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风清云淡
……。其实不是。对中国佛教的早期历史的关注，于我而言起始于十多年前。因为对佛教造像的研究兴趣浓厚，从而引起对佛教历史的关注。印度早期有关宗教的石雕刻艺术作品自然成为我比照研究中国各个时期佛教造像的重要参考体系。经过研究我才发现，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线索和证据，十分清楚地告诉我，所谓古印度文化中，原来竟有如此之多的中国文化的元素。由此，引发了我对佛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来，让我不得不得出释迦牟尼就是中国人的结论。
各种经典和教科书长久以来都向人们推广和灌输这样一种常识：释迦牟尼是印度统治下的尼伯尔人，他创立了佛教。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印度，汉代初期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中国的传统相结合，最后成国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样一种常识在人们的头脑中被灌输了上千年。这样的看法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对此提出怀疑的人才真是思维出了问题。释迦牟尼是尼泊尔人，而当时正处在印度的统治之下，这佛教不是印度的难道还是中国的不成？佛教从来都是中华之外的外来文化，是人类文明不同文化之间传播影响的结果。
但这种权威的、传统的、天经地义的结论却从来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产生于印度的宗教为何却并不为印度的居民所接受，而却在千里之外的异族之地中国却有如此深厚旺盛的生命力？落地便立刻生根，不仅开花，还要发展、还要结果？为什么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进入中国后总要受到排斥，无论配合什么手段，老百姓就是普及不了？似乎从来都没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人们都有习惯于一种所谓常识性的知识确立以后，便不再思考常识本身是否存还有缪误。人们研究佛教何时进入中国、佛经的几次集结内容、佛教入中国后流派的变化过程、佛教对中国国民性和哲学思想的巨大影响、佛教对艺术、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影响等等。而佛教在中国的种种奇异的迹象从来没有人认真加以思索和研究，这真是历史性的遗憾。自佛教在中国兴盛之后的几千年当中，我们却从来没有好好研究过这些问题，时至今日，也从来没有人解答佛教的西衰东兴之迷。而在西方的史学传统中，长期认为中国历来没有自己的宗教，因此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完整的文明体系。他们认为是西方的佛学进入中国之后，占领了中国思想领域的领导者地位，对中国几乎全部的人文领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哲学、美学、伦理、政治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人们却以中国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取外来先进文化能力作为佛教在中国兴盛的原因而自得。人们对佛教的研究，长期纠缠于何时进入中国的所谓探源讨论，外来佛僧在早期佛学传播中的作用，佛学在中国的几个阶段性发展变化的演进内容揭示等，很少有人研究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学说渊源。尽管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曾有部分文人偿试将佛学和儒学对比加以研究，可后人特别是当代的学者并没有认真从学术的角度探索古人这种对比研究的合理价值所在，却仅从动机上给予一种目的性的判断，认为古人所以如此只不过是为了借佛传儒而已。史家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开展过的夷夏本末之争，没有深入追究背后深刻的真实原因，而只是肤浅地流于表面化的的理解。刘宋时期的顾欢写了篇《夷夏论》，让史家更是找到将佛儒争论算作外来异类和中华本土文化斗争的证据。人们只盯着顾欢说的反对佛教兴于中华的理由，却并没有认真研究佛家为何讲老子、孔子、颜渊的学说其实就是佛家学说的内在原因。如此等等，泱泱千年 。
