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一直被国人视为富贵、吉祥、幸福、繁荣的象征。从唐代起，牡丹就被推崇为“国色天香”。牡丹统领群芳，地位尊贵。唐代诗人白居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和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等脍炙人口的诗句，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人们倾城观花的盛况。
牡丹，是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为历代人们所称颂，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自秦汉时以药植物载人《神农本草经》始，散于历代各种古籍者，不乏其文。形成了色括植物学、园艺学、药物学、地理学、文学、艺术、民俗学等多学科在内的牡丹文化学，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俗学的一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完整机体的一个细胞，透过它，可以洞察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文化全息”现象。
牡丹典故
隋炀帝与牡丹
604年隋炀帝杨广继位，于东都洛阳天辟西苑。隋炀帝好奇花异石，曾三下江南搜寻。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据唐人的<海山记>记载：炀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牡丹，有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等名贵品种。在皇家园林中，大量地种植牡丹，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可见隋炀帝对牡丹的爱好。
杨贵妃与牡丹
杨贵妃尤好牡丹。唐开元年间，宫廷内开始重视牡丹，并在兴庆东沉香亭前、骊山行宫等处，栽植数种红、紫、浅红、通白等色牡丹。花初开，杨贵妃带众宫女游赏花间，如醉如痴。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杨国忠初因贵妃专宠，上赐以木芍药(即牡丹)数本，植于家。”因贵妃专宠，喜爱牡丹，唐明皇也作为宠爱之物把牡丹赐给了她的哥哥。
武则天与牡丹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并州文水县人。
在历史上曾有武则天贬牡丹到洛阳的传说，将武则天描写成一个暴君。其实不然，她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并县尤好牡丹。据舒元舆《牡丹赋序》说：“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则天）叹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这正说明了武则天的家乡，早就种有许多牡丹，而县品种“特异”，已超过京城的许多品种，因此，将家乡的珍稀品种移到都城来。
后来，武则于在洛阳建立武周神都时，将长安的一些牡丹带到洛阳来，是合乎常理的事。
欧阳修与牡丹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十，陵（今江西吉安市）人。他善散文、诗词，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洛阳作推官时，发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皆插花。花开时，士庶况为遨游”。这时的洛阳城，无论民家，还是官院，植满牡丹。欧公大为感动，于是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历史、栽培、品种，以及风俗民情作了详尽的考察，写成了我国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
周师厚与牡丹
周师厚，字敦夫，鄞（今浙江省鄞县）人。宋皇祜进士，官至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周师厚于神宗熙宁三年三月路过洛阳，“精栏名圃，赏及牡丹”。元丰四年，又一次来到洛阳时，他看到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等花谱，就按照这些文字记载，在洛阳各处寻讨不同的花品，元丰五年二月写成《洛阳牡丹记》。
