是随时产生的。
我姥爷的祖父在世时，家境一般，靠耕种土地自给自足，相当于中农的样子。
到我姥爷的父亲那辈，四个同胞兄弟，开始分家单过时，分得的家产是一样的，房子和土地都是一般多，也都可以自给自足。
经过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因为各家的子女和孙子女的数量不同，人口少的家庭依靠分家时的祖传家产，也就是房屋和土地，还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人口多的家庭，就需要增加房屋和土地了。所以，后来四大家的房屋和土地的数量就有多有少了。在四大门分成尚字辈的九小门时，各家的家产就差距大了。再有就是四大家的子女和孙子女在体力和智力上也是不同的，虽然我姥爷他们堂兄弟哥九个都是农民，可是在经营土地和管理家庭的能力方面也是不同的，有的经济效益好些，靠勤俭持家，积攒钱财，可以多购置些土地，有的家庭只能维持日常生活，没有积蓄，也没钱添加房屋和土地。因此，到我姥爷那辈，一爷之孙的堂兄弟哥九个就不一样了，出现了贫富差别和两极分化，有的成了地主，有的成了富农，也有的成了中农，还有的成为贫农。
我姥爷在世时，与堂弟刘尚庸（只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合住在一个三进（三层正房）的四合院，也就是纵深型大宅院，最前面的一层四破五正房是刘尚庸家的，后面的前后两层四破五的正房，是我姥爷家的，每层正房的前面小院里，还有东西配房，都是普通的砖瓦房。最后边那层正房的后面也是一个小后院。
我姥爷的胞弟刘尚丛，也就是我老姥爷家，住在刘尚庸家路南西侧的一个小院内，只有一层四破五的砖瓦房。刘尚丛无儿无女，就老两口过日子，最初想等我老舅刘增成年后继承他家的家产，到他家去娶妻生子，为他们养老送终。因为我老舅去当兵了，就和他们解除了过继关系，他们老两口就一直单独生活。1980年生产队解散后，我二舅刘荣承担了对老叔老婶家耕种土地和养老送终的任务，继承了刘尚丛的家产。
四大门分家时，各家院子的外边还有“场”（打轧晾晒庄稼用的空白地），有几家共用的水井和碾棚（两间敞篷厢房，里面有碾子和磨）。
我姥爷刘尚达家也有自家的猪圈，可以养两三头猪和十几只下蛋的母鸡，但是没有牛驴等耕畜。村边有块菜地，还有十几亩土地，种植小麦、玉米、高粱和豆类作物。
那时没有科学种田，土地产量低，平均一亩地产二百多斤粮食，除去交公粮尚可够自家食用，没有多少余粮可卖。庄稼秸秆主要用来烧火做饭，一部分作物的枝叶可以作饲料喂猪喂鸡。菜地种的菜地里的蔬菜主要为自家吃，春夏秋三季吃小葱、韭菜、菠菜、黄瓜、豆角、茄子、南瓜、冬瓜、角瓜等季节性蔬菜，冬季只能吃秋后储备的萝卜和大白菜了。当然也有的人家把黄瓜、豆角、茄子等腌制起来或用水煮半熟后晾晒成干菜，留着冬春季节食用。总的看那年代既没有暖棚蔬菜，也没有冷藏蔬菜，北方冬季和初春的新鲜蔬菜品种是比较单调的。
我姥爷家和许多小农家庭一样，除了烧柴、吃粮食和蔬菜不用花钱买，作衣作鞋用布料，平时做饭需要的油盐酱醋等调料，过年过节吃的猪肉、鱼虾等，也需要花钱购买。家里的现金收入主要是卖猪卖鸡蛋，因为过去没有专门的养猪场和养鸡场，市场上的猪肉和鸡蛋都来自农民家。那时农户养猪不为自家宰杀吃肉，而是卖给屠户，养鸡下蛋部分自家食用（过年过节和来客人及自家人生病时才舍得吃鸡蛋），大部分赶集时卖给城里人食用。虽然每年靠卖猪卖鸡蛋收入的现金并不多，但是那是老百姓穿的衣服鞋袜以及炕上铺盖的被褥都是粗布的（官员、贵族和财主们用绫罗绸缎），价格便宜，而且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花不了多少钱。那年代农户吃的植物油都是用大豆、花生和芝麻来换，而且油盐酱醋等调料需要的也不多。因为过去农家除了过年过节外，平时不炒菜只熬菜，只放盐不放油或者放很少的“浮油”（不放底油“嵌锅”，只在菜汤表面放一点点植物油），一瓶香油可以吃一年。花椒大料酱油醋等用的也不多，所以也花不了多少钱。
