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洁吃过饭，恢复了些力气。帐房先生送来一双家做布鞋，要了她一块袁大头。然后笑容可掬地劝她不妨歇个晌觉。说这里距车站不过十几里路，睡醒觉路也干透了，半个时辰就能赶到。
俞洁躺在炕上迷糊了一会儿，由于担心小高的遭遇，怎么也睡不安稳。现在要还有她在身边够多踏实，以前为她那些孩子气的行为而闹意见是多荒唐啊！历史上出过个花木兰，人们演啊唱啊折腾了多少辈子；可我们这个小小的花木兰，连她自己带周围的人，谁也没觉出是个英雄！而她可真是个英雄呢，你听她跟敌军吵得多凶！被人押走时神态多从容！自己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她能安全脱险吗？
俞洁犹疑不决。来到这镇上两个钟头，把她对旧世界的憎恶又都唤醒了。她想打消绕道城市曲折前进的计划。
俞洁的父亲，是上海广东帮中有实力的资本家。母亲是原配夫人，生过两个孩子，都是没有继承财产权利的姑娘。偏偏两个姨太太都生了儿子。母亲既受不了眼前的冷落，又恐惧丈夫去世后不堪设想的晚年，得了精神病。大姐十几岁上被迫嫁了出去，给一个更大的资本家做儿媳，早早生下两个女儿后，完全重复了母亲的道路，成了那一家多余的人。
俞洁幼年，是在奶娘和使女们的下房里度过的。到了上中学的年纪，父亲把她送进寄宿学校。三年级的时候，电影厂拍一部少年片，选她做了临时演员。她不仅第一次在艺术活动方面得到了鼓励，而且第一次靠自己劳动拿到一笔酬金。啊，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个靠自己奋斗取得生活位置的人，是多值得自豪啊！她求导演说情，进了某个艺术团体的学馆。那里管饭，还给一点点零用钱，她觉得很满足。写了封信给父亲，声明不再接受他的生活费和学费。他父亲回信说尊重她的意见，并说已为她存了一笔款子，终生属于她。但要她改一下名字，暗示一个财界巨子的千金做优伶，总不是什么可称道的事。
她在那个艺术团体，由学员到演员，由一般演员到挂三牌，经历了三年。随着艺术上的进展，她的乐观、自信和对生活的希望反而大大衰退了。艺术界，这个被看作纯洁、超脱世俗的圈子，竟也是那么污浊、丑恶，同行之间像乌鸦鸡似的。你演砸一个戏，人们指手划脚贬你，蔑视你，幸灾乐祸；演红一个戏，人们嫉妒、诽谤，说你跟这个导演有了暧昧关系，给那个名流送了贿赂。你明明在台上听到后台有人议论：“瞧那口台词！瞧那几步台步！这也叫演戏？”等你下台后询问：“张先生，我的台词还念不好，您多帮我！”“李小姐，我就是穿着古装迈不开步子，您指点我！”却人人都满口恭维地说：“好极了，太好了。侬勿要开玩笑好勿拉？我能指点什么？”
剧团里排了个新戏，叫“桃李梅”，她演“梅”，是个小主角。这个戏在上海轰动了。到处卖“桃李梅”三个女性的照片，人人哼戏里的插曲。有一天闭幕后，她的异母哥哥意外地来到了后台，除去向妹妹问好，还表示要请全团吃夜饭以表祝贺。这个哥哥已是个初露头角的小老板了，平日并不和她往来，她对此举也不热心。可是班主和导演倒十分愿意接受邀请，想借此和这个有大财东作后盾的小开拉关系。
从此以后，她哥哥成了这个艺术团体的赞助人，碰上银根吃紧，常常借垫资金。俞洁忽地一下在海报上的牌位又往前挪了一步。不知怎么小报上有关她的吹捧文章，也多了起来：
“天生佳种，艺材超群！”
“艺高不怕年少，新星亮过老星！”
“俞洁就是演得好！没闲话讲！”
俞洁的照片登满了报头报尾，连夏天卖的团扇上都画着她的大人头。
俞洁开头蛮得意，越往后越觉得事情蹊跷。就在这红得发紫的梦一样的日子里，一间名叫“桃李梅”的咖啡馆，在上海的繁华街头开张了，霓虹灯广告上就是三个女演员头像。她哥哥聘三位女主角作名义股东，请她们在开市那天亲临剪彩。在闪光灯明灭之中剪过彩，又是一场宴会。宴会上除去几位明星，又请了上海各界的名流。从此“桃李梅咖啡店”在上海就风头十足，生意兴隆。几位名义股东每人得到半打丝袜和一本五折优待的用餐券。
