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地域，人们对我的称呼是略有异趣的。在南阳，熟人是多极了，似乎满城人都认得我，早晨出去遛弯，叫“二月河”、“二老师”、“二先生”、“伯伯”、“爷爷”、“兄弟”……杂得很，带着有点“社会性”那样子，到郑州，叫“凌老师”、“解放”、甚或“老二”的居多，再到北京，大致就很正规，就叫“二月河”的罢——不过这几年熟了，依着北京的风俗也有叫“二爷”的：不是长一辈的意思，而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贾环等人们统称“二爷”“三爷”的那样。我今年犬马齿已是六十有三，常见的朋友们差不多都比我略小，所以无论北京、郑州南阳，毕竟还是叫“二哥”的多些。
王刚就管我喊“二哥”，她爱人郑云正，很优秀，在郑州一所军事院校当官。从她，也叫我“二哥”。这当然是有妇唱夫随的情致，也有更多的私人因素，她和云正的结合，有我一份贡献，我算得——过去不恭敬的说法，名叫“撮合山”，“牵马”——正规说，我是半个红娘，“介绍人”的呢！
前两年吧。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谈自己一些人生感受，说到了中国作协，我说：（大致意思）作协应该是作家的娘家。中国作协是我的娘家，但是是“后妈”。后妈也是妈，也是好的，然而虽好，也还是后妈。中国作协当时的领导不是金炳华与铁凝，不知他们有读到上面这点文字没有？也许读到了，有点别扭的罢。但是一个作家，他的本分就是说真话，反映自己的真实感受，我说的是实话。
那么河南省的同仁们，我又应该说点什么呢？下笔时，我真的颇为踌躇：因为时间已过去了二十多年，我找不出正确的词儿。是……姨太太生的儿子吧？也很爱我，也没把我当外人，也不曾受到什么打击排斥……中国有句话叫“不是自己的肉，贴不到自己身上。”两张皮。
这不是在批评谁，更不是牢骚，是我的感受耳。这不是中国作协、省文联作协的过错，也不是我的过错，是命运的安排，是个“美丽的错”。是斯人斯世题中应有之义。我有一个比方，曾和已故的老乔说过，好比买火车票，出版社是火车站的票房，外边作家在排队出书，而作协则是维持排队秩序的车站工作人员，他们研究“××现在创作成就大，该给他出书了”，就和出版社联系、推荐、介绍——“官方的正规渠道……然后出版社再研究，书号、编务、印数、定价……出版！我是在旁不懂规矩的作家，加队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挤到票房口一伸手进窗口，我买票！——一下子领到了《康熙大帝》的出版权。长篇小说——是”卧铺“吧！印数头一版就七万多册——是”下铺“吧？这怎不叫别的排队人，还有”维持“队伍的人心里”别是一般滋味？“大家虽不排斥我，就如老乔当时一句话”别这样想，作家主要还是看作品嘛“——但有点”那个“恐怕也还是有的。因为有这点子心理障碍，我到郑州就有点自惭——躲在客房里看书就是了。来访我的人绝对没有”上级，就是孙广举，鲁枢元，还有王刚。
王刚好像没有地位观念。谁来都一样，谁见她都一样，对谁都一样。亲善而有节，座上固有达官富贵，也不乏引车卖浆的初学作者。我看是这样：只要你是友好的，我肯定你是同样的回报。即使平时与她稍有芥蒂的人，她闻知对方“遭了事”，遇到了大麻烦，她也会蹙起眉头，为那个人的不幸担忧。你看她文章，有的处锋芒微露，似乎相当有杀伤力，但在同她相处时，你见不到她剑拔弩张的样子。温婉善待，宽怀……有原则，一直这样。其实我在认识她不到一个月时，她已是河南日报文艺处的副处长了。这个位置在圈外人看来好像并不出奇。但在撰稿人，尤其是自由撰稿人眼里，是“准天官”。天官赐福啊！这里掌握着河南日报的一个版面的发稿权，是河南文艺界规格最高、影响最广泛的一个“阵地”，而她年纪轻轻就成了阵地的“副地主”——想发稿就得善待她，而她不需要求任何人。就她自己而言，写小说、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很漂亮的“三栖作家”，左右开弓，左右逢源，她很快和我成了好朋友。经常的聚谈，大致就这么几个人仍旧是孙广举、鲁枢元，还有王刚。那也许是天然的缘，也许是我没有在她的阵地上发稿的需求，她更没有什么事找我帮忙，这就有了“朋友”的条件。
渐渐地，读她的书从《天地玄黄》开始，由小说而及散文，再及报告文学……我读金庸的《书剑恩仇泉》里头主人公叫陈家洛，会打“百花错拳”。我看这一节时，脑子常常会闪出一个人，叫王刚，长得很漂亮，会打文学“百花错拳”。从文学的这个领域到那个领域——世迷的此间到彼间——从应命之作到自由散漫的创作，她都来得。她很像是个文学舞蹈家，你正看她的“天鹅湖”：突然又朝你来了贵妃醉酒，不防间一个飞天舞姿，给你个“反弹琵琶”。在我的朋友之中，兼着美丽，聪慧，善良，多才，又多福，又教人有点眼花缭乱变幻的，仍旧只有一个王刚。
在山西，见到我给人家写字，她“受了刺激”，回来就练起来，练起来书法就得了奖。不知她还会有什么花样？但无论如何，她本身也还是一位作家，她的这本集子又送到我手中，从这个集子里，我照样能看出她在不停地调整自己，改变自己，完美自己。
美了，还要更美，这是王刚的人生追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