刘禹锡与牡丹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祖籍中山（河北定县），曾任洛阳太子宾客，又称刘宾客，唐代著名的诗人。在他众多的诗中，有许多是赞美牡丹的，其中以《赏牡丹》驰名天下：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卞氏大参公与牡丹
卞氏大参公，号济之，苏州枫桥人，宋代官陕西参知政事。为官清正廉洁，深得民心。宋末，元人入侵，南宋败亡，乃隐退姑苏城，后来为避世乱，全家迁至盐城东溟镇（今便仓镇），并携红、白两株牡丹栽于家中。这就是现在的“枯枝牡丹”。
据《盐城县志》、《卞氏家谱》记载：“卞氏始祖向取二色牡丹之意，而在植花明志，取红者，以示报国赤诚忠心；取其白者，以示为官清正廉洁。”
宋单父与牡丹
宋单父，字仲儒，唐开元时，洛阳人，植牡丹名家，尝植牡丹千种，红白斗色。被皇上召至骊山，植牡丹万株，其品种名不相同。皇上赐金千两，宫迁人皆称他为花师。
慈禧与牡丹
慈禧，清代皇后，自幼受民族传繁育文化的薰陶，非常喜欢牡丹。在故宫御花园和其他园林园中种了许多牡丹，就在她“垂帘听政”时曾将牡丹定为国花，并于颐和园修筑国花台。
花木兰与牡丹
花木兰，相传隋唐时延安花源村人，她是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以抗敌御边，替父从军而留芳千古。她在“壮士十年归”时，路过洛阳、长安，看到当地农家种了许多美丽的牡丹，于是将种子采集后，亲手种于万花山上。她的家乡就在万花山下。
蒲松龄与牡丹
蒲松龄，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善于用“鬼神”小说来揭露现实的阴暗面，辑成《聊斋志异》一书。文笔流畅，寓意深长，其中有以牡丹为题材的两篇小说《葛巾》和《香玉》，以花写仙，以仙喻人，文章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史料性。
周家琪与牡丹
周家琪，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牡丹专家，北京林学院花卉教研组主任，毕生致力于牡丹的研究工作，他所主持的“牡丹芍药花型研究”课题获林业部科成果二等奖。
他1986年逝世后，由北京林学院园林系牡丹研究小组刘淑敏、王莲英、吴涤新、秦魁杰等同志，将其生前研究成果整理出书，书名《牡丹》，为中国牡丹的研究写了光辉的一页。
喻衡与牡丹
喻衡，中国当代牡丹专家，现为山东农业大学教授，致力于中国牡丹，主要是菏泽牡丹与洛阳牡丹的研究工作，并亲自考察过江浙一带。著有《曹州牡丹》、《菏泽牡丹》、《牡丹花》等专著。
翟树勋与牡丹
翟树勋，河南园艺家，牡丹专家，荥阳人，曾任洛阳市政协委员，河南省园艺学会事理，洛阳市牡丹公园工程师。他为洛阳牡丹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从事牡丹的栽培和研究工作，对牡丹品种了如指掌。在他晚年，因眼疾，视力减退，但他仍赁着以往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只要用手摸一下牡丹的叶子或芽子，便知道是何品种他熟知200多个品种，被同行誉为“当代的活牡丹谱”。
牡丹史话
牡丹文化是中国古老文化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国牡丹也伴随中国文化早在公元8世纪传入日本。到了18世纪传入英国，种在邱园，以后又从上海引去30多个品种。以后，法国传教士把野生在我国云南的黄牡丹、紫牡丹先后引去法国。到了1936年，英国又引去了我国西藏野生的大花黄牡丹。美国也于19世纪从我国甘肃南部卓尼得到了紫斑牡丹。就这样，英法、美和日本利用中国原产的这些野生种与栽培种进行种间反复杂交，先后培育出了各自国家的牡丹品种系列。现今美国已有400多种，法国与日本也皆在200种以上。这些品种或杂交系列，考其根源均来自中国。有人常说“在近代月季花的生命中，流着中国月季的一半血液”、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在当今世界上所有牡丹的机体中，全部流淌着中国牡丹的血液。
“竞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牡丹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花大色艳、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芳香浓郁，而且品种繁多，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称，长期以来被人们当做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爱花的民族，尤其钟爱牡丹。我们的祖先爱牡丹、种牡丹的历史几乎和他们生息繁衍、发展壮大的历史一样深厚悠久。