因为过去不讲科学种田，地里的农活也不多，家里的土地由我姥爷、二舅为主耕种，我大舅给本村大伯（我姥爷的堂兄）刘尚礼家扛长活（当长工），每年挣些工钱也可补充家用。所以，土地改革时，我姥家的成分是“贫农”，而被我称为大姥爷的刘尚礼家则定为“地主”。此外，在我姥爷这些“尚字辈”的九大家中，也有的被定为富农、中农和下中农。
小时候常听我母亲讲述她娘家的情况，按照她所谓的传统说法是，老刘家四大门的老哥四个刚分家时，本来的富裕程度是相同的，家产也是平均分的。十几年之后，这亲哥四个家庭的土地就有多有少了。到尚字辈的堂兄弟九人时，四大家又一次分家变成了九家，这九个堂兄弟之间可就出现了阶级分化了。
我母亲说，那几户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家，是头脑聪明，出文化人，家里有人在外边上班挣钱，是能挣钱会过日子，所以才置买的土地多，盖的房子好。因为家里的儿子在外边上班挣钱，家里的土地多劳力少，就需要雇佣长工或者短工了，所以就被定为地主富农了。像我姥爷这些混穷了的人家，是没文化没本事，过日子不会算计，只会“土里刨食吃”，除去种庄稼挣不来别的钱，所以才受穷，家里劳力多，可是土地少，劳力有富余，我大舅才出去给人家扛活。可是共产党是替穷人撑腰的，土地改革中混阔了的人家倒霉了，穷苦人家乐了。土地改革中被定为地主成分的刘尚礼，就被贫农团的群众乱棍打死了，多余的土地也分给穷人家了。
外祖父他们刘姓家族的传承分化情况，表明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中，优胜劣汰的竞争现象也是存在的。经过三代人的不同治家经历，在同一个曾祖父的弟兄叔侄中，就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社会阶级成员了。
按照我母亲的看法，其实刘尚礼对庄里人也不坏，平时不欺负穷人。我大舅给他家扛活，吃的比在自己家还好。
而我姥家日子不富裕，平日里早晚光吃粥就咸菜，中午也不是总有热菜，而是咸菜条、葱蘸酱。过节买的肉少，吃不够。所以，我大舅说“扛活”期间吃的比自家好。
从生活水平上看，我姥家虽然也是贫农成分，但是比我们老孟家的日子还要好一些。他们家的土地虽然不算多，但是土质好，旱涝保收，还可以种麦子。打的粮食基本够吃，不用市上买粮食吃。他们家也是粗粮多细粮少，除去过年过节和遇到红白喜事外，日常吃的就是玉米粥、玉米面贴饼子、高粱米、小米干饭、大白菜、小白菜、菠菜、韭菜、豆角大葱等粗粮素菜。
过去的白面、大米、小米都不多，生孩子坐月子的产妇才吃小米粥，有病的人吃点大米粥。平时吃杂豆面的面条汤，病人或者过节时才吃白面的面条汤。平常日子不能吃肉，一来是吃不起，二来是老百姓家庭平常日子吃肉，会被左邻右舍讥笑为“不会过日子”，“馋嘴败家”，被人瞧不起。所以，只有家里遇到红白喜事、过年过节才能吃大米白面，吃肉吃蛋。因此，细算起来，每年吃细粮吃肉吃蛋的天数实在有限。
过去，农村除去结婚、死人所谓的红白事、给新出生的孩子办“十日”或者“满月”，给老年人办“生日”之外，每年还有固定的节日。包括：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祭灶，吃糖瓜（核桃大圆球状的水果糖），中午吃一顿白面和豆面混合面素馅饺子；然后开始烝几大锅玉米面豆馅饽饽，（富裕人家是蒸白面豆沙包）准备正月初六以前吃。腊月二十九（小月的二十八）中午，吃一顿白面素馅饺子；过春节那天中午，大米干饭粉条炖猪肉、再炒几个菜；三十晚上吃饺子（白菜猪肉馅）；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和初五的早晨，吃白面肉菜混合馅饺子，中午吃玉米面豆馅饽饽和剩饺子。正月十五元宵节，早晨吃饺子，晚上煮元宵（汤圆）。出正月以后，还有三个大节日。即四月十五“过庙”（也称庙会，和过节一样休息一天吃顿“好饭”。