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就像是一个商业公司鼓励创业一样。这儿我要举一个成功典范，这个典范对于在座的各位启发是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典范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张朝阳。
——爱德华·罗伯特
爱德华·罗伯特先生是美国知名的风险投资专家。作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资深教授，他负责技术管理学的教学工作。自1967年始，爱德华·罗伯特教授一直主持斯隆学院技术管理研究项目，他是MIT创业者论坛创始人和**，以及技术管理研究国际中心**之一。基于他对创业学会的贡献，MIT创业论坛设立“爱德华·罗伯特青年创业家杰出领袖奖”，以奖励年轻有为的创业精英。
爱德华·罗伯特：非常高兴能到清华大学来演讲。我和我的夫人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两年前，当***总理到麻省来访问时，他谈到他在清华度过的求学岁月，他总是把清华大学说成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他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说，他希望某一天，他能到真正的麻省理工学院来学习并获得学位，但不是要一个名誉上的学位，而通过真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他谈到清华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而麻省理工学院是麻省的剑桥大学。
我一直在想有一天能够到清华来演讲，谈谈我对麻省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的独特性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北京的清华大学应该考虑的一些挑战。
所以，今天我想谈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独特性，演讲的题目是企业家诞生的环境，他们是新兴的公司的建立者，特别是一些高科技的公司的创建者。
今天我在演讲中会以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为什么在麻省理工学院这样一个科技和学术性的机构会源源不断地有大量的大学生、研究生、教员离开大学创建令人兴奋的新公司，在各个领域作出贡献。我演讲的目的是给你们提出一种挑战：清华是否，能否将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在演讲完后，会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接受具有挑战性的提问是一件通常的事情。
首先，学校必须有一种开放的和赞许的政策，对创业机制给予完全的支持，要让人们知道学校与创业挂钩不仅是一个合法的事情，而是一个受人尊敬和称羡的事情。学校应该与企业建立密切的关系，学校的教授应该被允许与公司和企业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经常进行咨询。
一年前，当我在研究高科技企业家的时候，我参加了英国的一个巡回讲座。在英国一所著名理工大学（相当于英国的清华大学,或英国MIT），我拜见了该校的校长，在谈到学生创业时，他说他的学校也有着相类似的事情。我就问他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频率高吗？他说很难讲，但确存在。我就问他，学校的教职员工与各行业联系紧密吗？他说有联系。我又问他们花在与企业的咨询上的时间是怎样的？他说很难知道学校的教授与公司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我说在MIT，教授每周有一天的时间与工业公司在一起，给公司担任顾问。校长感到很惊讶，他说怎么可以让教员这样做？要在学术上负责的话，我们决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英国皇家院校里。这样真会损害我们一流的教学和研究的能力的。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MIT的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在MIT，教员每周有一天或更多的时间是与企业在一起工作，这不仅不会威胁到我们的教学和研究，相反会很有裨益。它会确保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处于现实世界令人振奋的项目的最前沿阵地；它会确保我们的师生不仅仅在课堂和实验室的学习，而且在工业的前沿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它会确保一旦在实验室学到东西会很快的转移运用到企业中去。MIT是一个年轻的学院，自1860创立以来，她就倡导一种不同的理念，那就是MIT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地方。教师的职责是从事教学和研究并将知识应用到企业中去，解决科技中的难题。从130年以来沿袭的优良传统所遵循的科学态度是和企业的紧密融合，师生不仅是作咨询而已，他们可以自己行动自己创业。这已经是学校政策的一部分，学校行政处赞同师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开新公司，而不仅仅是给老的公司做顾问。开始是赞同进行与公司紧密相连的项目，到现在是更加灵活鼓励的政策，让教员和行政官员自己成为他人效仿的典范。在MIT的历史上，你会发现层出不穷的成功创业的范例。他们从MIT出去后不仅是进行咨询工作，而是把MIT的科技带到外部世界。
在MIT有许多学术与企业紧密融合的创业传奇，在当代有一个公司的成功事例可堪称典范。三个学院的成员成立一个专攻音效设备领域的公司（BBMN），而这个领域是竞争激烈的行业，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比如音效设计、设备优化等，他们需要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今天，BBMN业务转向网络领域，他们创造三个教授走出校园闯荡商业社会的成功范例。
