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时，参加游戏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
——道格拉杜·诺斯
道格拉杜·诺斯，美国华励顿大学（圣路易斯）经济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道格拉杜·诺斯：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到这里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它不仅将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契机，也会对当今世人瞩目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讲一讲有关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是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未来的研究有关。
经济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使人们未来的生活具有创造性，富于刺激性。
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经济变革、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理论，以作为分析的基础。作为替代，我今天向大家介绍向这一方向努力的三块基石：第一，我们从历史的经济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第二，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第三，全世界制度转型国家为我们提供的实验室。让我首先谈一谈历史经验：第一，纵观历史，经济的发展是间断的、不均衡的，经常存在例外情况。其次，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从部落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变过程中经常陷于困境。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并不是限制性的因素。第四，从人格化的交换到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的制约因素。第五，路径依赖对变革起着制约作用。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想向大家提供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纲要。
我们要把制度和组织区分开来。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玩游戏的角色。组织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所以经济组织是企业、工会等，政治组织是政党、议会和国家的规制机构，教育组织像你们北京大学。用制度和组织这样清楚的界定，我现在对制度变迁提出五个论点。
第一，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制度和组织的连续的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
第二，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和知识以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和知识的方法将渐进地改变我们的制度。
第三，制度框架提供激励，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报酬。
第四，人们的想法来源于人们思想角色。
第五，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
现在具体解释一下这五个论点。经济生活的发展是个人、企业家进行选择的结果。很多决定是日常性的决定，有些例外，有些可以在现存的产权制度下解决。但是有时需要改变规则；有时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规范，有时非正式的规范也发生变化以至消失。在这两个例子中，制度都是逐渐被修改的，这是因为人们认为重新制定政治经济模式框架可以做得更好。改变的源动力可能来自经济体的外部，例如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会改变经济体中企业家的看法。但根本的变化来源于企业家和组织的学习过程。虽然一些学习来源于好奇，但根本上是由于组织之间竞争的加剧。竞争是稀缺经济下组织和个人加紧学习以求生存的产物。竞争的程度不同，如果存在垄断性的政治经济组织，竞争的因素就会减少。学习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变化的速度，但学习的方式直接影响到经济变化的方式，学习的方式和速度反映了人们对学习所得到的报酬的预期，还反映了制度矩阵中的激励因素。如果制度矩阵中的变化都是渐进性的变化，则所有制度变化以经济的规模的范围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外，由于组织在制度矩阵中的存在，它们会成为利益集团保证现存制度的持续存在的力量。“路径依赖”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现在我将具体运用上述五个观点来分析产生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制度转型，即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人格化交换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流。在这种交换中，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准低，经济规模小，交易成本较高。相反，非人格化的交易，意味着我们对交易的另一方没有任何个人了解，我们不能以任何个人形态来区分交易对方。博弈论是这方面的例证，反复玩同一游戏，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时，参加游戏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博奕论中这两种情况正向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转换。从亚当·斯密到今天，我们逐渐了解到一个国家市场的大小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但是同样市场的规模又告诉我们，它具有很大的潜能，除非我们很好地重新组合，重新结构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交易成本降下来，否则将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现在回到我刚才向大家提出的五个观点上。
我们力图从人格化交换转向非人格化交换时，必须重新构建我们的市场，确保我们的交易成本是低廉的。这正是我刚才讲的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带根本意义的步骤之一。使各个组织在重新构建市场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创造出真正的制度变迁以实现或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必须要建立足够多的经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建立起我们的产权制，建立起我们正式的规范，在我们的经济交换中使我们的经济市场变得更加高效率，同时我们还要把这一切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我们也同样要做这一切。原因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这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结构出或者制造出一个稳定的对我们非常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起支持作用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否则我们绝无可能建立起稳定的、高效率的经济结构。