但不同地区，庙会的日期不同，蓟县城里是每年四月十五过五名山庙，而马伸桥是三月十八过龙山庙）；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三个大节日的中午，都要吃大米干饭，粉条炖肉，再炒点菜，有的也喝酒（过去许多穷人“不会喝白酒”——嫌酒辣没兴趣）。另外，每年还有八个小节日。即二月初二“龙抬头”，要吃顿白面，或蒸馒头或包饺子（富裕人家也吃肉）。还有农村讲究“头伏包子（馒头或菜馅包子）二伏面（面条）三伏烙饼炒鸡蛋”，“立春烙春饼，立夏煮鸡蛋，立秋添秋膘，立冬抗严寒”。这七天的中午也是应该吃白面或者大米饭，富裕些的人家也要吃肉，穷人家炒点鸡蛋，没有肉，酒则是根据嗜好而定。这样一算，普通人家每年在节日里吃大米白面的日子，只有十九天。
虽然我姥家也是每年除去过年过节那十九天可以吃细粮以外，平时没有红白喜事都是吃的粗粮。可是我姥家吃的粗粮基本上是净米净粮，谷糠麸皮都喂鸡喂猪，不像我们老孟家有时连麸子（麦麸子和榆树钱、菠菜等拌在一起炒着吃）高粱壳和谷糠（高粱面、谷子面贴饼子）都吃了。而且，我姥家住的是低档砖瓦房（墙体是砖与土坯混用的），我家住的是茅草房，墙体都是碎砖头堆砌的，所以总的看我姥家比我们孟家还是要富裕些。
为什么我大舅刘瑞说在扛活时吃的比自己家要好呢？
因为过去当长工都是一年定一次合同，讲好一年多少工钱，东家管吃管住，立冬散活结账的。开春上工，长工们开始在东家（雇主家）吃住，立冬放假（俗称散活）拿钱走人。平日里早晚吃粥就咸菜条，也有些干的，中午吃玉米饼子、小米或高粱米干饭，或炒菜或熬菜，总有热菜吃。在此期间还要吃“八大顿”，即“过庙”、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这算三个大节日，还有头伏、二伏、三伏，立秋和立冬五个小节日。大节日要吃大米白面和粉条炖肉，还要有炒菜，也有的东家还给点酒喝。另外有五个小节日，俗称头伏包子二伏面三伏烙饼炒鸡蛋，即头伏那天中午要吃馒头和炒菜；二伏那天中午要吃捞面，肉丁炸酱或鸡蛋打卤；三伏那天中午要吃烙饼炒鸡蛋。立秋添秋膘要吃点肉，立冬吃散伙，也是大米白面粉条炖肉等。在这些节日里，多数农家虽然也要吃大米白面，吃些粉条炖肉或炒鸡蛋，可是往往猪肉少粉条多，鸡蛋少蔬菜多，数量有限，不能管够吃腻。而地主家给长工过节要求是吃肉管够，否则的话，长工到地里干活时暗中糟蹋庄稼，会给东家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那些有远见的东家，为哄长工高兴，积极干活，在过节时都要显示出大方的样子，让长工吃好吃饱。
另外立冬这天，扛活的长工放假，财主家给长工“吃散伙”，粉条炖肉要管够。不然的话，第二年扛活的穷人就不愿意到你这家来了，总愿意去给吃的好的东家去扛活。地主为了笼络长工，就多买些肥肉让长工吃个够。
（三）外祖父家的社会环境状况
我姥家虽然距离县城并不远，才八里地，但是在旧社会城里城外的社会环境差别却是很大的。从经济环境看，城里的商家店铺多，买什么东西都方便，平时买生肉熟肉，熏鸡香肠，买鱼买虾，请医生看病到药铺买药等都方便。而城外除去邦均、侯家营、马伸桥、别山、上仓、下仓、下营等集镇之外，其他农村里都没有商铺。虽然吃粮食吃菜可以自产自吃，吃鸡蛋、吃活鸡自家也有，但是买鱼卖肉就不方便了。
再有从道路质量看，城里的街道都是用石灰、黄土和碎沙石铺垫碾压的，路基坚硬，没有车辙（铁瓦车压出的深沟），下雨不陷脚（一踩一个脚窝）、不沾泥。我姥爷他们庄的土路是纯粹的泥土路，不仅路面窄，平时路面上还有两道大约十五到二十厘米深的车辙，也就是铁瓦车轧出来的深沟，下雨时以及雨后一段时间内，人走在路面上要沾两脚泥。雨后更长的时间内，车辙里存留积水，赶大车经过时要溅在腿上好多泥点子。