牡丹，原为陕、川、鲁、豫以及西藏、云南等一带山区的野生灌木，散生于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坡和林缘。我国牡丹的种植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1972年甘肃武威东汉圹墓中发现的医简中已有牡丹入药的记载。
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始自南北朝时期，文献多有记载。刘赛客《嘉记录》说：“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牡丹既已入画，其作为观赏的对象已确切无疑。谢康乐更具体指出种植的具体情况：“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太平御览》）近代生物学先驱达尔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写的《动植物在家养情况下的变异》一书中说，牡丹在中国已经栽培了一千四百年“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推到一千四百年前，那是公元五世纪，即南北朝初年，和中国牡丹的栽植历史大体相属。
隋代，隋炀帝（公元605～618）时“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昭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今河南洛阳）。易州（今河北易县）进二十箱牡丹”。《隋志素问篇》中说道：“清明次五时牡丹华。”这又足以说明牡丹作观赏植物则规模更大。
唐代（公元618～907）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开元中盛于长安。传说当时洛阳有个叫宋单父的善于种花，应唐玄宗李隆基之召，到骊山种了一万多本，颜色不相同（《龙城录》）。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等三首“清平调”就是歌咏几种不同颜色牡丹的。“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静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步束素。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白居易：“买花”）从以上这些诗篇可以看出当时帝都长安裁培牡丹的盛况。这时，牡丹不但颜色种类多了，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奇变异和重瓣现象。“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紫白、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七、八寸。”（《酉阳杂俎》）“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杜阳杂俎》）。这也说明了，我国早在公元九世纪，便已经有了重瓣牡丹。
宋代（公元960～1279年），中国牡丹栽培中心，由唐之长安而转移到了洛阳，牡丹的品种更多，栽培技术更加系统、完善。并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著作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等。记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成熟经验。欧阳修说：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盖其不接则不佳。
北宋末年，战乱不断，洛阳牡丹开始衰退，陈州牡丹取而代之，张邦基撰《陈州牡丹记》云：“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牡丹之盛且多也。圆户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
南宋时，牡丹栽培中心南移，由北方洛阳移向南方的天彭（今四川省彭州市）、成都、杭州等地。天彭裁培的牡丹，为蜀中第一，号称“小西京”。诗人陆游在蜀中做官，亲往游赏，并撰《天彭牡丹谱》（1178年）。宋室南渡后，洛阳花事衰微，杭州却得到发展，出现一些新奇品种，如‘重台九新淡紫牡丹’、白花青缘牡丹’等。
元代，是中国牡丹发展的低潮时期，长安、洛阳等地能见到的好品种已屈指可数，品种退化，重瓣品种难得一见，因有“千叶独难遇，亦犹千人为英，万人为杰，尤世纪不恒有者”（姚燧《序牡丹》）之叹！