我向大家介绍的故事，由于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我把这叫做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是基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这样一次经济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物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各个学科的发展是造成科学技术知识发展的主要源泉。所以，所有这些学科的系统的应用，应用到基本的经济问题，也就是经济稀缺问题上，不仅仅使参尔萨斯的关于收益递减律的论点站不住脚，而且新的看法是，这个世界充满无穷的机会。然而，要获得这种前景，达到这种潜能，我们就需要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组织，以期得到更多的收益，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这一点。所以现在技术需要我们在职业领域和地区领域实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分工，以实现前所未有的交换幅度和规模，并发展下去，为了实现规模递增的收益，我们需要在交易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在美国，从1900年到1970年间，劳动力从2900万人增加到8000万人。同期，产业工人从1000万人上升到2000万人，白领工人从500万增加到3800万人。关于交换部门其中交易成本通过市场可能被测量，在美国1970年交易部门构成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由于协调和实施执行的成本越来越高，目前美国的交易部门一直在生长和扩张。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专业化世界，使它取得各种收益，我们就需要控制漫长的生产链条中的质量问题，解决各种问题，而且造成了另一现象，就是委托——代理关系，它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人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应用各种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比如说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或者说降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自由，或者通过自动地衡量各种物品的质量。这里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衡量投入和产出，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就能够判明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阶段的作用。在投入方面，人们对如何衡量单个投入的贡献没有一致意见。另外，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应该支付多少报酬，人们也存在着争议。对产出来说，不仅存在没有标价的剩余产出，如各种污染物，同时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成本。比如说如何界定需要的某种物品的质量、性能，某种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另外我们的新技术还有一个特点，各公司有规模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而且固定资本投资的整个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整个的交换过程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这中间出现了各种捉摸不定的因素，价格方面，成本方面，以及各种机会行为的可能性方面。
同这个技术相伴而来的出现了一系列的组织方面的问题。第一点，现在有必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衡量产出的质量，以及各种代理人的工作绩效。为了详细地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性能以及各种代理人的绩效，人们就产生各种的分选、定级、商标、保险期、保修期、执照产品许可证以及很多方面的技术。尽管有所有这些技术，以各种器件、部件来衡量，但是我们真正衡量诸如汽车修理的质量和医疗服务的质量还是很难做到，在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机构中，具体地衡量人们的绩效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它涉及人们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低的衡量成本。
第二点，尽管把人们组成小组来进行生产，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规模效益。但是我们这样做时，所付出的代价是造成工人的异化和对工作生产不负责任。所以工厂里搞起了纪律方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正是针对工人在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作出的反应。从雇主的角度说，所有这些纪律，包括各种制度、规章、刺激因素和奖惩条例都是为了获得高效率的绩效。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做法，这些新发明，都是非人的，不人道的支付，是对他们进行剥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如何衡量产出的标志。
第三点，潜在的通过机会能产生收益的行为导致人们采取一些战略性的行为，比如说，涉及到劳资纠纷问题。各公司之间订立合同问题都产生了影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也好，都可以通过修改合同，通过对一些小的地方不提供服务，来给公司带来潜在的收益。
第四点，大规模的等级结构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人们所熟悉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大公司内为了应付个人不负责和所有委托人代理人关系问题的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了公司内部管理的僵硬、低效率，影响了生活应变的可能性。最后一点，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和未标价的成本，它们反映在环境危机当中。今天的社会是分工非常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这种社会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它造成了对第三方成本的提高。要利用这些必需的技术重新构造我们的组织比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组织带有更加根本性的意义，整个的社会结构都应该得到改变。这种技术和随之而来的规模经济告诉我们，必须实行专业化、精细的社会分工，转移到非人格化的交换和实行都市化。它们都反映我们必须把过去的不好的东西连根拔掉，包括一些非正式的抑制因素，这些抑制因素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围绕着人和人的关系来反复进行的人与人的交换而形成的。实际上，一些家庭的根本性的功能比如说教育，比如说就业保险，或者被连根拔掉，或者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刚才提到的问题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对任何试图采用第二次经济革命的技术的社会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无处不在的。但马克思主义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正像我刚才试图指出的那样，从新的技术和组织之间产生的紧张状态的确是带根本性的困境。