所有的MIT的事例说明那些高级教授和行政官员走出校园，利用他们的头脑和精力进行创业。他们在学术界受到尊敬，声名大震。这些地位和名声受到尊敬的人们树立一个评判标准――教授不仅要在学术研究和咨询上卓有建树，而且要有领导团队进行创业的能力。这就是高度合法性和高度荣誉感的事例在创建公司需要做什么的重要参数。
我想谈的是MIT学术机构本身。在最近的几年，MIT学术机构支持和鼓励新公司的建立。有许多我个人参与的工作，首先是有22年历史的MIT企业家论坛。该论坛是为了鼓励和指导企业之间的合作。它担当了一个实地教练角色，每个月有两个小公司登上讲堂的讲台进行演讲，一些年轻人可以陈述他们的想法，并接受评选团的评判和审定，指出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急于赚钱的问题。
十年前当我们创立企业家中心时，我们只有一门课程：新企业，讲述撰写商业计划要考虑的一些要素。这一学期，我们新开始了5个学科。现在共有14个科目。我们新增加了3个教研组奇--書∧網，金融、科技管理、人力资源，所有都是为企业家开设的。下学期我们开始“设计和领导企业组织”，有人力资源的教授主讲，从人的角度如何创建企业的风格。此外还有金融管理课程。让学生融入到企业的运作当中去。这要提到相关的一个有奖创业项目（50KCompetition）。这一项目开始于10多年前的10Kcompetition，就是在学生当中开展商业计划的比赛，第一名奖励1万美金（10K），现在第一名是5万美金（50K）。学生的创业公司商业计划是由风险投资专家、创业者和校园外的有关人士评定，而不仅是学院人士打分。第一名获胜者将获得5万美金的奖励，第二名则获得2万5，第三名获得1万，每一个取得资格的选手则每人有几百美元。在50K创业比赛中，我们至少有500名学生拟定自己建公司的计划，而他们都知道哪些计划仅仅因为趣味，哪些真正带来财富，这样为他们在以后开办自己的企业打好基础。在过去的一年中发展最快的领域是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企业，都是50K计划中的赢家和学校的其他成员。
这儿还有一个学术机构鼓励创业的事例。在过去的10年中有一个长足发展的事情是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发展。学校一直对许可技术持有疑虑，而10年里在许可技术方面的发展有许多摇摆，在后来因为发展大公司的需要，有所变化，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如何为MIT带来技术。MIT持有一些开发许可技术的企业小部分股权，因此其许可技术方面得到优化，其所占的百分之一的股份带来2亿美元资金的运作。
MIT不仅是投资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而且还积极给外面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其结果是他们不仅广泛地进行投资，而且还吸引许多风险投资专家进入大学。
现在我们将从学院机构鼓励创业的讨论转向一个严肃的话题，那就是政府的角色。MIT地处Cambridge市，马萨诸塞洲，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政府在技术创新的发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这里我要用历史的视角简要说明政府角色的问题。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阻碍和打击企业发展的政府，而是积极的鼓励支持创业。有许多不同的机制，它们全都属于鼓励机制，被美国和许多国家采用，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意识到对高科技创业进行鼓励将使全社会受益，没有人遭受失败。通过支持创建先进技术企业，随着最先进的技术发展，全社会居民将得到利益，新的工种产生，尖端行业萌芽。
我以美国产生的此种政府行为作为事例说明。首先，政府对待创业前瞻性的鼓励态度。在美国，规章制度给予那些刚创建的公司带来的阻碍甚少，当创业者建立公司时，政府不予阻拦，而相对在中国，在互联网、电信和其他一些行业方面有待完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很难表达我是多么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然后，政府在建立鼓励创业机制的过程中的有效联结。美国有非常严密的机制，虽然并不是每一个都有成效，但都是有益的尝试。其中有一种机制叫“小企业创新研究工程”（SBIRS），每一个政府机构一年花费2亿美元，其中百分之二的基金投给那些小公司，因此这些小公司获得政府研究基金资助的优惠条件，尤其是对于那些想建立和发展高科技的企业来说。从这层意义上讲，政府就像是一个商业公司鼓励创业一样。这儿我要举一个成功典范，这个典范对于在座的各位启发是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典范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张朝阳。我之所以要将Charles作为范例说明，是我想谈一谈搜狐是怎么产生的，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如果Charles在清华大学继续攻读博士，而不是去MIT读PH.D.，搜狐是否能够产生？Charles是清华本科毕业生，他在这里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智慧，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成绩，而这里我要建议的他是在MIT获得的思想转型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转向，即对能力、批准、机会等问题准确的理解。