宗教传播的历史早已经让我们了解到宗教的传播是有基本原则和规律性的，全不象一件普通的商品买卖那样可以在很广泛的空间传来转去。宗教要超越民族和文化的相对稳定的意识范畴而为另类所认同和接受，从来都是以相对短期的利害关系相加为条件的，这种制约的关系一旦松懈，异类的宗教信仰体系便会立刻瓦解。这种情景多发生在多种文化交汇地带、边缘地带。一些弱小的民族会选择随波逐流的宗教信仰方式，在一些影响力巨大的文化类型中左右摇摆。如中国的维吾尔族，其民族信仰的历史上，曾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袄教、佛教、伊斯兰教。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结果证明，世界各地以种族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单元，其边缘部分会发生部分的混合变异外，核心价值的部分从来都不会发生质的改变。宗教就是这些文化单元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是区别不同文化单元最显著的外在特征。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文化单元核心文化价值被成功同化的任何一个案例。世界上三大宗教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其核心价值的中心区域任何一方成功同化另一方的事例。过去、现在以及相当久远的将来，这种核心价值的同化现象都不会发生。尽管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以宗教的名义所进行的试图同化异类的战争，如规模巨大的十字军东征，但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当代社会有试图用抽象出来的一些所谓普世的价值观念，代替宗教的面目来推广本质上的不同宗教背景下的文化体系，努力的过程还在进行当中，但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阿拉伯半岛上南北居民因原始的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尽管后来经过长期的阿拉伯化的统一治理，并用强大统一的伊斯兰教作为共同的宗教信仰，时至今日也没能弥合时历千载的纷争战斗。以穆罕默德的权威所建立起来的“乌玛”最初将犹太人纳入其中，然而很快他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便在现实的冲击下所破灭，犹太人依然回复到世仇的地位。古埃及科普特人在希腊人侵入后依附了基督教，在罗马人入侵后一度依附了伊斯兰教，后又回复基督教。但在西欧十字军以解放东方受难基督徒的名义进行东征时，科普特人和***又共同抗敌，并肩作战。其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认同部分并没有因为长期接受外族统治而发生质的改变。这些事例是宗教传播与发展中受传播规律性制约的必然结果，以目前人类的全球化认知的能力还远远不能超越。
但我们以这样的规律来考察中国佛教的传播，却出现了与此完全不同的情况。在中国，大江南北，左东右西，佛教东来如春风拂面，徐徐渗染，民皆乐观其成。上至皇室，下至贫民，无不欢欣鼓舞。而且是一旦传入后便生生息息，蓬勃发展，一脉流传，从不中断。这个过程从来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自觉的，没有任何外族武力的压力和民族生存危机的逼迫。奇怪的是中国人对这种所谓外来宗教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有违一般规律的态度，听之任之，心甘情愿地自愿接受异族宗教的洗礼？而对同样是异族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采取全然不同的态度？以中国人的大度、海纳百川的能力作为理由，显然苍白无力并且毫无道理可言。这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独特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质疑，说明习惯势力多么可怕。今日由我提出，应当对此进行认真的反思和研究。这个问题事关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核心文化的流传过程和范围，必须要搞清楚。希望中国的佛学家、史学家、考古家等，都能开动机器，为彻底搞清这一问题贡献力量。最近有报道说韩国人有人研究说释迦牟尼是韩国人，中国的史家多认为是一种不严肃的恶搞。他们不了解，韩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已经有所觉察，有相当的学术敏感性，找到了问题的一个方向。但他们要将此说研究的自成体系，却是不太可能。因为种种的证据，都是指向中国华北一带的考古成果，和韩国尽管有些关系，但韩国却并不是本源。
在我看来，佛教进入中国后的种种表现，并不是宗教传播之中的一个特殊的个别现象，也并不是中国的民众对外来的文化抱有大度的宽容之心，虚心好学，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佛学的根本文化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本来就是同质对接的，因而很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也很自然能在中国得以传承和发扬。佛学的哲学基础、民族学基础都在中国。佛学的根源本来就在中国。