目前，在西方世界，所有这些紧张状态，这些矛盾，仅仅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西方各国的经济中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政府越来越庞大，用于进行交易的资源、资金越来越多，家庭破裂，而且在很多政治经济等级结构中刺激因素存在着不对称不兼容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西方世界制度的相对灵活性，不管政治方面也好经济方面也好，一直是缓解这些问题的有力因素。尽管在西方世界适应性效率还没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但它的确是给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些有利的环境。根本性的制度框架鼓励了政治经济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使世界上一些不安全不和稳定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而且产生了演化出了一批灵活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一切特性解决了我们的官僚机构出现的刺激因素存在的不协调、不兼容问题、而且鼓励了有创造性的人们发挥作用。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不仅在环境方面而且在都市中的社会方面也同样如此。第二次经济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制度变迁的所有问题，并没有十全十美地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样它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存在着若干的影响。
我总结一下从我们过渡的经济中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教训。首先，从祖先的历史来看，目前的状况出现了哪些不同，哪些新东西。首先一点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信息成本大大地降低了，大大改变了我们获得信息的代价。第二，出现发达国家的经济拥有高精尖的技术，这使后来居上的国家改造起来适应起来要容易得多了。第三，目前我们的世界出现全球性的经济，任何一个国家要进入国际经济大家庭，它都要作出根本性抉择。另外一点是不好的情况，对发达国家如此，对任何希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过去一直存在的社会粘合剂现在正在融化。今后如果想获得和现在相同的政治、经济效益的话，必须投入比目前投入的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资金。同样，它还给我们带来实际的长期的社会稳定问题，政治稳定问题，以上是现在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的因素。
最后，作为结束语，我讲一讲产生的变化。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样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地、完全地重新构造我们社会的困境。第三，一个国家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我们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制、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走过了很长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未来你们有更加光明的前途。我希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第二步改革发展战略
斯蒂格利茨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成功的市场需要产权和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强调产权，而中国强调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重视经济组织机构，不重视我所称之为的“组织与社会资本”，而中国则采取了逐步的过渡，在改革中转变了经济组织结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崇尚自由经济的货币主义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频频造访中国，受到政府和学界的欢迎。而在1988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他就是始终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tz）是美国
著名经济学家，曾先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斯蒂格利茨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一、中国的改革成就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20年的历程。中国制定自己的战略，追寻自己的目标，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庆祝贵校100周年的业绩之时，我们也应该庆祝中国在过去2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2亿人口摆脱贫困；人均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达到8％；从1970年起，人均寿命提高了10岁。我们需要将上述成就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将有助于我了解这些成就的显著之处。在低收入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国家。从1978年至1995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占到所有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近2／3，而中国在这一时期之初只占低收入国家GDP的l／4，人口却占低收入国家人口的40%。同样显著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所涉及的地区非常广泛。当我们对中国30个省份在同一时期的收入增长分别进行衡量时，我们发现其中有20个省的人均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
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中国的成就更为突出。前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已有近10年时间，在这10年里，虽然效率低下的中央计划体制被市场体制所取代，扭曲的价格体系几乎不复存在，私人所有制也为建立激励机制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国家的产出却只有改革前的l／3。若按标准的经济学原理，前苏联国家的变化应该使产出大幅度增加。
当然，中国与俄国之间的改革初始条件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俄国，即使在今天，中国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一天不到1美元，这是俄国官方贫困线的l／6。但是这些差别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中国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过渡，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之所以能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取得成功，以及与俄国的情况相比，说明了关于改革速度和秩序的两条经验教训：一是引进竞争机制比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搞私有化更能够改善经济业绩和提高生产力；二是在过渡时期要保持社会组织结构稳定，并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体制上的基础设施。
