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服饰历史
史前服饰，基本上只是为了御寒、避害，是人类适应地理环境和自然时序转换的手段。与此同时，古代原始部落，还有文身的习惯，用文身来表达对神秘力量的崇拜。服饰产生后，画在肉体上的文身图样被衣裳所掩盖，从而出现了“画缋”工艺和服饰纹样，并将染色技艺体现在服饰上，而部落首领为了表现出自己特殊的身份,还会佩带上特别的佩饰。从文身到服饰的转化、佩饰的出现，服饰由原始的图腾意识逐渐发展出身份标识功能，从此，服饰除了基本的实用功能外，衍生出符号意义，成为传播个人和社会信息的载体，与“传播”、“交往”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来“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经 系辞下》），奴隶主自称天子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并以“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将服饰作为“礼”的内容确立冠服及服章制度，后世代代传承，形成了中国服饰独特的媒介特征和传播属性。
服饰媒介的构成及特征
服饰媒介是物质实体、符号、信息三层面要素合一的媒介。
有学者将人类交流的传播媒介分成三套系统 ：“一是推理性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文字等）和绘画、音乐、舞蹈等表象符号系统。二是实物系统，不仅包括与语言文字声像有关的，与通讯有关的实物（如石磬、木鼓、牛角），更是指凝结人文信息的各种产物，它们从源自地向四外扩散，本身既是传播的内容又是文化载体。三是人体系统，包括人际传播和族群迁徙等等”。（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20页）服饰属于实物媒介系统，“实物不是意符，但利用实物的特点代表一种意义。就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意媒，它本身同时也是介质。”（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服饰是物质实体、符号、信息三层面要素合一的媒介。从其物质形态来看，服饰包括材料、样式、色彩、纹饰四个层面要素，作为承载信息的符号，所有的层面要素及其共组形态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符码化，使服饰的物理形态成为符号形态，增生“能指”意义。
中国古代服饰符码过程是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统治阶级成为服饰媒介核心编码者，加上封建礼教的强力冲击，衣服的材质、样式、色彩、纹饰较多地承载了政治、伦理因素，形成独具特色的媒介符号系统。
服饰媒介属性与功能
麦克卢汉曾经指出，人的所有器官及其机能的延伸（如车轮是腿的延伸，电话是口和耳的延伸，电视是耳朵和眼睛的延伸，电脑是人脑的延伸）最终都是一种交往（传播）媒介。服装的御寒功能纯粹是指向个人的（个人穿上什么衣服，其冷暖自知），但服装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一种交往媒介——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担当贮存信息、传达信息的功能。“衣服作为皮肤的延伸，既可以被视为一种热量控制机制，又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生活中自我界定的手段。”（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4，P159）如果说在表达自我个性至上的现代社会，服饰可以当仁不让成为“自我界定”的最方便最直接的手段，而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统治下，衡量服装“好”与“坏”就很难以个人的身体感受（寒和热）为标准，更多地是由他人（社会群体或统治阶级）来确定，“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的外在“冷热”标准替代了自我的界定，“镜中之我”是他者的眼睛通过由统治阶级的规范所界定，人的服饰生动地体现了人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人成了别人眼里的服饰。在古代中国， 经常可以见到用一种服装的名称来指称一种相应的性别、社会和文化身份，比如以“裙钗”代指妇女，以“缙绅”代称高官，以“黄衣”代指道士，以“左衽”代指不服朝廷的远方敌人，将养尊处优、游手好闲之徒称为“纨绔”。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在中国古代人成为“穿衣服的动物”，服饰即人，服装作为一种媒介，以最直观的符码形态传达着关于一个人的时代、民族、性别、社会地位、阶级差别等“讯息”。
而从更深的层面来讲，服饰是统治工具，是限定个人的社会语言，是政治伦理规范的表征。服饰更多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不得不戴的面具，服饰内的人不过是社会系统内的角色扮演，驱动情节发展的不过是阶级意志。
服饰媒介传播特征
服饰媒介与礼仪传播。台湾学者王关仕在《仪礼服饰考辨》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服饰之事虽微，然而属历代礼仪典制之所系。”中华服饰历史悠久，文物衣冠，纷繁复杂，然而“千年衣服所尚，大体则同”。这个“大体”即服饰的永恒灵魂——仪礼及典制，从一开始，服饰制度就完全与礼仪、官制结合在一起，服饰成为体现礼仪差序的符号形态。
夏商时期，开始建立礼制，周礼是历代统治者整定礼仪制度的典范。周代将礼划分为五类：“吉礼”（祭礼），凶礼（丧礼），军礼（行军、出征、田猎、校阅、献俘），“宾礼”（朝觐），“嘉礼”（冠笄、婚嫁），与这些礼仪活动相适应，便出现了各种冠服制度，如祭祀时着祭服、朝会时着朝服，婚嫁有吉服，从戎有军服，服丧有凶服等。从符号学和传播学的意义上来看，礼仪活动本身是人类的一种自觉的符号化互动行为，在此过程中，符号意蕴得以展示。换言之，现实中的礼仪活动本身也是一种传播行为，礼仪活动当事人在媒介事件中确认彼此施行的礼仪符号及其代表意义，是服饰媒介传播的重要方式。
关系确认是服饰传播的本质。荀子曾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 富国》）不同的仪礼限定，目的只有一个，与“劝善别尊卑”的典章程式对应，信息的第一个传输功能是在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一种接触或一种关系，与其说是让人知道一件事，不如说是让人重新确认一件事。这种传播在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产生了感染性和复杂性，以此强化了关系。以在中国古代基本保持不变的丧礼为例，需要着“五衰”或“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这五种服饰的形制和质料都有区别，表示不同的亲疏关系和不同程度的哀痛之情。五服之中以斩衰为重，使用极其粗疏的生麻布，制作时将麻布斩断，不加缝缉，形成毛边。儿子、未嫁之女为父母；孙为祖父；媳为公婆；妻妾为夫；臣为君等服丧；都用这种服饰，是至亲最悲痛的表达。次于齐衰的大功使用一种经过锻治的熟麻布，色微白，质地比齐衰细。男子为已出嫁的姊妹及姑母，为堂兄弟； 为丈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服丧，都用此服，关系比较疏远。仪典化的事件套入已经具备时间和空间框架的形式，社会的时空架构携带着自己的标记为它们在事件中的性质和形式定性。
