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名子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九载,与四十岁以前泅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清】曾国藩家书
白话
弟弟请我时训示,为兄自问近年来,得力于一个“悔”字诀。过去自负,以为自己的本领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每看见别人的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才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本领。什么事都看得见别人有几分对的。所以自戊午到现在九年里,与四十岁以前完全不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是发奋自强,站得住的意思。达,是办事周到,行得通的意思。
家训史话
曾国藩说提到的“丁已戊午大悔大悟”是什么情况呢,指的是咸丰7年曾国藩觉得得到的待遇不公正,对清政府心怀不满,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径直弃军奔丧回籍;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宁可在籍守制。
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此举皆有违臣道,有违友道,与其理学家的身份颇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满。其时,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对其大发议论,“肆口诋毁”,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心亏理短,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他在给郭昆焘的信中亦称:“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媿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于是,在朋友的启发诱导下,曾国藩对自己数年间的言行,进行了全面、深刻地反省,从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张,于处事处人,尤其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例如某宰相云云,关键不在其怎样说,而在清朝皇帝如何听,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问题。既然不能改变这种客观政治环境,而要成就大业,一展宏志,也就只有改变自己昔日的做法,更何况自己也确有错处。他在家信中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何及。”又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咸丰)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当然,其伸手向皇帝要权的做法,更属荒唐,绝非一代名儒所应有之举,即使纯然公心亦不当如此。所以,曾国藩自此之后,恪守臣道,不违友道,其事业能够获得成功,尤其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与这次大彻大悟、改弦易辙有很大关系。
古训今鉴
曾国藩的大彻大悟所悟到的就是之所以官场失利,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也与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有关。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事,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已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自此以后,曾国藩思维方式发生转变,不提。
我们今天与人打交道,自是不能刚愎自用,以自己为中心,处处批评指导。“行有不得,反求诸已”按这句圣人之言去做就好,不必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