二、东亚奇迹与金融危机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引人注目的。但是东亚出现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东亚奇迹产生了怀疑。这些成功是否是人们的虚构？是否更多的是幻觉而不是现实？即使这些成功是真实的，但是否是建立在一种非常脆弱的经济体系之上，因而经济无法持续增长，并难免会出现逆转？对那些尚未受到影响的国家来说，尤其是中国，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时间问题吗？
我相信这些成功不是虚构，而且受益范围非常广泛。在1975年，10个亚洲人中就有6个人的生活消费一天不到1美元。到199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个。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非常严重（如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的话，还不至于这样严重），并使上千万的人重新陷入贫困。即使就如我们许多人所开始看到的那样，经济的恢复将经历漫长而困难的过程，但我仍然相信东亚奇迹的成就将比危机造成的困难更为长久。例如，教育状况得到改善，人均寿命提高，技术与知识取得进步，这些成就将为今后恢复增长奠定基础。
中国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受到其他东亚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几条重要的经验值得汲取：我在其他场合也曾讲过，中国对长期资本的流入开放，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这种投资还引入了人才和技术；但是中国抵挡住了对短期资本流入开放的诱惑（及压力）。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这种短期资本流入极易波动，风险很大，却带不来相应的利益。那些受害最深的国家既不是金融体系最为脆弱的，也不是透明度最低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放开了短期资本账户。这似乎是解释危机为何蔓延的一个关键原因。
三、改革问题
在许多方面，初期的改革虽然实施起来比较困难，但却是建立在非常基本的原则之上的：个人和机构都需要激励。有了正确的激励措施，人民将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中国需要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也需要发展国内储蓄和培育企业家。这两方面中国都做到了，而且合资企业起到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桥梁作用。中国不是对现有企业搞私有化，而是注重建立新的企业。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成功的市场需要产权和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强调产权，而中国强调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重视经济组织机构，不重视我所称之为的“组织与社会资本”，而中国则采取了逐步的过渡，在改革中转变了经济组织结构。的确，前苏联收入的下降要归咎于没有重视上述因素。虽然前苏联的主要资源形势略有恶化，但是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仍然存在。既然效率低下的分配体制已被以产权为基础的、更为有效的市场体制所取代，而且这种市场体制利用的是同一资源，为什么收入却下降得如此之多呢？答案是：组织和社会资本不断受到破坏，这一过程实际上在旧体制下就已经开始，而对建立新的体制基础又努力不够。的确，一些处理方法可能会使转轨的努力受到损害，无论在什么方面，甚至对建立必要的法律及模仿框架都不重视，包括破产、竞争和合同等方面的法律。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自几个方面。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容易忽视一些问题：如果在2－3年内就能收回投资的话，可能就不会依靠明确产权来吸引投资。但这种高收益率是不可能持续的，随着收益的下降，投资者会更加关注投资的长期安全。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
的确，许多东亚国家只是在经济速度放慢时才遇到了问题。像韩国企业那样的高债务率，只有在产品销售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经济出现滑坡，或者利率增加，将会导致企业无力偿还债务。随之而来的是破产，以及整个国家经济出现混乱。
我们不应当忘记经济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公司的大量破产会导致金融机构的脆弱；银行资本的下降或者甚至破产，将造成信贷资金的减少，从而又导致更多的公司破产；任何一家公司的破产，不仅影响到向其提供信贷的银行，而且还会影响到向其购买或销售产品的其他公司。因此，人们非常担心脆弱的银行或业绩不佳的企业会影响整个体系。
由于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因此有必要对经济进行更好的调整。今后需进行的经济体制变革可能会比在第一步改革中所做的更具挑战性。而且，由于各项改革是密切相连的，因此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要取决于其他改革是否成功。还有一条根本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处于危机状态时，改革是很难进行的。危机迫使人们采取早应采取的行动，例如银行体系的重组，但这也使重组的任务更为艰巨。
四、提高税收收入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我在具体的讨论中会首先谈到加强税收收入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税收收入是解决其他许多问题的基础。中国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5％下降到1996年的11％，其中税收收入从14％下降到10％。这样的财政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要低得多，即使按可比较的GDP水平。而且从中国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以及为保证这项计划取得成功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这样的财政收入规模尤其显得很小。
政府收入下降的原因与整个经济成功的原因有关。政府过去能够从国有企业得到大量的上缴利润，但是从1978年开始，国有企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出现下降，而且由于面临新的竞争，利润也随之下降。的确，由于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以及相应税收下降的双重效应，成为政府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今天，虽然许多国有企业仍然是盈利的――这与凡是国有企业效益必定不好的意识形态上的假设相反――但是另有许多国有企业出现亏损。这些损失可能不是明显显示在账目上，而是存在于银行提供的、在商业上难以为继的贷款中。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还没有找到足够的新的收入来源。在发展水平允许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尽快设法弥补资金缺口，或许可以通过扩大个人所得税，以及通过企业自行报税来改善企业税的征管。
为使增收措施更为有效，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在选择收入来源时，决策者不仅要注意可能由于税收政策本身带来的扭曲，同时也要考虑政府实施税收政策的机构能力。任何一项税收措施的适当与否，与国家的机构能力有关。（二：）由于正常税收征管的困难，可能会造成政府依靠“准财政”措施来筹集用于开支的资金，中国应尽量避免这种做法。（三）如果政府认为必须通过银行体系来采取准财政措施，那么应当将其与商业性贷款分开，并且，一旦条件许可，就应停止这种准财政措施。
五、建立更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