在仪式典礼中，人们是面对面进行信息交流，但与一般人际传播不同。在面对面人际传播中，有三个必要的要素。即两个以上的传播参与者、传播符号和意义（信息）和人际传播媒介（语言、声波、光波、听觉、触觉、嗅觉、视觉、肌肉运动、助听器、服饰等工具或载体）。斯图尔特指出“人际传播发生在个体的人之间，而非角色之间、面具之间，或者定见之间。只有当我们每个人能够发现使我们生性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同时也意识到能使他人生性成为一个特别之人的诸事物时，人际传播才在你与我之间发生。”（斯图尔特《是桥不是墙》P4，6版），“人际的”这一词语用来修辞“传播”时，不只具有“两个人的”、“面对面的”、“非正式的”等表面的意味。人际传播中的人是有个性的人，是在言说与倾听交替存在的对话之中，沟通心声的人。“个体间”是人际传播的一个重要观念。它深深地涉入了“我与你”的传播世界。将人际传播定位于个体间的交往，定位于个性的沟通，是基于人与人的相遇。而在仪式典礼中，服饰媒介指认“身份”，传递的“群体”关系，而不是个体“自我”的诉说与倾听，是“面具”与“面具”的彼此确认，“个性”被降到了最低限度。如果说人际传播的特征在于符号互动，服饰媒介的传播仅是社会关系的复制或再现，使“人与人的相遇”变成了“面具与面具的印证”。
“定期传播”与自上而下的“多层传播”。由于组织活动的要求，礼仪必须定期重复举行，这种“定期传播”方式使信息能在时间中流传延续。如每年都要举行不同级别层次的祭礼，由于组织结构具有层次性，天子、诸侯、大夫、士等阶层各有与之相应的礼仪活动，礼仪层层举行，把信息传播到各层中去，这种“多层传播”使信息在空间上扩散传播。礼仪既可以复制信息，又与“定期传播”和“多层传播”等传递信息的方式相结合，这就能在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空间中形成大规模的传播活动，满足了古代大众传播的需求。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皇帝以“一言九鼎”确定了在服饰传播体制中的主宰地位，同时，“独尊儒术”造成儒家思想的“一元”统治地位。家国一体观念深入人心，这既使伦理政治化，也使政治伦理化，政教与礼教的一元合一，使纵向传播强劲有力，社会横向传播受到轻视和抑制。历朝政府制定服饰法规，强制执行，各种人都不得违犯，特别是社会下层和贱民，监督比较严格。这种监督来自两方面。一是官方的，不按规定穿衣，叫作“服色违制”，或叫“服色逾制”，依法处理。“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元史 舆服》）另外一方面的监督来自民众之间，如清初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所说，若平民出身的读书人没有取得功名，穿上秀才的服装，士人必然“群起而哗之”，指斥他到“无颜立于人世”的地步。社会规范早已变成个人规范，服饰从上而下的传播成为自然而然。
2．服饰在中国
清朝的服饰，向前追溯，来源于满族的服饰，向后观察，也非汉服传统。所以虽然是汉人所穿，但不符合汉族传统服饰的“传统性”要素，所以不能划入汉服范畴；而今天汉人所穿的服装，其源流主要是来自西方，“唐装”马褂、旗袍等主要(要分清主次)源流来自满族的传统服装，所以不能称为:汉族的“传统服装”。即要分清，一个汉族人所穿的服装和汉民族整体的传统服装之间的区别。
汉服即汉族服饰的简称：主要是指明末以前，在自然的文化发展和民族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汉族服饰。
汉服作为一种独立服饰体系，在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民族风貌，即已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色，并且明显区别于我国其它民族，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服装，更与现代服饰在制式风格上有着质的不同。
汉族服饰博大精深。因为其历史悠久，应用地域广泛，并在不断的创新与融合中发展演变，使得对中国服饰研究较少的人难以把握，而作为一个大的服饰体系，不能仅以表象和简单的制式来界定汉服，而应以其主导风格为界定标准。
所以汉服的界定标准可以用以下文字进行表述：“上溯炎黄，下至宋明，汉(先秦时期则为华夏)族人民所穿著的服饰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一种明显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系列服饰的集合。”
如此界定汉服—汉民族的传统服饰，主要基於以下三点性质的考虑：
1．汉服的民族性，即汉服是汉民族的服饰。而中国古代胡人所穿的服装不能称为汉服。民族是个整体的概念，所以一个汉族人所穿的胡人的服装，也不能称其为汉族的传统服饰。
2．汉服发展的传统性，而传统又必须分为两方面，即传承性与统一性。汉服的传承性表现在:汉服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黄帝时期，并一直保留风格传承而不断的发展演化。汉服的统一性表现在从黄帝时期到宋明，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在历时近五千年的时间跨度，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广度上，所有汉族人的服饰在其主流中拥有的共同特点。即以右衽、大袖、深衣为典型代表。
3．汉服发展的自然性，即非外力强制下，汉人自觉自愿的情况下，通常不易被人们明显觉察到的自然的发展，这也是一般事物或文化发展的常规规律。而汉服发展的自然性，更是一个民族传统服装的传承性的基础，即某一事物或文化，在其自身正常的发展轨迹之下的正当发展演变的方向。其方向，可以通过一般的规律，向前追溯其源头，也可以向后预测其发展方向。
以此界定下，中国古代，除了清装外，只要是明末以前的汉人所穿的服装，不论样式、地域、融合、分化、发展，都可称为汉服，而现代古戏装，除清戏装以外，虽然与古代有所区别，但也是依照传统风格合理改制而来，所以也可以称为汉服。而汉服，用肉眼是很容易将其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包括满装、洋装、现代装)区分开的，现在这种汉服，又多被称为“古装(除清装外)”。
3．中国古代服饰的变迁
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
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成为趋势。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魏晋南北朝服饰(220～589)
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大红］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
中原人民的服饰，特别是便服、常服，在原有的基础上吸收不少北方民族的服饰特点，衣服的形式适体。六朝的服饰，男子穿袍衫而低敞衣襟，女子则穿褂襦，杂裾双裙，甚是美观。这个时期的服饰，可以参鉴《洛神赋》、《列女传》等图卷。
北朝的服饰，以合身的裤褶装、短袍衫，各式的靴子为特点，服装窄短，裙腰略微高提。妇女的服装多以簪花、珠翠及各种花冠为点缀，进而导致宋代的凤冠定制。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服饰（581～907）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辽夏金元服饰（947～1368）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乌纱帽的翅是平直的］，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当时退休的官员、士大夫多穿一种叫做“直裰”［duō，古代士子、官绅穿的长袍便服，也指僧道穿的大领长袍］的对襟长衫，袖子大大的，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头上再戴一顶方桶形的帽子，叫做“东坡巾”。