过了半年，突然报纸上出现了一条启事，俞洁的父亲声明与儿子脱离关系。俞洁听别人讲，不大相信，找到报纸一看，白纸黑字，果然不假。她还没弄明白发生什么事，许多债主、记者、律师们找到剧团来了，声称“桃李梅咖啡店”用了空头支票，她哥已畏罪潜逃。父亲宣布与儿子脱离关系，不肯承担“桃李梅”的债务。于是“桃李梅”被宣判破产拍卖，债主来找“股东”。这几个名义股东当然不该出钱，也拿不出钱来。但是请律师、上法庭，一时就成了小报的头版新闻。明星、股东又是“名门千金”的俞洁又成了主角，平白无故她成了万人耻笑的对象。
官司打完，她病了一场，留下了胃疼的病根，一点点积蓄也花光了。她想换一下环境，搭上一个以淘金为目的的流动剧团，离开了上海。
这正是抗战胜利前后。流动剧团只有几个固定成员，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找临时演员。出出入入的人，成分复杂起来，有流亡学生，大后方来的职业艺人，失业青年。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各个社会角落，有人也带来了关于共产党解放军的传闻和解放区出的小册子。俞洁没有关心过政治，更不懂什么阶级斗争，可是她对人们口里和书里描述的解放区发生了兴趣，那里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使她向往，特别是一本没有封面的、叫作“革命人生观”的书，第一次引导她考虑起人为什么要活着，而且才知道为人民、为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生活，工作才有意义。恰好这时他们正在苏北一个小城演戏，一夜之间，新四军解放了这个城市。新四军发现他们这个上海来的小剧团，郑重其事地派人向他们慰问，送来了生活必需品，主动提出和他们开会联欢。联欢会上，新四军文工团演出的节目，使她耳目一新。那显然不是为了向她们宣传新排练的，尽管艺术上拙朴，可里边表现的生活豪迈、清新、庄严、健康，充满了为人民为民族而献身的英雄气概。联欢会后，她几次到这个革命的家庭里来访问，打听解放区的各种情况，打听共产党的各项主张，人们友好地、耐心地告诉她想知道的一切。最后，她终于问道：“共产党为了消灭剥削、建立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这样的资产阶级分子也要吗？”人们告诉她：“像她这样，只叫作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本人不能算是资产阶级分子。你不是一直在自食其力吗？况且在现阶段，民族资本家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就是剥削者本人，愿意背叛自己的阶级，参加革命，革命队伍也真心欢迎。我们部队里还有起义军官当指挥员呢！”
新四军发放路费送流动剧团回上海，俞洁自动地留了下来。她有了新的生命。
由于连日来艰苦行军、有病，也由于出于解除忆严两个人负担的好心，她急于摆脱困境，想到了迂回前进的方案。来到这个店里，帐房先生几副面容，几句言辞，把她忘怀了的那个世界的面目，又记忆起来了。
一天也不能再回到那里去！她决定依照忆严说的路线追队伍，哪怕死也死在干净的战斗生活中。
她爬起来，整整衣服，准备动身。忽然外边一阵嘈杂，乒乒乓乓上门板下幌子地忙乱起来。她走到门口，正碰上慌慌张张的帐房先生。
“国军的队伍进了村，您留步吧！”帐房先生心神不定地说，“我得跟士坤们去碰头，商量送慰劳款，免得队伍进入店铺民宅。您在这儿委屈一夜吧，免得出了事，我见到老财主不好讲话。”
他认定俞洁是某个地主的少奶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