需要提高政府收入的原因之一，就是使政府能发挥新的关键作用：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过去，工人的社会保障主要是由企业提供，包括教育、医疗、养老金甚至住房等。过去没有失业，所以也不需要失业保险。但是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有失业，如果要保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要使企业重组取得成功，就必须为失业者提供保护。政府应承担目前由企业提供的社会服务，使企业专心致力于生产。
中国政府非常清楚这一问题，并已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但我仍想简要地谈谈为什么企业必须从提供社会保障的活动中解脱出来，这不仅是各自发挥比较优势，使企业集中精力抓主业的问题，也是建立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必要步骤。这种作法将使社会保障体制更具有透明度，从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判断哪些国有企业是由于本身的问题而出现亏损，哪些仅仅是由于社会负担过重而造成亏损――在许多情况下，负担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与企业当前的经营好坏无关。
六、住房改革
许多企业在过去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就是住房。建立具有活力的私人住房市场为何如此重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目前的住房体制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因而也限制了新企业，尤其是限制了无法向职工提供住房的小企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市场经济既创造就业，也造成失业；市场经济需要工人经常更换工作，甚至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劳动力流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要住房有限，而且大部分由企业所控制，那么劳动力的流动将会受到限制，新企业的建立也会受到阻碍。一位新的企业家无法雇佣到新公司需要的可能生产率会更高的工人，因为他无法在公司附近为这位工人找到住房。
其次，私人住房的发展还会带动建筑、维修、装饰等行业的私人小企业的发展，包括管道工、木工、漆工、电工等，新的住房还会增加对家用电器、家具等新消费品的需求，住房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进行国有企业重组的同时，需要这些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新的企业，因为当国有企业分流人员的时候，中国需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私人拥有住房的愿望也有利于促进储蓄；但是如果金融机构能够以合理的条件提供抵押贷款，私人住房的范围还会扩大。在美国，政府在建立高效的住房抵押贷款体系中发挥了带头作用。这种体系不仅可行，而且还在盈利的情况下向低收入阶层提供抵押贷款。当然，这样做还需要一个有效的法律体制来监督还款信誉，如果有人对抵押贷款到期不还，他将失去住房。必须要有还款激励措施。
要发展一个更为灵活、更具活力的住房市场，自然会使人们关心住房消费中的不平等问题，不幸的是，这种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对一些问题的说明也许可以帮助消除这些担心。住房消费的不平等在市场因素较小的体制下没有显露出来，只是由于住房市场的引进才使得这种不平等变得明显。人们可能更为关心的是，需要在住房市场中建立最低标准。但是在许多地区，住房市场的放开将会改善对大多数市民住房的提供。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保证贫困市民的基本住房保障，但通过更加活跃的市场来增加住房供应，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住房水平。当然，如果住房不平等变得非常严重，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解决这一问题。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是一种办法；然而，在这种税制尚未完善之前，可以对大面积公寓和汽车等征收奢侈品税。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住房市场的重要性，但阻力还较大。对工人的住房价格实行限制，虽然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在某些方面不仅不利于住房产权的转变，而且还会加重企业的困难。如果住房产权的转变是按低于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那么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受到不利影响。
对住房的讨论说明了许多改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完善的住房市场不仅本身重要，而且是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部分。回过来看，这种关系会更为复杂，住房改革的成功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
七、金融体制改革
现代经济学强调金融体制的重要性。金融体制是经济的脑，其作用是保证有限的资本能够被分配到最能发挥效率的地方，保证资金能够按企业的承诺来使用。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助于转移和分散风险，使企业能够承担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而不用担心破产。现代经济学还强调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是遭受冲击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频频出现，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里。金融危机给政府带来巨额的预算支出，从占GDP的3％（美国）到55％（阿根廷）。金融危机还会对经济产生巨大不利影响。过去四年的情况表明，受冲击国家在危机之后的5年内GDP连续下降1％～1.5％；而没有遭受冲击的国家则没有任何下降。
教训非常直接：要避免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即使是透明度很高、体制结构比较先进的国家也在近几年遭遇了金融危机。管理金融体系显然是不容易的。的确，在对东亚金融机构诸多批评的反驳中，其中有一条是：每一笔贷款与借款者和放款者都有关，如果一笔贷款出了问题，放款者同借款者一样，也有错误。为什么那些管理很好的，受到严格监督的欧洲、日本及美国的银行要借钱给那些债务――股本比例很高的韩国银行和公司呢？这种利息可能从一开始就会不鼓励贷款。的确，更应该受罚的是发达国家的放款机构，因为这些机构是起边际作用的放款人，在资金贷出之时，借款的公司早已对韩国国内的银行负债累累了。
当然，发现外国贷款的投资质量不是一贯都好，这并不使危机国家感到安慰。无论是谁的错，在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总是欠发达国家。鉴于这种现实，这些国家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来阻止危机的发生，例如适当限制短期外债的介入，以减少外资突然撤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面临危机的国家要采取措施。金融机构脆弱是受冲击的关键原因，而这种脆弱又对当前经济的长期下降及其程度产生影响。
在中国及其他转轨国家，银行和金融体制的改革难度比别 的国家要大。在计划经济，所谓金融机构并不履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履行的作用。“银行”这个名称本身就可能产生误导――包括对决策者和银行内部人员。在计划经济时，银行不参与项目的选择和监督；生产和投资决策是在别处进行；银行只是“根据指示”提供资金。银行只是记帐，不是主要的决策者。在现代市场经济，银行是主要的决策者。银行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不只是转变所有权或控制权，而是应彻底转变其职能和机构文化。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就不会成功。