宋代的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宋代建朝初期，衣冠服饰均沿袭晚唐的服饰制度。新制颁发后，才逐渐将其服饰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宋人又称为常服）、时服（按季节颁赐文武朝臣的服饰）、戎服以及丧服。宋代妇女的穿着与汉代妇女相似，都是瘦长、窄袖、交领，下穿各式的长裙，颜色淡雅；通常在衣服的外边再穿长袖对襟褙子，褙子的领口及前襟绘绣花边，时称“领抹”。宋代的服饰主要的特点是清新、朴实、自然、雅致。
宋代妇女以裙装穿着为主，但也有长裤。其裤子的形式特别，除了贴身长裤外，还外加多层套裤。宋代妇女有缠足的习俗，因此裙长多不及地，以便露足。
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元代衣服与周代近似，衣袖较紧、窄，下裳较短，衣长至膝下，造型像百褶裙。比肩”、“比甲”也是常服。“比肩”是一种有里有面的较马褂稍长的皮衣,元代蒙人称之为“襻子答忽”。“比甲”则是便于骑射的衣裳,无领无袖,前短后长,以襻相连的便服。
蒙族入关以后,除保留本民族的服制以外,也采用汉、唐、金、宋的宫廷服饰,如天子的通天冠和绛纱袍,百官戴梁冠、青罗衣加蔽膝是朝服和冕服等形制,汉族的公服也为通用服式。
明清服饰（1368～1911）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明代女性习惯在裙子外罩一件背子衫或是云肩。凤冠霞帔是明代妇女的礼服，是后妃在参加祭祀等重大典礼时使用的服饰。整个冠上缀着龙凤，搭配霞帔一起穿著。明代较多使用的纽扣,主要用在礼服上,常服很少使用,明末时才有所普及。民间用纽扣是受八旗兵的甲衣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商品输入的影响,因此逐渐在衣服的领边和襟边普遍使用。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
4．宋代官服有那些特点
宋代服装分三种：一为自皇后、贵妃至各级命妇所用的"公服"，一为平民百姓所用的吉凶服称"礼服"；一为日常所用的常服。宋代官服大部分是沿袭初唐。在北宋初年因服饰没有定制，又受外来影响，所以曾出现过着"毡笠"、"钩（敦下 土）"（袜[衣旁 夸]）的契丹服，人们称它为奇装异服。宋代官家服饰普遍十分奢侈，民家着装也很讲究。宋太祖三年（乾德年间）规定宫内妇女的服色要随大夫变化，还规定庶民百姓不得采用绫缣五色华衣。到仁宗、英宗、神宗直至政和七年时期，官府提倡改良服饰，而且更趋奢华。对于这些规定民间庶民置若罔闻，绫缣锦绣任意服用。一些京城的贵族闺阁们，还别出心裁地设计出许多种装扮方法，追求出新与别致。不但衣料选择考究，而且梳妆也很特别，有的梳大？方额，有的扎发垂肩，有的云光巧额鬓撑金凤，贫者还有用剪纸装饰头发，身上抹香，足履绣花等。
宋装继承唐装遗制，女服仍以衫、襦、袄、背子、裙、袍、褂、深衣为主，都是命妇之服。1975年在福建省的浮仓山出土了一座墓葬，从众多的陪葬品中可以浏览到宋代女装的全貌。这是一座十分有研究价值的宋墓，墓主是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十七岁少妇，是南宋时期的贵族妇女。墓葬中的陪葬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上乘物品，出土的衣妆配件十分齐全。长衣、短衣、单衣、夹衣、棉衣其式样均具有宋代风格，每件还有不同变化。绝大部分是直领对襟式，无带无扣，颈部外缘重叠缝制着护领。所有服式均采用衣袖相连的裁剪方式。有的限于面料的幅度，因而在衣片的背部或袖椿部分采用接缝和贴边装饰。单夹衣有前身短后身长的式样，也有无袖的大背心式样。出土的衣服都在领边、袖边、大襟边、腰部和下摆部位分别镶边或绣有装饰图案，采用印金、刺绣和彩绘工艺，饰以牡丹、山茶、梅花和百合等花卉。
出土的几十件文物中,按原料分可有两大类。一类是罗、绢质地的平展裙〈以二、三片面料缝制成），分上下两幅,上幅压下幅,裙腰上有双带,这种裙除少数几件为全素色外,大部分都有边饰；另一类是非常精美的印花罗百褶裙其原料既透明又轻薄，除裙腰和带子以外，全部是印金小团花纹。
文物中还有三种长裤，即开裆的单夹裤，开裆的丝棉裤和满裆的右侧开片裤。长裤是古代女子的内用服式，由于有裙遮盖，所以当时的裤子更强调实用性，全用素罗、素绢缝制，无花边装饰。所谓无裆或开片，主要是为使用方便而设计。这些长裤一般尺寸是：裤长为二尺三寸至二尺七寸；腰围为二尺至二尺四寸；裤口宽为七寸至一尺,开裆裤的带子缀在腰部正中,开片裤的双带缀在右侧，带长约一尺八寸。
该墓出土的文物包括:袍、袄、裙、衫、裤、肚兜、绶带、鞋、袜、香囊、粉扑、裹脚布、荷包和例假带等数种。为后人研究宋代女子衣妆,提供了极好的资料。
宋代品官制度基本上沿袭前代,因此宫中的官服也与前代相仿,分为朝服、祭服、公服、戎服、丧服和时服。朝服是朱衣朱裳,内着白色罗中单,外束罗料大带,并有绯色罗料蔽膝,身挂锦绶、玉佩、玉钏，下着白绫袜黑皮履。着朝服时必戴进贤冠（是一种涂漆的梁冠帽）,貂蝉冠(又名"笼巾",是以藤丝编成形,上面涂漆的冠帽)。祭服是参照汉代以后制定的形制。
公服即常服,又名"从省服",以曲领大袖,腰间束革带为主要形式。另有窄袖式样也是公服。这种服式以用色区别等级。如九品官以上用青色；七品官以上用绿色；五品官以上用朱色；三品官以上用紫色。到宋元丰年间用色稍有更改,四品以上用紫色;六品以上用绯色；九品以上用绿色。按当时的规定，服用紫色和绯色(朱色)衣者,都要配挂金银装饰的鱼袋,高低职位以此物加以明显的区别。
宋代男子除在朝的官服以外,平日的常服也是很有特色的,常服在这里指"燕居服"(即居室中服用的衣物）因此也叫"私服"。从隋代开始,帝王统用明黄色制衣,官臣不得乱用。据文献记载,由于朝廷内赐佩金银鱼袋的公服是以紫、绯色原料制做,故一般低级官吏不得乱用,而只可服用黑白两种颜色。宋时常服有如下几种："袍"有宽袖广身和窄袖窄身两种类型:有官职者着锦袍,无官职者着白布袍。
“襦”、“袄”为平民日常穿用的必备之服。诗人陆游曾写道“业农……惟布襦裙,取适寒暑之宜”。襦袄有夹棉之分。“短褐”是一种既短又粗的布衣，为贫苦之人服用。由于这种衣服体窄袖小,故称之为筩袖的襦(即筒袖)。“衫”为宋代男子穿用,外穿宽大的衫叫“凉衫”。色白的衫叫“白衫”。深紫料的衫叫“紫衫”。士大夫用衫有记载“紫衫非公服,特小衫也”。因此紫衫又为“窄衫”。《清明上河图》中,有头戴帷帽乘驴之女子也披"凉衫"。由于凉衫大多以淡紫色为主,故宋考宗时曾规定以凉衫为吊丧之服。另外"毛衫"、"？衫"是以羊毛和麻葛原料而取名。
“襕衫”，《宋史 舆服志》记载“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襞积,进士、圆子生、州县生服之”。这是一种裳下摆接一横襕的男人长衫。
“直裰”是一种比较宽大的长衣。由于下摆无而背部却有中缝而称“直裰”。“鹤氅”有记载“又有大袖如中国鹤氅,宽长曳地”。是一种用鹤毛与其他鸟毛合捻成绒织成的裘衣,十分贵重。
袄的质料有布、绸、罗、锦、纻丝和皮。贵族着裤质地也十分讲究，以纱、罗、绢、绸、绮、绫为多，并有平素纹、大提花、小提花等图案装饰，裤色以驼黄、棕、褐为主色。平民劳作时着裤质地比较粗劣。
1975年从江苏金坛地区，出土了一座宋代儒生的墓葬，该墓墓主是一位八品以下官职的庶人子弟，太学士周？。由于葬者地位低下，出土的文物，从质量到数量均较为逊色。从古至今男性与女性在衣着储备上生前自然有别，但在死后更明显不同，这位儒生的陪葬品就具有这种男性特点。陪葬物中有单衫、夹衫、丝锦袍、短衣和无底的紬袜裤等，比较简单。衣物大多是合领、交领和圆领式样。
5．古代的丝织技术
