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名子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九载，与四十岁以前泅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清】曾国藩家书
白话
弟弟请我时训示，为兄自问近年来，得力于一个“悔”字诀。过去自负，以为自己的本领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每看见别人的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才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本领。什么事都看得见别人有几分对的。所以自戊午到现在九年里，与四十岁以前完全不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是发奋自强，站得住的意思。达，是办事周到，行得通的意思。
家训史话
曾国藩说提到的“丁已戊午大悔大悟”是什么情况呢，指的是咸丰7年曾国藩觉得得到的待遇不公正，对清政府心怀不满，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径直弃军奔丧回籍；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宁可在籍守制。
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此举皆有违臣道，有违友道，与其理学家的身份颇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满。其时，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对其大发议论，“肆口诋毁”，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心亏理短，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他在给郭昆焘的信中亦称：“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媿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于是，在朋友的启发诱导下，曾国藩对自己数年间的言行，进行了全面、深刻地反省，从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张，于处事处人，尤其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例如某宰相云云，关键不在其怎样说，而在清朝皇帝如何听，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问题。既然不能改变这种客观政治环境，而要成就大业，一展宏志，也就只有改变自己昔日的做法，更何况自己也确有错处。他在家信中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何及。”又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咸丰）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当然，其伸手向皇帝要权的做法，更属荒唐，绝非一代名儒所应有之举，即使纯然公心亦不当如此。所以，曾国藩自此之后，恪守臣道，不违友道，其事业能够获得成功，尤其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与这次大彻大悟、改弦易辙有很大关系。
古训今鉴
曾国藩的大彻大悟所悟到的就是之所以官场失利，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也与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有关。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事，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已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自此以后，曾国藩思维方式发生转变，不提。
我们今天与人打交道，自是不能刚愎自用，以自己为中心，处处批评指导。“行有不得，反求诸已”按这句圣人之言去做就好，不必怨天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