我反复重申的是MIT自100多年来一直鼓励创业者出去开办公司，尝试做事，给予配合，使其合法化，获得成功，从而成为与这个社会紧密融合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Charles获得MIT的博士学位，很清楚他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受过正规的教育。而他在MIT获得的还有他对生活方式的方向和定位，他积极参与各种创立新公司的激烈竞争中。有一天，Charles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跟我谈他的理想和向往，他没有跟我讲：“罗伯特教授，我想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而是讲：“罗伯特教授，我想回国，建立一个互联网公司。”我对他讲：“你能跟我讲你想做什么吗？”他还是说：“我想回国，建立一个互联网公司。”我们的讨论从此开始，这次讨论持续了好几周，见了好几次面，我开始更多的了解他，他的动力，他的眼光，他的热情，他真正想干的事情：他想在自己的国家，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域，运用他在MIT学到的知识和精神在中国建立高科技互联网企业。我与Charles接触开始于1996年，经过几番谈论，我最终决定成为他创建公司的投资第一人，并将与Charles一起成为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顺便说一句，在最初的两年里，事实上整个董事会就只有Charles一人。另外一个的投资人是MIT的一个研究生，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企业家庭，父亲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的CEO。主持着MIT的媒体实验室的尼格罗庞帝，早已在你们之间耳熟能详的著名教授，成为投资搜狐的第三人，我问他为什么投资搜狐，他把我当做是他投资的一个理由，说因为我投资了，我知道我为什么选择搜狐，所以他就投资搜狐了。到现在他一直“盲目”。Charles带着180000美元回到中国，白手起家创建公司；他没有带回280000美元，因为我们在1996年用尽办法也难以筹集到另外的100000美元。我们无法说服别人在当时中国有机会去创建互联网公司。他们疑虑重重，不能说服他们给我们划支票。Charles回到中国建立搜狐，你们都知道后面的历史了。随着搜狐收购中国人（520yd.com），搜狐在页读数和用户数量上都成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领头羊，而且我们将会一直保持这种势头。
我的观点不在中国的互联网，而是建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科技的公司，MIT给中国带来了一件重要的礼物，那就是树立了一种教育的榜样和模式来鼓励Charles能够回国创业，开始为你们的国家作出重要的贡献。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被称为与中国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人。MIT有很多美国籍的中国人和中国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很多人给我发E-mail和给我商业计划，说他们要去中国，建立互联网公司。今天当然想法更多，有的还想创建无线通讯公司或可视网络公司，我把很多的想法都转给了Charles，我想他能帮我遴选。
今天我试图提供一种历史的视角，来谈在很多方面与清华类似的一个学院，我们是美国的清华，你们是中国的MIT。在科技和商业学院方面，我们两个院校都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的斯隆（Sloan）商业学院正和清华和复旦大学合作MBA的项目。我想让你们理解的是在MIT一种重要的独特性培育了MIT的一种文化，就是让许许多多的有才华的学生、教师、甚至行政人员会考虑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下一步会去根据自己的愿望创办公司。我想要提出的关于体制的、超出两国政府的差异的问题是：中国可否让清华大学仿效我们在美国成功营造的环境，如果可能，我们都会享有变革给双方社会带来益处。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现在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谢谢！
问：软银公司董事长孙正义目前说中国将出现第二次风险投资浪潮，他们计划收购200家互联网公司，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绝对正确，而且还会出现第三第四次浪潮。中国发展的机会非常大，有许多创业者在中国的互联网市场上成功发展，像我在演讲结束举到的搜狐创始人张朝阳的事例。他们真正了解市场发展战略，因此，许多重大进展只是时间问题，可能在一年中两三个月之内，从而会掀起新一轮的互联网投资风潮，中国的机会非常大，浪潮不只一次，有许多次。
问：在目前NASDAQ股市普遍下跌的情况下，你对搜狐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答：股市不能更多反映公司的发展状况，我们需要寻求股市和公司实际发展情况之间的吻合，搜狐公司比其在7月份上市时又有了许多新的业绩，新的成功，比如从公司内部发展上看，我们有了在访问量、注册用户、EMAIL用户以及网络广告销售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现在，我们成功的收购CHINAREN，增加新的功能，新的员工，新的技术和新的内容频道。因此，我对搜狐的信心不是基于股票市场，而是实际考察公司本身的发展状况。股票市场其实也就是一种市场，在市场上，人们自然会进行买卖活动，有人今天想买东西，有人今天想卖东西，这很正常，而我们要做的是先把事情做好，吸引更多的人来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购买我们的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