中国古代的纺织与印染技术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人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已懂得就地取材，利用自然资源作为纺织和印染的原料，以及制造简单的纺织工具。直至今天，我们日常的衣、某些生活用品和艺术品都是纺织和印染技术的产物。
中国机具纺织起源于五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的纺轮和腰机。西周时期具有传统性能的简单机械缫车、纺车、织机相继出现，汉代广泛使用提花机、斜织机，唐以后中国纺织机械日趋完善，大大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
纺织原料多样化
古今纺织工艺流程和设备的发展都是因应纺织原料而设计的，因此，原料在纺织技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古代世界各国用于纺织的纤维均为天然纤维，一般是毛、麻、棉)三种短纤维，如地中海地区以前用于纺织的纤维仅是羊毛和亚麻；印度半岛地区以前则用棉花。古代中国除了使用这三种纤维外，还大量利用长纤维——蚕丝。
蚕丝在所有天然纤维中是最优良、最长、最纤细的纺织纤维，可以织制各种复杂的花纹提花织物。丝纤维的广泛利用，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纺织工艺和纺织机械的进步，从而使丝织生产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纺织技术。
各种类型的纺织机
1．纺坠
纺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于纺纱的工具，它的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新时石器时代。根据考古资料，在全中国三十几个省市已发掘的早期居民遗址中，几乎都有纺坠的主要部件纺轮出土。出土的早期纺轮，一般由石片或陶片经简单打磨而成，形状不一，多呈鼓形、圆形、扁圆形、四边形等状，有的轮面上还绘有纹饰。
纺坠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原始社会的纺织生产，对后世纺纱工具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并且它作为一种简便的纺纱工具，一直被沿用了几千年，即使在二十世纪，西藏地区一些游牧藏民，仍在用它纺纱。
2．纺车
古代通用的纺车按结构可分为手摇纺车和脚踏纺车两种。手摇纺车的图像数据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多次发现，说明手摇纺车早在汉代已非常普及。脚踏纺车是在手摇纺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最早的图像数据是江苏省泗洪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手摇纺车驱动纺车的力来自于手，操作时，需一手摇动纺车，一手从事纺纱工作。而脚踏纺车驱动纺车的力来自于脚，操作时，纺妇能够用双手进行纺纱操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纺车自出现以来，一直都是最普及的纺纱机具，即使在近代，一些偏僻的地区仍然把它作为主要的纺纱工具。
3．水力大纺车
古代纺车的锭子数目一般是2至3枚，最多为5枚。宋元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各种传世纺车机具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一种有几十个锭子的大纺车。大纺车与原有的纺车不同，其特点是：锭子数目多达几十枚，及利用水力驱动。这些特点使大纺车具备了近代纺纱机械的雏形，适应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以纺麻为例，通用纺车每天最多纺纱3斤，而大纺车一昼夜可纺一百多斤。纺绩时，需使用足够的麻才能满足其生产能力。水力大纺车是中国古代将自然力运用于纺织机械的一项重要发明，如单就以水力作原动力的纺纱机具而论，中国比西方早了四个多世纪。
4．踏板织机
踏板织机是带有脚踏提综开口装置纺织机的通称。踏板织机最早出现的时间，目前尚缺乏可靠的史料说明。研究者根据史书所载，战国时期诸侯间馈赠的布帛数量比春秋时高达百倍的现象，及近年来各地出土的刻有踏板织机的汉画象石等实物史料，推测踏板织机的出现可追溯到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已普遍使用。织机采用脚踏板提综开口是织机发展史上一项重大发明，它将织工的双手从提综动作解脱出来，以专门从事投梭和打纬，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以生产平纹织品为例，比之原始织机提高了20至60倍，每人每小时可织布0.3至1米。
织品的染色
中国古代用于着色的材料可分为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其中以后者为古代主要的染料。古代先民很早就掌握了多种植物染料的性质，并发明了多种染色技术和被称为「缬」的防染印花技术。各种染料均有其着色原理，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虽然都是色料，但它们的着色原理却是不同的。矿物颜料着色是通过粘和剂使之粘附于织物的表面，但颜色遇水即容易脱落。植物染料则不然，染制时，其色素分子是通过与织物纤维亲合而改变纤维的色彩，所着之色虽经日晒水洗，均不易脱落或很少脱落。
古代常用的矿物植物染料实在多不胜数，古人根据不同的染料特性而创造的染色工艺计有：直接染、媒染、还原染、防染、套色染等。染料品种和工艺方法的多样性使古代印染行业的色谱十分丰富，古籍中见于记载的就有几百种，特别是在一种色调中明确地分出几十种近似色，这需要熟练地掌握各种染料的组合、配方及改变工艺条件方能达到。
主要织品
中国纺织，历史悠久。纺织产品可归纳为刺绣、丝绸、服饰和地毯四大品种。这四大品种，制作工艺各不相同，风格独具，下面分别对它们作简单介绍。
刺绣
刺绣作为手工艺的刺绣，是在一般缝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穿针引线缝制衣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中国刺绣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新石器时代，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人，不但使用骨针，而且有了纺织。中国的刺绣，数千年来大体上是沿着这样一条线发展的：先是刺绣衣裳，又扩展到刺绣起居的日用品，以后才上升到刺绣观赏品。直到现在，依然是分作两类，即刺绣生活用品和刺绣书画。
刺绣是一种原发性的艺术，是为了自己生活的美好而创造出来的。刺绣质朴纯真，表现出刺绣艺人内在的深情。
丝绸
丝是蚕在结茧时所吐出的一种液体，由丝蛋白和丝胶经过空气凝固而成。丝的性能优良，韧性大而且弹性好。一条蚕可吐丝1000米长左右。养蚕缫丝，丝织刺绣，成为中国古代妇女的主要劳动。一条小小的虫儿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并引起全世界的震动。
中国的丝织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中国的丝织物开始于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2735－2175年。