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这不只是简单的提高银行的能力。如果没有恰当的会计准则，如果仍强迫银行签订贷款合同，要实施商业银行的原则就会非常困难。在进行金融部门改革的同时，还应加强制度建设。
即使在解决这些困难之后，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就连那些具有先进银行体系、习惯于商业原则以及透明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也常常被怎样建立恰当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所困扰。个人和机构都需要激励。无论是否愿意像有的国家那样走到一种极端――即让银行信贷员承担贷款损失――但是显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责任制，如果同时也实行机构责任制，这一目标将会得到加强。我认为利润上的激励可能是最强的激励措施，但要确保这种措施不能走样（不要造成鼓励乱冒风险或获取暴利），监督者要注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但是仅有激励措施是不够的。虽然激励措施使监督者的任务变得容易，但还是要建立谨慎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监督者能够得到的信息有多少？（二）经济面临什么风险？（二）政府的监控能力有多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绝大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控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监督措施，但在发达国家就不太合适，其中包括限制地产贷款、“速度限制”（即：限制贷款增长的速度）、限制银行和企业对外借债的规模。
近来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较弱，需要注入资本金。银行确实需要通过补充资本金来满足资本金充足标准。这不仅对保持银行的财务活力，而且对保证银行的积极性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确定目前银行的净资产是多少，那么通过注入资本金来满足银行资本金充足的标准就比较容易操作。向银行提供资本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投资，再加上运用恰当的资本会计方法，这样的投资甚至不体现在经常预算中。而且如果作法得当，这样的开支不仅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相反还会避免由于金融失灵及由此造成的信贷萎缩所导致的通货紧缩。
在中国，向银行注入资本不会遇到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采取同样行动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即由于政府出面解救银行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这与计划经济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有关：贷款不按商业原则，而是按政府指令运营，因此没有理由对银行在原来的体制下所做的进行惩罚。随着新的商业性体制得以稳固，应当允许银行有以良好的资产负债表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不是继续旧的资产负债表。然而，应当对向银行重新注入资本金进行谨慎的管理。在大量注入资本金之前，决策者需要了解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究竟有多大，并确保旧的贷款方式已经放弃。否则重新注入资本金将会非常昂贵，并易引起通货膨胀，而且如果激励机制没有足够的改变，重新注入资本金是徒劳无益的。必须明确的是，对银行的重新注入资本金应是一次性的，是作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制过渡的一部分，而不是金融体制本身的一部分。
鉴于银行资产的价值可能比存款人所持有的价值要小，因此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可能会很大。由于存款人将钱存入银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国家的银行，因而国家的资信也面临危险。当然，这不是道德风险，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存款人应当努力地去监督他们存钱的机构。因此，全额偿还存款人的存款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这就需要进一步向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的确，布置给银行的一部分任务就是为弥补非盈利企业的亏损提供资金。从这一角度看，国有企业的亏损最终变得更为透明了。
但是应当清楚，最为根本的问题不是由于银行缺乏资本金，而是银行没有按照商业原则来运作：一是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二是缺乏恰当的激励机制。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来改善激励机制，仅靠注入资本金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当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即如果银行坚持按商业原则提供贷款，那么许多国有企业可能就会得不到信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么财政进行补贴，要么企业倒闭。财政补贴难以持续，除非政府扩大收入；企业倒闭会造成失业，除非建立新的企业。
在许多资本主义经济中还会有一种担心：政府借钱向银行再注入资本金提供融资可能会造成利率上升，因而会排挤私人部门投资。但是，如果采取恰当的货币政策，这也是可以预防的。的确，如果银行将钱借给政府，政府以此来购买银行的股份（然后再卖给公众），那么银行的财务地位定会得到加强；而且，随着银行资产负债表情况的改善，货币当局可通过调整对准备金的要求，或者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来保持所希望的贷款水平。重要的一点是，如果银行的资本金注入不足，问题会很快再次出现，这将影响到银行体系的积极性和信心。
使补贴具有透明度有其另一重要原因：在一些经济转轨国家，当用银行体系的暗补来代替政府的明补的作法被根本否定后，却出现一种新的补贴形式：拖欠。当收入不抵工资、电费等应当偿付的支出时，便出现拖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当一方拒绝付款，会使其他人采取同样的作法。整个经济陷入了易货交易，由此造成种种效益低下的情况。要摆脱这种境况是不容易的，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无论会对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公开的补贴都是更为有利的选择。
最终，金融部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需要良好的企业治理。怎样确保银行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积极性；怎样使银行认识到硬性约束是算数的；怎样避免因强调失业的影响及需要低息贷款和暗补等政治因素而使银行以为它们“大不可倒”。
金融部门重组不仅对防止危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中国保持快速的转轨步伐也是同样重要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政府财政状况的改善，需要分流劳动力，需要新的企业来吸收这些工人，需要在整个经济中扩展具有活力的企业。但是这种创造就业的过程需要资金。的确，我认为美国在过去6年来所创造的上千万的新就业机会要归功于具有活力的金融机构――1989年开始的改革显著地加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从中也是对银行的很大支持。
八、国有企业改革
今天谈到的每一项改革都与国有企业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一个在整个经济中重要性逐渐缩小的部门却在改革议程上变得日益重要。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比例缩小，这意味着现在的改革可能会比以前更容易了。中国创造就业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可以吸收那些在企业重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被解雇的工人。例如，仅在1995年至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的总人数下降了360万；而在同期，非国有部门的职工人数却增加了1200万，总数已超过1600万。