明代（公元1368～1644年），牡丹的栽培的中心，转移到了安徽亳州。夏之臣《评亳州牡丹》云：“吾亳州牡丹，年来浸盛，娇容三变，尤在季孟之间。等此而上，有天香一品，石榴红，胜娇容，宫红袍，琉璃贯珠，新红种种不一，杂红最后出，品种难得。又有大黄一种，轻腻可爱，不减三变。佛顶青为白色第一。大抵红花以花子红，银红、桃红为上。”又云：“草堂数武之步，种莳殆偏，率以两色并作一丛，红白异状，错综其间，又以平头紫，庆天香，先春红三色插入其花丛，间集而成文章，他时盛开灿然若锦”。此时开中国插花技术之先河。
在明代，亳州牡丹虽有盛名，但曹州（今山东菏泽），国都北京牡丹栽培也逐渐繁盛起来。江南太湖周围，西北的兰州、临夏也有所发展。
曹州与亳州皆于明代嘉靖（1522～1567）年间引入牡丹，也同于万历（1573～1620）年间达到繁盛。两地之间相互交换品种，“曹花多移自亳”（清·余鹏年《曹州牡丹谱》）；亳州也引进入不少曹州名品，如《亳州牡丹史》中记载一种“金玉交辉”的品种，说是：“曹州所出，为第一品。”又有“忍济红”“萍实红”两种，也产于曹州。《曹南牡丹谱》亦云：“至明曹南牡丹甲于海内。”曹州一士人家，牡丹有种至四十亩者，……多到一、二千株，少者数百株。”（《五杂俎》）。由此可以看出，现今牡丹的主要产地菏泽，在明代就已开始繁盛了。
北京自辽、金建都于此，牡丹栽培日渐兴盛。明代的《北京考》上记载辽圣宗（公元982～1031）在统和12年（995年）三月去长春宫观赏牡丹。在明代，牡丹栽培极盛，“金殿内外尽植牡丹”。城外还有三大名园梁家园、清华园和惠安园。
在江南，明代以江阴牡丹为盛。此外杭州、苏州、上海也有不少种植。广西灌阳也产牡丹，据明代《广西通志》记载，在广西“牡丹出灵川、灌阳，灌阳牡丹有高一丈者，其地名小洛阳。”
清代（公元1644～1911年），曹州牡丹的栽培就更盛了，取亳州而代之。《曹县志》云：“牡丹非土产也，初盛于雒下（今陕西省雒南县），再盛于亳州，彼时已六、七百种，分五色排列，叙至于今，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盖连畦接畛也。”（《曹州牡丹谱》）。蒲松龄在他写的《聊斋志异》一书中，也曾有“曹州牡丹甲齐鲁”的记述。这时，曹州城东北各村栽培牡丹已很普遍。有以养花为业者，成园成圃者很多，其中尤以王李庄、洪庙、毛庄、赵楼各村为冠。道光年间赵玉田在村北建花园，专养牡丹、芍药，集本村之大成，园之周围树之以桑为篱，名曰“桑篱园”。著有《桑篱园牡丹谱》，其中记述了151种，内称：“山左十郡二州，语牡丹则曹州独也。曹州十邑一州，语牡丹则菏泽独也。”“菏泽为郡为里者，不知其几，语牡丹之出，惟有城北之一隅，鲁山之阳，范堤之外，连延褒不能十里。”其后，有《绮园牡丹谱》，核其名者百四十有奇。并云：“谷雨后往观，见姹紫嫣红，含蕊皆放，交错如锦，夺目如霞，灼灼似群玉之竞集，煌煌若五色之相宣。”当时栽培面积已达500多亩，每年输出十余万株，运往广州|、天津、北京、汉口、西安、济南等地出售。其中运往广州者为最多，收益亦大。当地农民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种果树莫若木瓜、柿子，养花木还是牡丹、芍药。”再加上社会上的爱好，菏泽人善于种花，以及牡丹根皮可供药用，所以菏泽牡丹，常期发展，历久不衰。
在清代，甘肃大部分地区也有牡丹栽培。而以兰州、临夏、临洮一带为栽培中心地。清末编篡的《甘肃新通志》曾有牡丹在甘肃“各州府都有，惟兰州较盛，五色具备”的记载。延安万花山，位于杜甫川内花源头村对面，这里盛产牡丹。清·嘉靖修《延安府志》中记有“花源头产牡丹极多，樵者以之为薪。”附近群众有在农历四月初八到此赏花的习俗，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江南牡丹中有宁国牡丹和铜陵牡丹。据1936年编《宁国县志》载，“宁国、蟠龙素产牡丹，以白、黄为贵，”关于铜陵牡丹，据《铜陵县志》载：“仙牡丹长山石窦中，有白牡丹一株，素艳绝丽。相传为葛洪所种。”葛洪为晋代人，按此传说，以有1600年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牡丹得到恢复和发展。目前，菏泽牡丹栽培面积已达5万余亩，600多个品种，已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中国牡丹栽培、观赏、科研中心，堪称世界之最。
中国牡丹栽培的历史，形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栽培中心，其它地区为次栽培中心或重要栽培地的格局。随着朝代的更迭，牡丹栽培中心随之变换，但主要栽培中心始终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转移过程为：洛阳（隋）—长安（唐）—洛阳（五代、宋）—亳州、曹州（明）—曹州（清）。这是中国牡丹品种群形成和发展的主线。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发展中心：一是长江三角洲、太湖周围及皖东南；二是四川盆地西北隅的成都、彭州；三是甘肃的兰州、临夏；四是广西的灌阳。