中国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和唐代（公元618年－907年）是两个鼎盛期。在丝织方面也是空前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并有许多实物流传下来。长期以来，中国不但是发明丝绸的国家，并且是有这种手工业的唯一国家。由于高级丝织品的向外输出，中国被世界各国誉为"丝国"。
现在所称的"绸"，是丝织物类称。绸，质地较细密，但不过于轻薄，有生织、熟织、素织、（平纹上起简单花纹）之分。
中国丝织物的图案花纹，一开始就呈现出丰富多采的景象。不论小花、大花、单色、彩色，也不论几何自然形，都适应着丝物结构和实际用途，并且且又与同时代的艺术装饰相映照。中国传统的工艺装饰图案，在题材和内容上不仅讲究形式的美感，更强调吉祥的含义。那些辟邪驱恶的命题也是为了平安纳福。
丝绸锦缎，以其华美高贵的品质赢得了全人类的珍爱，又以各种不同的织造技艺使其繁杂多样，加之风格独异的艺术匠心，因而造就了三千年的辉煌。
服饰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有精神文明的含意。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中国服饰如同中国文化，是各民族互相渗透影响而生成的。汉唐(公元前206--公元907)以来，尤其是近代以后，大量吸纳融化了世界各民族外来文化的优秀结晶，才演化成整体的所谓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服饰文化。
清代（公元1644--1911）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在清代可谓满、汉服饰并存。汉族妇女则以上衣下裙为时尚。妇女服饰的样式及品种至清代也愈来愈多样，如背心、裙子、大衣、围巾、腰带、眼镜……，层出不穷。
风行于本世纪20年代的旗袍，脱胎于清代满族妇女服装，是由汉族妇女在穿著中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而定型的。
地毯
中国约在（清）咸丰十年至同治十年之间（1860－1871）开始生产地毯。地毯图案设计，大约出现在19世纪最后的几年。20世纪初，中国地毯在图案设计、设色、工艺三方面渐趋成熟，至20年代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地毯。
中国地毯的标准制式：
地毯图案的基本章法，主要反映在内纹样的布局以圆夔纹样为主占据地毯中心部位，四个角隅由等边三角形的角云装饰，地毯的外部环绕着小边和大边，地毯的边缘是一圈狭窄而没有任何装饰的匝边。
清代（公元1644--1911）的地毯。主要用于朝廷礼仪、帝后生活以及京中官宦人家，少数为民间喜庆活动使用。
中国地毯图案的格局、纹饰以富丽堂皇、庄重肃穆、色彩典雅而不媚俗蓍称于世。1920年以后，中国地毯又产生了彩枝式、美术式等类图案。
6．中山装
中山装，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倡导的中式礼服。这在中国的服装史上是一大创举，更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服饰改革。在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下，当时的革命党人以身着“中山装”为荣，也正因为革命领袖和革命干部都穿中山装，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便以这种服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热爱。于是中山装成为新中国一款标志性的服装，甚至曾一度被世界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服”。
然而，在中国的服装产业蓬勃发展、形形色色的服装一路增光添彩的今天，中山装却早早地退出了常式礼服的历史舞台。偶尔，传媒上有国家领导人身着中山装参加国际重要会议的身影，有某位明星大腕穿着中山装参加国际性颁奖典礼，哪位歌手又身着中山装开演唱会，等等消息，从这些有关中山装报道的凤毛麟角中，我们感受着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山装最后的一点执着与不舍，才明白自己的文化血脉的传承中，其实早已有中山装深深的烙印。
中山装做为中国人一度推崇的常式礼服，它同时也承载着一种文化，一种礼仪，一份民族自尊和自豪感。韩国人的韩服、日本人的和服、苏格兰高地男子的褶裥短裙和东南亚一带马来民族的沙笼和峇迪，或多或少都承载着这些元素。现在世界各国大体上都以穿西装为主，但在节日或重大庆典活动时，各民族的人都要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然而，当瓦杰帕伊穿一身洁白的印度长袍翩翩而来，小泉纯一郎着一袭宽大的和服走向世界时候，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号称拥有五千年光辉灿烂文明历史，却没办法拥有一件属于自己民族的服饰。
难怪很多人质疑过中华文明。然而意外的是，当中国人肆无忌惮地破坏自己的传统文明时候，英国的大文豪萧伯纳却说：“你们有五千年的文化，你们现在好像觉得西方什么都好，……总有一天，你们会把西方的东西像破鞋一样扔掉。”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想赶英超美，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想着共产主义理想事业，却似乎从没有想过要找回自己的民族精魂，这种无根的漂泊状态，表现在我们一方面在寻寻觅觅谋求民族的强大兴盛，另一方面却在藐视自己的传统文明自暴自弃。这种矛盾状态其实来源于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它最直接的后果，便注定我们在追求民族进步中却失去了更多。这其中，包括丢掉了自己的“国服”——中山装。
1．民族自信心的缺乏：导致服装民族品牌的缺位
人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中国是世界服装生产、出口的第一大国。然而中国服装由于缺乏品牌竞争力，打入世界市场的中国知名服装品牌少之又少，因此产品附加值却远远低于国际上的同类服装产品。为什么？归根结蒂，中国人是在生产衣服产品本身，而不是生产品牌。
服装一向都是和品牌的附加值、文化和情感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服装品牌的喜好折射出了非常强烈的心理和情感的需求。然而在今日的中国服装界，欧风、美风、日风和韩风等各种各样的风呼啸而来。越来越多的企业、经理人、设计师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越来越浮华的创意模仿中，在整体社会文化沉沦的现实中，迷失了自己，“凡是外国的就是时尚的”之观念深入人心。究其深层原因，便是民族自信心缺乏所致。
中国民族服装品牌的缺位跟一种自卑状态有关。这就是从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来弥漫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也被称之为集体性民族自信心的缺乏。这种民族自信心的缺乏是建立在一个模式基础上的，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落后模式。新中国的成立，东风红嘹亮的颂歌曾一度驱逐中国人心中的阴霾，也正在那个年代里，中国人喜气洋洋地穿起中山装当家作主豪情万丈，然而可惜的是，这种自信心的建立，其实源于一个被神化了的领袖。当有一天神化的面纱被揭开后，中国人的信仰便开始处于一种真空状态。改革开放后，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繁华，也看到了30年被禁锢的悲哀。就这样，每一次落后挨打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一遍遍的被强化成这样一种“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赶上西方的先进文化”的思路。这个思路反映在国人的生活选择上，在潜意识中拒绝中国式的生存，有条件的便千方百计想走出国门，更多的没有出国条件的中国人，也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变成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住洋房、开洋车，把中山装急急忙忙地送进博物馆，穿着洋服梦想了纽约的繁华。