虽然其他部门在不断创造就业，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一种缓冲，但是人们不能低估国有企业重组的规模和成本。据中国官方的数字，在过去几年，国有企业净利润总额下降了一半，1998年1月至5月的利润实际上是负数。而且，在官方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补贴并不完全说明问题。向国有企业提供的大多数贷款是政策性的，形成了对这一部门的隐性补贴。虽然不可能准确地计算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但规模显然是很大的。
中国已开始帮助企业从社会服务和住房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此外，中国在最近也将注意力转向一种在美国被称之为“公司化”的管理过程――即实行硬预算约束，强调良好的会计运作，推行具有企业领导责任制的良好公司治理等。实际上，这些改革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改善国有企业的业绩，尤其是如果政府在社会稳定和收入分配等因素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坚持减少补贴的话。
让我来简要阐述一下关于补贴和企业治理的问题。首先，如果中国希望利用政策贷款来实现社会目标，那么这些贷款应建立在商业性的基础上。此类贷款应当控制在相对较小的规模内，以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作。作为迈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至少需要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可以通过在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这些贷款应由银行负完全责任。
关于补贴的第二个问题，确实会有以一种暗补形式替代另一种的趋势。一旦企业得不到银行体系的补贴，就会寻求贸易保护的补贴形式。如果允许这种保护，将会影响整个改革的努力。
现在，人们对国有企业重组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将社会服务与企业的核心业务公开，会有助于我们对企业在核心业务方面的业绩作出评价。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业绩很差，重组的可能性非常小，因而只能选择关闭的办法。在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即使社会支出的负担很重，但还在盈利。这些企业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并无论对金融体系还是政府，都不构成负担。在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之外，就需要作出比较困难的判断，以决定哪些是可以进行重组的企业。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硬预算约束――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补贴，而且还要取消“软”性贷款――对于提供企业重组的激励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有时问题不是出在效率上――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例是高的――而是出在工资上。有的企业的工资高于市场工资（即使那些工资本身可能也比较低）。但是政府需要考虑，为什么整个社会要为一部分人提供高于市场的工资呢，特别是还有许多更穷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特别是当有的支出可以用于扶贫投资上的时候。
还有一个在企业重组方面没有引起更多重视的问题：许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很高，有的已经超过了韩国的企业。高负债率使企业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如果经济环境稍有变化，例如材料价格的上涨、市场需求的下降或者利率的略为上升，都会使他们无法偿还债务。这在过去可能不是严重问题，因为在非商业性贷款的基础上，总是会得到新的贷款。在某种意义上，当国家“拥有”一家公司（向这家公司提供股本投资）并通过银行向其提供贷款时，债务与股本的比例并不重要，因为政府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资本提供者。即使有很好的破产法，但是政府作为银行的间接所有者，这种破产只是将公司的“所有权”从政府转移到政府。
但是，鉴于中国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因此债务――股本比例将非常重要。韩国的教训就很深刻。只要政府与企业有密切关系以及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安排可以保证不动声色地“解决”金融问题（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韩国公司就仍能够在较高的债务――股本负债率的情况下运用。但是，当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逐渐疏远时――这经常是作为市场经济更加成熟的标志――一方面债务――股本比例虽然仍旧很高，而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的隐性担保已经不存在了。随后发生的危机所造成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在中国，政府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间接）贷款者，因此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例如通过债务――股权转换，这种方式比较容易谈判。债务――股权的转换应尽早进行，而且就是负责处理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的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降低贷款的面值，并向负责重组的机构提供补贴。
九、国家资产负债表
现在回到最初讨论的两个主题。第一，尽管许多亚洲国家目前正面临严重的危机，但亚洲奇迹是真实的；其次，中国正面临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的进展都是继续向前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而且某一领域的成功也将会促进其他领域的成功。
过去20年来，中国积累了巨大的资产，包括物质、人力和知识资产。和不久前相比，中国富裕多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但必须而且也能够保持下去。将来，只要这些资源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宏观经济能得到较好的管理，这些资产――加上由于持续的高储蓄率而积累的将来的资产――将为中国创造越来越多的收入。
那么，问题又从何而来呢？问题来自对未来收入的开支需求。在一个运行良好、税收和金融体系较为完善的经济体系中，支出需求和收入相互匹配。当支付的许诺超出支付的能力时，破产就会发生；
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未来的支出需求来自两个方面：（－）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其他福利；（二）偿付银行存款。这两种支出需求所产生的问题都和国有企业有关，经济环境的改变会使许多企业难以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等福刊，或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后者又将影响银行偿付存款的能力。
