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晚饭吃得不错，有啤酒和葡萄酒。饭后人们兴致很好，说了许多笑话和废话，就陆续脱衣睡觉。陆夫子也躺下了。没出山海关前还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车一出关，像冥冥中有人推了他一把，他揉揉眼坐起来，掀开窗帘看车外。外边月亮很大，照着莽苍苍一片芦草和浮动着的海水，他的心就发紧了。随着车轮声一步步往东北方向走运，心就越收越紧，那滋味不像是去报仇，倒像又被抓回去挨斗受审。
他喝了口冰凉的茶水，想使自己平静一下，想说服自己不要这么紧张。他对自己说：“不是拨乱反正了吗？不是落实政策了吗？不是改革开放了吗？到底怕什么呀？”
然而，潜在受压迫感仍在折磨他。
上一次走这条路是二十多年前旧历除夕。早在反右派时，他就被赶到这古代的流放地来了。起初对他这种“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人，还给一点优待，每年可以有两个星期的假日探望家人。这一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已经在北京开始，但边远地区还没完全波及到，年底仍给了他假期。
他是腊月二十七才回到家的，尽管他形容枯稿，尽管他衣履褴褛，神情木讷，语言颠倒，年迈的母亲、憔悴的妻子和年纪尚幼的女儿，都装作无所察觉，都对他亲昵体贴。妻子催他洗澡更衣女儿为他打酒买菜，谈话间大家只谈家务，趣事，如何筹备过年，谁也不问他的生活情形，也不讲家里状况，一点也没有电影里演到这种情节时常见的凄惨镜头。只有一点异常处，就是平时一向严谨冷淡的妻表现得异乎寻常地体贴和亲昵，这竟使听惯训骂、支使、呵斥、侮辱的他有些惶恐，有些愧疚。于是他就尽力为家庭多做些事。把房子扫净，把窗户擦亮，领着女儿去买年货。到腊月二十九，一切就绪，开始动手做年菜了，响起了敲门声。来的是本管片的警察，全家赶紧笑脸相迎，递茶点烟。这警察已在此多年，从老陆还没出事时就来到这个地段了，和他们全家都熟识，便笑着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把笑脸一收，郑重其事地说：“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我来是谈公事的。老陆你也回来好几天了，家里人也都见到了。就不要多耽搁了。按上级指示，你这样的人，必须在旧历年三十以前离开北京。吃完饭就赶紧去买车票吧。”老母亲一听立刻浑身哆嗦起来，眼中滚出了泪花。女儿扑上去抱住了老陆的腿，把脸贴到腿上不肯放开。只有妻苦笑了一下说：“明天就过年了，您看是不是过了年再走，要不符合政策那边也不会放假叫他回来呀！”警察说：“过什么年？这全是四旧，该破了？如果自己不走我们可就要押送回去，那对谁也不好看是吧？话我说到家了，你们看着办吧。你还是干部，考虑一下立场问题吧……”警察走后，老母亲和女儿全僵在那里，还是妻沉着，她用手抹了下脸说：“没什么，走就走吧，你去买票去，我们在家包饺子，咱们提前过年不就完了。”老陆已是改造得相当有成绩的了，一语不发就动身买票去，回来时桌上竟摆满了一桌年菜。妻子极力说些笑话，要把这顿晚餐吃得热闹点。果然，女儿一会儿情绪就欢快起来了。母亲也极力作出笑容，但不时地找个借口出屋去擦一下眼泪。
这晚上妻子帮他整理行李，睡得很晚。躺下后，抱着他说：“我知道你明天会很累。可是，你还是亲亲我吧！”
第二天一早，女儿要和妈妈一道送他上车，妻子不准，孩子哭着留下了。她把他送上站台，沉默不语。开车铃响了，她突然当众亲了他一下说：“别恨我。为了孩子，我只有离开这个家了。我把积蓄分成了两份，一半我带走，另一半留给母亲。我也替母亲买下了一些布，替她存了一些粮，大概够她用两三年，再以后我就无能为力了。这次见面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们这一生就是这样了，为了给孩子留点生存余地吧。这些年中，我有什么没做到的地方，你原谅吧……”
车开后他看见她站在那里，直到变得很小很小。他就一直对窗外看着，半夜出了山海关后，繁星下看见的也是这山，海，和衰败的芦草。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虽然留下些感慨和怅惘。现在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生活已经给了他补偿。使他的心再次紧缩的不是那次家庭变故，而是那比车轮转得更快的暴风雪。当火车到达目的地时那里已经是零下四十五度的午夜。整个世界都没一丝光明和温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