弥漫在中国人心中的这种自卑心理挥之不去。在强大的西方现代化图景的冲击下，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可能早就不自觉的，实际上失去了中国人对于未来的自信心。这种对未来的自信失去后，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使我们生活越来越接近于西方给我们生活的模式。我们的服饰传统和民族服装的灵魂失落了，我们是世界服装生产、出口的第一大国，然而我们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品牌。
2．民族自信心回归：中山装作为民族品牌的复兴呼之欲出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努力把过去160年漫长的道路，尤其受歧视、落后的过程，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重走了一遍。1984年首先从上海掀起了“西装热”，进而影响了全国，仅上海一地当年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然后是牛仔裤、蝙蝠衫、紧身T恤、吊带背心与吊带长裙，起先是欧美，而后是日韩，所有经济发达国家流行的衣服都被搬到中国的舞台上，中国人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榜样和参照系。比如会找到欧陆风情，找到北美流行的趋势，日本、韩国的东西。这些实际上是在我们生存环境里面，树立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参照系。而每建立起一个新的参照系，实际上是对以往参照系的威胁和对民族信仰和自信心的解构。
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末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在集体无意识上的一个很大的逆转。起先是在文化思潮刮起了“新儒学主义风”，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和本位来吸纳、融合西学，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一种文化思潮。而后是政治层面的，***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是对中国在新世纪所处历史地位的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提出的历史使命。
这种逆转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经济近年来飞速发展、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中国人慢慢积攒起来的对抗文化霸权主义的勇气。“不要数典忘祖，就从衣冠开始！”中国人的服装自信心开始回归，这种回归表现在很多方面，前期可能有一些较为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复兴宽袖高冠的汉服，褒者有，贬者也不乏其人，众说纷纭。纷纷攘攘的争议声并没有给当前的服装市场指明一条康庄大道，我们一方面拒绝在经济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另一方面又否定以马褂、旗袍为代表的伪民族的满式服饰，坚决彻底地“铁帚扫而光”，由此也造成了一个中国人服饰文化的短暂历史空白。这个空白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它为中山装作为民族服装品牌的复兴创造了一种可能：
1．由于汉族没有了自己的传统服饰（连旗袍马褂也被贴上“伪唐装”的标签），在与其他兄弟民族绚丽多彩的民族服装对比时显得极为尴尬，这是促使汉族寻找自己的民族服装的原动力。
2．当代中国已经逐步地走向了与其他文明对话的开放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平台上，世界需要重新“发现东方”，中国人日益增强的民族自信心和国际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迫使我们在寻找着新的国际形象标志的确立。因此它给中国人带来了一次重新确立民族服饰制度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3．中国服装产业的高速发展，在技术层面上的东西早已经成熟。特别是在西式礼服（西装）生产的技术和工艺方面，早有了和西方国家挺直腰杆对话的权利。比如：“杉杉、”“利郎”、“报喜鸟”、“九牧王”、“圣得西”……等等国产服饰品牌。这些国产服饰企业巨头的出现，不仅造就了一批雄心勃勃的民族企业家，也为中国的民族服饰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正是在上述条件下，中山装作为一种中国人新的服饰取向就呼之欲出了。
中山装的回归有关民族服装的形式，却已不仅仅是民族服装的形式。中山装表现出来的中国风格的回潮应该是一种市场最敏感的资本推动，是建立在市场需求上的不断挖掘的市场行为。这轮回归主要是对盲目崇洋的一种权威性的颠覆，以坚实的民族自信心为基础。中山装之所以可以被选择民族自信心回归的一种参照物，主要因为其不仅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更具有丰厚的历史感：
首先，中山装的诞生，与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复兴精神息息相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魔爪侵入中国。“东亚病夫”，“辫子军”、“长袍马褂”都成为帝国主义嘲讽中国人的笑柄。孙中山痛恨帝国主义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组织起一批爱国志士成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兴中会。经过流血牺牲，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此后，他颁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的政策、法令。其中包括“剪辫”、“易服”。他提出要“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与讨论，孙中山认为“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他决定自己设计服装。由他精心设计，由裁缝师黄隆生制作，创制出世界第一套“中山装”。
其二，在社会功能上，中山装体现了实用与艺术的统一。中山装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也很适用携带随身必需品。