眼下追究谁该为这些问题负责已于事无补。中国所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带来的是游戏规则的重大改变，并非所有人都能迅速适应新的环境。重要的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并且在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继续进行推陈出新的改革。正如前面提到的，与市场经济相比，道德风险问题在此时并不重要。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早已了解市场的游戏规则。而且，由于银行和国有企业都是国有的，这在许多方面使问题更加容易解决。重组并非把公家的钱放进私人的腰包，而是把钱从政府的一个口袋放进另一个口袋。这两点很重要，但却常为人们所忽视。他们往往只是简单地盯着财务报表，幼稚地将中国和韩国相比。
从根本上讲，最后还是要由政府负责兑现国有银行或企业代其作出的承诺，或是修正这些承诺。要兑现这些承诺，政府需要有足够的收入，必须从国家的收入中拨出足够的资金兑现对存款人的承诺，满足现在和未来的养老金领取人的需求。因此，政府应当扩大收人来源。
政府所需的收入的数量取决于履行其承诺的资金缺口。原则上我们可以确定目前资金缺口的大小，但未来缺口的大小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作出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种种许诺，则造成的额外负担将来只有通过增税来弥补。转轨的速度将决定未来支出负担的规模。这是一个权衡；快速的转轨对目前经济的压力较大；慢速的转轨则对今后经济的压力较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幻想毫无压力的转轨，或是谋求掩盖未来所必将面对的支付需求是无益于事的。在权衡利弊做出合理决策的过程中，提高透明度十分重要。
政府可能希望继续向一些企业提供补贴。这些补贴应当成为明补，而不是强迫国有银行提供隐性补贴，从而影响银行向商业化经营的转变。明补将使政府不得不举债。举债是一种具有透明度的措施。政府将认识到将来必须增加收入来偿还因目前的决策所增加的债务。无论你承认与否，未来的负担总是客观存在的。通过举债使其明确化将使未来的偿付容易得多。政府举债并不是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实际上，举债只是对政府义务的一种确认。这些政府义务过去隐含在对借款人提供的政府担保之中。举债与否对一份完整而准确的政府资产负债表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只有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才能发现真实情况，而缺少透明度将影响决策的清晰度。
十、走向国际舞台：国际公共产品
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全球利益，中国应更多地参与创造国际公共产品――即能使全世界受益的集体行为，诸如充满活力的国际贸易体系，或防止全球变暖。以贸易体系为例。如前所述，金融体系的重组将引起对中国企业进行贸易保护的压力。屈从于这种压力将带来两个极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它将削弱对建立自由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国际支持，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国，如果采取保护行动不可能不引起广泛的关注。失去了国际的共同努力将会影响所有国家。不仅包括中国，还有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反，中国参与支持这一体系将带来广泛的利益。其次，中国自身也将受到保护主义措施的侵害，中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得不支付的高价格超出了受保护的生产者享受到的好处。对国外竞争和投资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将从两方面得到促进发展的好处：国内企业将更有竞争力，效率更高，从而带来生产率和收入的增加；这些企业将能够更多地从国外吸收先进技术。
另一个国际参与的例子是关于环境的挑战。中国已经开始认识到解决直接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诸如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这也是中国和世界银行的一个重要合作领域）。温室气体累积造成的全球变暖是对我们这些地球居民未来福利的现实威胁。我作为负责评价温室气体影响的科学证据的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小组（IPCC）的一名成员，确信温室气体积累所带来的风险是我们不应也不能忽视的。当然，发达国家的确应该为目前大气中已经积累的温室气体负责。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所占的温室气体排放比例迅速上升，中国的参与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努力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就如何即有效又公平地解决这一全球性威胁而达成一致意见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必将有许多国家受益，包括中国。当然，正由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公共产品，无论中国是否积极参与，都可以从中获益。但是，中国更多地参与不仅会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我对其成功的前景并不乐观――而且也将确保中国和其他低收入国家所关切的问题得到重视。在减排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以及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将使中国得到更多的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用于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
十一、结束语
大约20年前，在改革初期，我和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一起参加一次会议。他们正致力于设计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转变的计划（会议是由中国社科院和美国科学院共同主办的）。我们所讨论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何从一个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过渡到一个能较准确地反映经济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也许可以设计一套经济模型来确定均衡价格（假如输入模型的数据的准确度可靠的话，而我们中却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但即使只做理论上的探讨，即使均衡价格已知，我们也看不清应该如何进行价格转轨。然而中国成功了，采用的是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实际价格双轨制，使计划外部分能得到适当激励。
中国目前必须进行的改革，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分析上的角度，其挑战性在某种程度上均不亚于20年前，在当时，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来大踏步地推进改革是一个良好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而目前面临的挑战既包括在旧机构的基础上建立新机构――从过去有名无实的银行中建立真正的银行，从国有企业中建立真正有活力的盈利企业――也包括建立全新的机构和体系，如社会保障体系。但今天的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要好得多。中国拥有了更广泛的认识基础，中国的机构状况比以前更强，更加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
挑战是艰巨的，但鉴于中国在过去20年里取得的显著成就――这种成就是基于中国的悠久传统，包括在这次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学习的长期重视――我对中国以务实精神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