还有从文化教育环境看，城里城外也不同，辛亥革命后，拆了大庙改学堂，。城里的几个村都逐渐的有了国家办的小学校，教师工资由国家负担，学生教的学费和书费都不多，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读书，我父亲和叔叔们小时候都读过几年书。而乡下农村，尤其是比较小的村子，没有国家办的小学校，小孩子要读书必须去较大的村镇，很不方便。所以，乡下的农村许多穷人家的孩子都没上过学，我的三个舅舅在家都没上过学。
另外，从治安环境看，旧中国不仅社会上层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社会底层的治安情况也不好。明着闹的有占山为王的山贼，打家劫舍的响马，暗中干的有入户盗窃的，拦路抢劫的、绑架勒索（绑票）的。而蓟县县城有高大的城墙保护，城里有警察巡逻，相对比较安全。在农村，为了维护村里的治安，各村普遍建立了“连庄会”组织，类似后来的民兵组织。由各村按照土地亩数摊钱买枪，青壮年们为连庄会员，根据村子大小不同，每个村有三五杆步枪，十几个或几十个会员，农闲时进行武装训练，每个人都学会使用枪支和大刀红缨枪等武器。出于防盗防抢防火的需要，平时要排好班次，会员们轮流值班（无偿的义务），步枪给值班人轮流使用，夜里要进行守夜巡逻。连庄会的负责人，多数由土地多的财主家的人担任，因为他们摊派费用时出的钱多，按照股份制的规定也应有他们担任“公司董事长”啊，所以，也有人说连庄会组织是地主武装。但是，总的看在维护农村治安方面，连庄会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可是，连庄会的作用毕竟有限，而且是管得了村里，管不了村外。日伪时期，有一天我大舅带着几个扛活的在地里干活时，被几个带枪的人绑了票，蒙上眼睛带到大道（邦喜公路）北面的一个村，关在地窖里二十多天，每天只给一顿饭吃。结果，因为我姥爷家里穷，拿不出钱来，还是东家刘尚礼花了一二百块大洋钱给赎回来了。其实对方就是冲财主来的，因为长工是在东家吃住的，绑走他家长工，东家就得负责花钱赎人。
另外，在日伪时期，蓟县城里城外的政治环境也不一样。从1935年中日两国签订“何梅协定”，河北省东部从抚宁、卢龙到密云、昌平一线的22个县成立“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的军队和县党部全部撤走，这22个县实际上变成了日本人的殖民地，蓟县也在其中。从这之后，国共两党都在暗地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抗日武装力量。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冀东地区的抗日运动达到了高潮，当时的口号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要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组织起来打日本。于是，各村的连庄会就被发动起来，成为组建抗日武装的主要兵员。1938年冀东地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大暴动，建立了抗日政权，从此以后，蓟县就成了游击区。
游击区的特点是，县城和较大的村镇，有日伪军占领，被日伪政府称为“治安模范区”，区域内的老百姓被称为“良民”，过着社会治安相对稳定的日子。而在广大农村则是抗日武装力量和日伪军双方都活动的地方，这些村里的干部（村长）需要两面应付。明着要为日伪军收公粮，暗中还要给八路军交公粮。日伪军为了消灭抗日力量，经常出动兵力到抗日队伍活动的边远村庄去“讨伐”，许多关于日军伪军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的暴行、惨案，都是在“讨伐”中发生的。所以，每当得到“讨伐队”要来的消息，游击区村里的老百姓就吓得往村外跑，俗称“跑反”，尤其是青壮年跑的更快。所以，乡下农村里的老百姓过着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怖生活。