其三，从形式和艺术内涵看，中山装把对传统中华文明的继承和新时代精神巧妙地融为一体。从形式上来看，中山装紧收颈部的衣领是一种压力与危机的象征；前襟的4只口袋标志着“礼、义、廉、耻”四大美德，并认为此为国之四门。门襟的5粒纽扣则代表国家行使的五权：“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衣袋上的4粒纽扣则含有人民拥有的四权：“选举、创制、罢免、复决”；袖口上的3粒纽扣则寓示三民主义之中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原则。所以说，中山装给人以一种信心和力量，她蕴含着设计者强烈的主观意愿和设计理想，并与中国历史的背景和使命相融汇。
服饰复兴是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手段之一，然而我们更应看重由服饰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民主、民权、民生”，为推翻满清政府呕心沥血，奔走号呼。中山装，所代表的意义正是一种匡复中华、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代表着中国一代人民的觉醒。做为品牌创意人，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在那伟大的历史时刻，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服饰的文化内涵做了一个里程碑似的经典创意。
三、复兴中山装，关键在于文化品格和服装品质的独立
把中山装作为民族服装品牌复兴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对开发商来说，应该敏锐的把握到整个中国民族集体情绪，或者说集体无意识的变化，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走出民族服装品牌的困境；而对于服装设计师来说，如何用中国的语言书写服装，而且书写的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服装，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实际上，目前的中国服装市场上也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复兴中山装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呢？
其一，经过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国人得到了最深刻的教训，那就是：现代化是不能抵抗的。如果企图以简单的传统来抵抗现代化的话，注定是一种不长久的尝试，或者是一种以卵击石的策略。当然，对于大规模复制，没有差异的舶来国际化服装样式，首先要持有一个清醒意识自觉批判。作为中国人自己的、有很深的文化渊源的服装才是强有力的。
其二，对于传统的中山装样式，必须保持理性清醒。世界毕竟是永远向前发展的。老式的中山装自然不能一成不变，如何在款式、面料、风格上进行突破更新，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市场前景的工作。
其三，中山装作为一种民族服装品牌的复兴，不应该简单地追求风格的回归，或者是形式上的模拟，它应该超越了一个神似或者形似的范畴。具有独立的文化品格和服装品质，才能保证它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实际上也是民族自信心的回归，代表中华民族的复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十五州”，失落的文明应该找到重新传承的文化血脉。当我们解开历史迷雾所制造的民族自悲情结，以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源流交融的大视角来看待曾在中国人身上深深打下烙印的中山装时，就会发现中山装离我们的生活虽然有点遥远，但其文化的密码却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得以保存下来，比如人权思想、革命精神或民族复兴精神、它其实是唤醒集体文化记忆的最切实而有效的方式。可以预见的是，新世纪中山装的复兴，是一种新的创造，是要破除所有参照系的约束，并将以此为基础，带领中国服装市场成功地走上打造民族品牌之路。
7．迷彩服
迷彩服是一种利用颜色色块使士兵形体融汇于背景色的伪装性军服。
古代的军服往往选用比较醒目的颜色，这可使军容鲜明，容易识别，而且使用红色的较多。这可以掩盖血迹，以减少本方士兵因此而发生的恐慌。最早使用的伪装性颜色军服的是英国军队。1864年12月，英军大尉哈里 巴纳特 拉姆斯汀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组织非正规军“英国陆军侦察队”。在制做侦察队军服时，拉姆斯汀针对当地黄土地裸露多，风沙大的特点，为了侦察时便于伪装，选定了土黄色军服。在后来的作战行动中，这种军服起到了较好的伪装效果。1899年，英军入侵南非，与当地的荷兰人后裔布“布尔人”进行持续3年的“英布战争”。布尔人兵力少，英军人多，双方兵力对比约为1：5。但布尔人发现，英军穿红色军服，在南非的森林和热带草原的绿色中格外醒目，极易暴露。布尔人从中受到启发，立即将自己的服装和枪炮改为草绿色，便于在密草丛林中隐藏。布尔人常常神不知鬼不靠近英军，突然发动袭击，打得英军措手不及，而英军想打却难以发现目标。这场战争虽然最终是英军取得了胜利，但英军伤亡达9万多人远远超过了布尔人军队的伤亡人数。
这场战争使欧洲各国认识到在现代战场上人员伪装的重要性，纷纷装鲜艳的军服颜色改为绿色或黄色，以达到隐蔽的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光学侦察器材的出现，使穿着单一颜色军服的士兵很难适应多种颜色的背景环境。1929年，意大利研制出世界上最早的迷彩服，它有棕，黄，绿和黄褐4种颜色。1943年，德国为部分士兵装备了3色迷彩军服。这种迷彩服遍布形状不规则的3色斑块一方面这些斑块可歪曲人体的线条轮廓，另一方面其中部分斑块颜色与背景色近似一体，部分斑块又与背景色差别明显，从视觉效果上分割了人体外形，从而达到伪装变形的效果。德军的迷彩服在实战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各国军队纷纷仿效，并对迷彩的颜色和斑块的形状进行研究改进。60年代以后新研制的迷彩服采用合成化学纤维制成，不仅在防可见光侦察方面比原先的棉布材料优越，而且由于在色彩染料中掺进了特殊的化学物质，使迷彩服的红外光反射能力与周围景物的反射能力大体相似，因而具有了一定的防红外光侦察的伪装效果。如今，迷彩已不仅仅是在士兵的军服和砂盔上使用，各种军用车辆，大炮，飞机等军用器材装备上也普遍涂上了迷彩。
8．彩棉制品的优点
天然彩色棉？
天然彩色棉是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培育出来的一种在棉花吐絮时纤维就具有天然色彩的新型纺织原料。
为什么棉花会有彩色的？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棉花是白色的，其实，在自然界中早已存在有色棉花。这种棉花的色彩是一种生物特性，由遗传基因控制，可以传递给下一代。就象不同人种的头发有黑、棕、金黄一样，都是天生的。
彩色棉与白棉相比有什么优点？
彩色棉制品有利于人体健康;在纺织过程中减少印染工序;迎合了人类提出的"绿色革命"口号，减少了对环境污染；有利于国家继续保持纺织品出口大国的地位，打破了国际"绿色贸易壁垒"。
彩棉特点