中国牡丹从野生引入观赏栽培，已有1650年左右的历史。栽培品种从单瓣花逐步演化成复瓣、重瓣乃至台阁型。促使牡丹品种向重瓣化演进的主动力是良好的栽培条件。已知将品种的优良性壮和枝变，通过嫁接固定下来，由之，新品种大量涌现。
总之，从唐代起，就推崇牡丹为“国色天香”，由于历代举国一致地珍视和喜爱，掀起了一次次的牡丹热潮。实际上已经赋予牡丹以国花的地位。尽管朝代更迭，花王牡丹，统领群芳，国色天香的崇高地位，从未动摇！牡丹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影响之深远，声望之显赫，地位之尊容，是其它花卉所不可企及的。
诗画里的牡丹
《牡丹》白居易
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月中虚有桂，天上漫夸兰。夜濯金波满，朝倾玉露残。
性应轻菡萏，根本是琅玕。夺目霞千片，凌风绮一端。稍宜经宿雨，偏觉耐春寒。
见说开元岁，初令植御栏。贵妃娇欲比，待女妒羞看。巧类鸳机织，光攒麝月团。
暂移公子第，还种杏花坛。豪士倾囊买，贫儒假乘观。叶藏梧际凤，枝动镜中鸾。
似笑宾初至，如愁洒欲阑。诗人忘芍药，释子愧梅檀。酷烈宜名寿，姿容想姓潘。
素光翻鹭羽，丹艳赩鸡冠。燕拂惊还语，蜂贪困未安。倘令红脸笑，兼解翠眉攒。
少长呈连萼，骄矜寄合欢。息肩移九轨，无胫到千官。日曜香房拆，风披蕊粉干。
好酬青玉案，称贮碧水盘。譬要连城与，珠堪十斛判。更思初甲坼，那得异泥蟠。
骚咏应遗恨，农经只略刊。鲁班雕不得，延寿笔将殚。醉客同攀折，佳人惜犯干。
始知来苑囿，全胜在林峦。泥滓常浇洒，庭除又绰宽。若将桃李并，更觉效颦难。
《洛阳牡丹图》欧阳修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我昔所记数十种，于今十年半忘之。
开图若见故人面，其间数种昔未窥。客言近岁花特异，往往变出呈新枝。
洛人惊夸立名字，买种不复论家资。比新较旧难优劣，争先檀价各一时。
当时绝品可数者，魏红窈窕姚黄肥。寿安细叶开尚少，朱砂玉版人未知。
传闻千叶昔未有，只从左紫名初驰。四十年间花百变，最后最好潜溪绯。
今花虽新我未识，未信与旧谁妍媸。当时所见己云绝，岂有更好此可疑。
古称天下无正色，似恐世好随时移。鞓红鹤翎岂不美，色如避新来姬。
何况远说苏与贺，有类后世夸嫱施。造化无情疑一概，偏此著意何其私。
又疑人心愈巧伪，天欲斗巧穷精微。不然元化朴散久，岂特近岁尤浇漓。
争新斗丽若不已，更后百载知何为。但令新花日愈好，惟有我老年年衰。
《浑侍中宅牡丹》刘禹锡
径尺千余朵，
人间有此花。
今朝见颜色，
更不向诸家。
《红牡丹》王维
绿艳闲且静，
红衣浅复深。
花心愁欲断，
春色岂知心。
《牡丹落后有作》孙鲂
未发先悉有一朝，
如今零落更魂销。
青丛别后无多色，
红线穿来己半焦。
蓄恨绮罗犹眷眷，
薄情蜂蝶去飘飘。
明年虽道还期在，
争柰凭栏乍寂寥。
自然界里感人的事物很多，其中“花”是主要的一种，何况牡丹又是“国色天香，秀韵多姿”，所以历代诗人、画家、艺术家都钟情于牡丹，以牡丹为题材的诗词书画广为流传。以牡丹命名产品、商标以及各种生活用具上的牡丹装饰图案更是不胜枚举。历来吟牡丹、画牡丹、唱牡丹的作品最多。在杨茂兰主编的《历代咏牡丹诗词四百首》中，唐五代就有125首，宋代167首，金元27首，明代37首，清代67首，共计419首，作者共203人。其内容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牡丹对当时社会引起的风情和爱好。
以牡丹为题材的画家，远在南北朝时代（550～577）就有杨子华画牡丹的记载，到了唐代，画牡丹的画家就多了。据董首《广川画跋》记载：唐代画家“边鸾所画牡丹，妙得生意，不失润泽。”五代南唐时（923～936年）徐熙画的《牡丹图》用笔清秀，意趣生动，堪称一绝。到了明代，徐渭用泼墨法画牡丹，泼辣豪放，是一创举。清代恽寿平画牡丹，润秀清雅，自成一体。到了近代，著名画家王雪涛曾画了大量的牡丹画，幅幅神态各异，生机勃勃。绘画大师齐白石画的牡丹画，用笔简练，常中是聊聊数笔，却生机盎然。大画家关山月说：“中国一因作画之前要求全面掌握对象的内在规律，如画牡丹，要把牡丹与芍药不同的地方找出来，分辨出它特有的特征来。要对它的生长规律、组织结构等自然属性有充分的了解。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要懂“画理”。
以牡丹为图案装饰的瓷器古今皆有。如宋代烧制的“牡丹梅花瓶”，明代的“牡丹双鹤盘”，以及清代的“雄鸡牡丹瓶”和近代瓷都景德镇生产的“牡丹孔雀凤凰盘”、“青花牡丹孔雀盘”、“青花牡丹凤凰盘”、“青龙牡丹唐草盘”、“剔红牡丹孔雀盘”，以及烧制成的各种生活用品，也是珍贵的艺术品。置于室内案头几上，一年四季不分春夏秋冬，欣赏它的丰姿秀色，国色天香，图个吉祥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