我姥家王庄子虽然离县城只有八里地，可也是抗日武装力量经常出没的地方。我外祖父刘尚达曾经是“连庄会”会员，他也参加了1938年的抗日大暴动，成了一名“便衣队”（蓟县参加暴动的抗日部队，因没有军装被老百姓称为便衣队）员，在撤退去北京西面的太行山区途中，部队被日军打散，我外祖父就跑回家来了。我母亲年轻的时候，也接触过抗日政府的妇女干部，学会了好几首抗日救亡歌曲（我小的时候她经常唱给我听），还说那些女干部曾经动员她剪掉“小纂”参加抗日政府的工作。可那时她已经结婚了，不愿落下背弃婆家跟人“跑了”的“坏名声”，没有去参加抗日工作。
据说“闹日本”时，我姥家他们庄也曾经经常“跑反”，尤其是妇女和年轻的小伙子们都吓得跑。有时来不及跑就躲藏在自家屋子的顶棚内，那时多数家庭的房子都是堂屋（外间屋，厨房兼过道）不吊顶，里间屋（卧室兼客厅）吊泥顶棚，年轻人可以登着梯子从堂屋的“山花子”（蓟县人对房柁架中的缝隙俗称）钻进顶棚内趴着或躺着，外人一般想不到这里能藏人。
小时候听我母亲说，“闹日本”“跑反”时，有一次我大舅刘瑞，来不及跑出村去了，就曾经在自家顶棚里躲藏过。那时妇女“跑反”是怕受侮辱，小伙子“跑反”是怕被抓兵（强征当伪军）。青壮年男女都跑了，剩下老的小的被集中到大场听训话，意思是要当良民，别为八路军办事，八路军来了要报告等。同时还要为日本兵烧水洗澡，日本兵就利用老百姓家里的水缸，当做浴缸。让老百姓在家里用大锅烧热水，烧开后用水桶挑来，倒在缸里，兑好凉水，轮流洗澡。北方的农民没有在浴缸或浴盆里洗澡的习惯，用老百姓盛饮用水的缸当浴缸，老百姓当然不满意，可是也不敢表示反对。也可能是因为村子小，距离城里又不远的原因，他们村的老百姓虽然也“跑反”，却没有出现被日伪军烧杀强暴的惨案。
战争结束后，随着蓟县县城城墙的拆除，城里城外的界限逐渐取消，我姥家村庄里的生活环境也起了变化，和城里村子的差距越来越小。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号召科学种田，粮食产量逐渐提高，我姥家他们村土质较好，是余粮村，每年人均粮食420斤（不是平均分粮食，而是按照人口和工分的比例，适量分配），其中四分之一是小麦（夏粮：7—9月份三个月都是小麦），秋粮大部分是玉米高粱谷子豆子，也有少量的稻谷，人们食用大米白面的日子达到一百多天，比旧社会多吃了许多天。这时期虽然不能说吃得好，但也可以吃得饱。尽管那时的生活水平还不能使大家心满意足，可是对多数贫下中农家庭来说，还是比旧社会要好得多，所以大家还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毛**。
改革开放后，随着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小麦、水稻产量也大幅度提高，地里产的小麦就够吃了，还可以用玉米换大米，很少有人再吃粗粮了。而且许多人在农闲时也都经商打工跑运输，增加了家庭收入，吃鱼吃肉吃鸡蛋已成家常便饭，大家对吃饭穿衣已经心满意足了。而且各家电灯电话、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应有尽有，我表兄刘文良、表弟刘文栋的儿子，也是我的表侄子们都买上了小轿车，赶集上店、走亲访友开着小汽车了。这与我姥爷那代人外出靠步行，我舅舅那代人靠骑自行车，我的表兄表弟那代人骑摩托车相比较，简直是美到天堂上了。所以，大家都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过去的地主富农家强多了。
现在，随着新城建设的发展，我姥家他们村子已经消失了，这些城外农村里的农民，也失去了土地，和城里各村的农民一样，虽然还是农业户口，却都无地可耕种，靠非农职业谋生，住进大楼房，变成城里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