舒适：亲和皮肤，对皮肤无刺激，符合环保及人体健康要求.抗静电：由于棉纤的回潮率较高，不起静电，不起球.透汗性好：吸附人体皮肤上的汗水和微汗，使体温迅速恢复正常，真正达到透气、吸汗效果.经过调研，发现彩色棉的环保特性和天然色泽非常符合现代人生活的品味需求，由于它未经任何化学处理，某些纱线、面料品种上还保留有一些棉籽壳，体现其回归自然的感觉，因而产品开发充分利用了这此特点。做到色泽柔和、自然、典雅，风格上以休闲为主，再渗透当季的流行趋势。服饰品形象体现庄重大方又不失轻松自然，家纺类形象体现温馨舒适而又给人以反璞归真的感受。彩棉服装目前为什么以棕色、绿色为基色进行搭配？据专家们预测，在21世纪初，棕色、绿色将是服装的流行色。它体现着生态、自然、休闲、时尚趋势。彩棉服装除棕、绿色外。现在正在逐步开发兰、紫、灰红、褐等色彩的服装品种。
彩棉服装颜色为什么不那么鲜亮？
棉花纤维表面有一层蜡质。普通白色棉花在印染和后整理过程中，使用各种化学物质消除了蜡质，加上染料的色泽鲜艳，视觉反差大，故而鲜亮。彩棉在加工过程中未使用化学物质处理，仍旧保留了天然纤维的特点，故而就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视觉效果，鲜亮度不及印染面料制作的服装。
彩棉服装是否会缩水、起皱和褪色？
纯棉服装一般都有一定程度缩水和起皱，普通纯棉服装经过树脂、甲醛等化学物质的处理后，可基本避免服装缩水和起皱。而"天彩"和"朗丽特"系列天然彩棉服装，本着"健康"、"环保"的原则，完全不用化学物质处理，仅在服装后整理过程中，采用物理方法处理，使缩水率小于规定标准。如果采用干洗，则可基本避免起皱。彩棉色彩来源于天然色素，其中个别色素（绿、灰、褐色）遇酸会发生氧化。因此，洗涤彩棉服装不能用带酸性的洗涤剂，而应选用中性的肥皂或洗涤剂。
彩棉服装目前价位为何偏高？
彩色棉花是现代育种技术培育的新型棉花，它符合环保、绿色认证要求，属高科技产品。目前，整个国际市场的产量都很小，加工制作成本都较高。
如何识别彩色棉服装的真伪？
最直接的方法是将一块彩棉面料放入摄氏40度的洗衣粉溶液中浸泡6小时后（目的是为了去除纤维表面的蜡质层），用清水洗涤干净，待干燥后观察色泽变化。如色泽比前加深，则为真品，否则属伪制品。
彩棉制品的洗涤方法
彩色棉的色彩源于天然色素，其中个别色素（如绿、灰、褐色）遇酸会发生变化，因此洗涤彩色棉制品时，不能使用带酸性洗涤剂，而应选用中性肥皂和洗涤剂，同时，注意将洗涤剂溶解均匀后再将衣服浸泡在其中。绿色环保：彩棉色泽天然长成，加工过程无需印染，织物不残留有害化学物质，保护环境，有利于人体健康。
彩棉知识
棉花的祖先，其纤维就多姿多彩，并非都是白色。彩色是棉花本身的一种生物学特性，它的纤维彩色生理机制是：在纤维细胞形成与生长过程中，在其单纤维的中腔细胞内沉积了某种色素体而致。1819年我国江浙一带就种植过紫花布出口欧洲。历史上由于彩棉产量小、纤维短而不适应纺织工业的要求，所以生产上很难直接利用。二十一世纪环境保护成为全人类关注的主题，世界棉花生产大国纷纷加紧了对彩色棉花的研究开发，新疆天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抓住机遇，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培育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彩棉新品种--"新彩棉1号"、"新彩棉2号"，该品种被新疆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命名，是国内首次通过审定命名的彩棉新品种，该品种已大面积推广种植，其彩棉品质达到、甚至超过陆地棉，有助于打破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为我国的纺织业出口开辟一条"绿色通道"。
彩棉故事
人类就是这样――在数百年的进化过程中，轮回着创造与毁灭，在创造中成为万物之灵，在毁灭中又成为万恶之源――以便开始新的创造。据历史学家考证，人类驯化、种植棉花的历史最少也有三千七百年了，在三千七百年前的古埃及人们就懂得如何利用这种神奇美妙的植物来获得温暖，那时的棉花和自然界其它的动植物一样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同一种颜色，而是有着多种色彩，所以说棉花原本就是具有颜色的，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白色。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纺织品的需求大增，同时对其颜色的要求也日益提高，但天然棉花色彩毕竟种类有限且偏淡不够明亮浓重。所以人们发明了染色技术以使纤维具有了人们想要的颜色从而生产出花色繁多、鲜亮明快更加符合人们需求的纺织品。而在这个过种中，白色的纤维当然是染色的最佳选择，从而导致了人们大量地种植白棉，而不再培育、种植其它色彩的棉花，渐渐的其它色彩的棉花被人类所抛弃、所遗忘，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进入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文明的进程前所未有加快了步伐，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显，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的重大隐患，这时人们对彩色棉花又有了新的认识，发现它具有白棉所不可替代的环保优势。
苏联最早于五十年代初开始研究彩棉，美国从六十年代利用彩棉的大军中来，截止目前世界上主要有美国、埃及、阿根廷、印度等国研究种植彩棉，主要颜色为棕、绿、红、鸭蛋青、蓝、黑，主要的研究手段还是从自然界中寻找上古繁衍至今的彩棉活体，作为亲本进行驯化、改良。同时运用转基因技术，航天育种技术等高科技手段进行新品种的开发。我国具有悠久的棉花种植历史，在抗战期间，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了打破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曾种植过一种颜色发紫蓝的野生棉。进入七十年代，河南、安徽等地也种植过很少的一部分彩棉用于研究。彩棉在我国的正式大规模研究种植还是在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将彩棉的种植与应用推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人类的历史又翻过了一页，彩棉的未来必将无限光芒！
黑心棉”一般包括纤维性工业下脚料、医用纤维性废物、再生纤维性物质、废旧服装及其他废旧纤维制品等物质。这些被用来加工的原材料均不合乎国家有关标准。
黑心棉的危害黑心棉主要危害在于短棉絮超标以及原料中掺杂工业废料。
短棉絮是指长度不超过16毫米的纤维棉，由于其体积小、重量轻，很容易穿透棉产品的面料飘浮于空气中，被人体吸入后可能诱发哮喘、呼吸道等疾病；工业废料是指纺织厂、制衣厂在生产过程中用剩的下脚料。另外，旧衣服、用过的棉胎等生活垃圾加工出来的“再生棉絮”一般也被列入工业废料行列。这类劣质棉类制品由于未经严格消毒，很可能成为细菌的“温床”，人的皮肤接触后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刺激，轻则出现红色斑点，感觉瘙痒，重则会导致牛皮癣等皮肤顽疾。
如何识别黑心棉有几种简单的方法就可辨别絮用纤维制品（棉胎、棉垫、枕心等）的优劣。
优质的棉花色泽洁白，手感良好，轻轻拉开来的时候有一定弹性，而“黑心棉”看上去有杂质，手感粗糙。
优质棉花燃烧时无刺鼻气味，而“黑心棉”则有明显的刺鼻气味。
如果棉胎是由化学纤维制成的，那么其原料应该是由化纤厂生产出来的。这种正常的化学纤维一般色泽均匀，有一定长度（通常在20毫米），没有过多粉尘，弹性较好，没有异味。如果棉絮颜色杂，甚至含有纱头和碎布，很可能是用工业废料经二次加工生产的劣质“黑心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