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麦收时节，日本军队在华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一时间枪声不断，杀声不绝。鲜血染红了五月的原野。经过半个多月的战斗，许多村庄差不多都成焦土，最后的结果是敌人用汽车拉走了数车尸体，我们的主力部队撤出了这片根据地。敌人在几个大村安上了据点，我们撤不走的单位转入地下。
交通站化整为零，穿上便衣分散在堡垒户中活动。
一天交通站长交给我一个任务，说主力部队的排长郭宏远挂了花，没能和部队一块撤出，躲在老乡的地瓜窖中，上级叫我们把他转移到安全地点治伤。通往各处的路全被敌军封锁着，不可能往外转移。要找最安全的地方，就只有把他送进敌伪据点里。鬼子不会扫荡据点内部。站长说整个的事他安排好了，只是外场上得搬出伪区长唱主角，他拍拍我的脑袋说：“这事交给你。如此这般……”
他叫我干这事，并不是认为我比别人能干，是那位汉奸区长出自我们家族，是我刚出五服的三爷爷。组织上曾通过我给他送警告信，叫他立功赎罪。后来他给八路军买药品和地图，也是派我上据点取来的。
我只背了个破口袋，里边装了几斤地瓜干就出发了。进据点大门也没出现电影似的惊险情节，站岗的伪军知道我是区长的本家小辈。说声：“你爷爷在上房呢。”我就背着破口袋进去了。
伪区长正在上房西间炕头上，两眼紧盯着炕中间的烟盘，一手用烟签子烧着烟泡，一手托着烟斗，吸的声音节奏均衡，快慢有序。见我进来他眨眨眼，并不中断，直到一个烟泡吸尽，长吁一口气把烟喷出，再赶紧拿起小茶壶呷一口茶，这才冲我扬了下脸说：“来了爷们。”
我答应声，把站长写的信交给他，他看完，一边在烟灯上烧了那信一边小声问：“这有病的亲戚是个什么来路，咱爷们总得给我句实话是吧！”
我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主力部队的排长。”
他吸了口凉气说：“这要叫鬼子知道了，可够我喝一壶的是吧！”
我说：“得罪了老八也够你喝一壶的。”
他说：“武大郎服毒，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是吧？”
我说：“要死在锄奸队手里可还得落个汉奸的名声。”
他说：“在我这区部里住上个八路彩号，哪有不透风的墙呢？”
我说：“那边没说非住区部里，把他藏在附近可靠的地方就行，比方说，区部旁那个乡公所？”
他一翻眼皮，笑了，指着我说：“小子，你还真有主意。乡长魏长生比贼还滑，这事他干好！”说完他就叫勤务兵去喊魏乡长。
我这才松了口气。站长交待的就是让伪区长把彩号藏到魏长生那里去。我一直在寻思怎样说才既不使他生疑，又能叫他接受。没想到这么轻易地就把事办成了。
魏长生来了。他穿着件蓝布长衫，腰里扎条搭包——其实就是条又宽又长的线围脖——他的长衫下摆撩起一角，掖在搭包上，头上戴了顶没疙瘩的瓜皮帽，脚上一双踢死牛纳帮鞋；宽上额，赤膛脸，眼藏神不露，嘴含笑常开，猛一看面带忠厚，细一瞧内有心机。
伪区长以命令的口吻交待了掩护伤员的事。他吸了口冷气说：“这要叫鬼子知道了可够我喝一壶的。”
伪区长说：“得罪八路也够你喝一壶的。锄奸队的枪口不光瞄准我这区长。”
魏长生做了半天为难状，终于说：“罢了，我为你两肋插刀。”
魏长生的老婆长年生病，过了几天说是接娘家人商量后事，把伤员放在牛车里拉进了乡公所——他家就住在乡公所后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