佛教的发源地为喜马拉雅山南一带，当地的居民在雅利安人进入前都是操汉藏语系的民族，时至今日这一地区还有不少说汉藏语系的民族，广泛分布在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这些古代居民的文化当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主人。这个古文化的主人在史界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结论，但都认为不是雅利安人所创造。西方的专家认定是泰米尔一系的人，没有什么证据，只是用简单的逻辑排除方法来推测的。这一地区古文化具有很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根据我的研究这一文化的主人其实是由中国华北一带迁移过去的中国人。
在雅利安人自伊朗高原进入印度半岛之后，和这些讲汉藏语的当地民族有一个明显的冲突过程。古印度人信仰多神教，其中的猎神是相当重要的神祗。这个猎神在雅利安人进入后并没有消失，而为婆罗门教所继承，成为湿婆天的原形。婆罗门将湿婆天称之为“湿婆兽主”，身边多有各种野兽相伴，以突出其对野兽的控制能力。其具体的形象，和中国的梅山猎神一个样，脑门上都长着独特的第三支眼。历史上有关古老的三眼神话都是出自中国江汉地区，而古印度大神的形象具有如此鲜明的中国色彩，说明在很久远的年代里，中国文化就早已流传到古印度了。
古印度居民早在雅利安人侵入之前就已经完全实行了相当成熟的农生产方式，圈养家畜。在农业的生产上，实现了水利引水灌溉，建设有成体系的堤圩。当时也有了历法，其历法和中国的古太阴历没有什么区别。后来还有了十二生肖，也和中国的一样，只不过因为雅利安人的进入后将中国因素的虎换成了雅利安因素的狮。郭沫渃把十二生肖说成是巴比伦的东西，是个错误。十二生肖中所蕴含的阴阳运行思想是纯中国化的。因为社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社会上已经出现自由的个人修行者，专门进行世界观的思索和哲学的探索。这些传统比古雅利安人的社会生活状态要先进许多，并为雅利安人所不理解。作为强制进入的新统治者，因为自身还处于游牧生活的方式，并不认同当地居民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于是颁布法令强制古印度居民向他们的生活方式靠拢。如不准圈养牛马，要令其自由放养，摧毁堤圩以解放河流。当代印度随处可见的耕牛高度自由流浪的场面，就是当年雅利安人的这种规定的历史性产物。他们在《往世书》中记录了不少他们到达印度时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状态，提供了许多古印度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线索，包括由人民选举帝王、立法者、卑伦王的传奇故事。这些社会生活的状态和雅利安人有很大的不同，却和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中国尧舜时代差不多。尧舜时期帝王的选举、禹治水时身先士卒和卑伦王平整土地时的表现如出一辙。在吠陀的记录里，反映了古印度人也有了灵魂投胎转世的观念，这也和中国古人的认识一样。在古印度也有和中国古代建立在行星运动变化基础之上的旷远无限的时间度量观念，这也为其他文化中所没有的 。
在早期的吠陀诗篇中，有些记载是雅利安人记录当时古印度原住居民思想意识情况的内容，对我们研究这些居民文化根源的来龙去脉极有价值。如其中有一篇（RVS，X129）所记载的内容特别引人注目，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最初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却因为一种生命体“太一”受热力影响而忽然生存。它蕴藏于一切事物之内。由欲望产生了心识。然后沿着一条水平线延伸，将存在物划分为阴阳二法则。”（《印度佛教史》，英国，渥德尔著，商务印书馆，1987，37页）
这条记录很有意义，让我们可以了解公元前1200年左右古印度人世界观中的基本观念，这个时期大约相对于中国的商代晚期。从这些记录的内容看出来，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原始道学中的最基本的思想内容。“太一”是中国人最原始的哲学概念，世界上其它任何文化中都没有这个概念。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200年前就有相当数量的从中国华北一带的居民远迁到古印度并在那里生活了，并带去了中国最原始的道学体系。这个时期距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要早近800年。这些古老的中国哲学中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为日后佛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对这些极具中国化色彩的古老哲学观念，古雅利安人是不能理解的。这篇吠陀记录的后面就有他们的困惑。他们认为这只是这些古印度居民的一个有趣的想法，但没有人知道世界真的是不是由太一所构成，连他们自己的天神也不知道。这里的“太一”是中国古代先哲宇宙观的一种表述。在中国古代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中，将这种“太一”形象化地描绘成“如鸡子”般的混沌状态。这就是后来印度“安荼”说的根源。饶宗颐先生就曾发现在中国内地吴越之地有浓厚的浑天派宇宙观思想，但他只看到在印度的《梨俱吠陀》中有记录，便认定是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的生动例子，却没有发现那原本就不是雅利安人的思想，而原本就是由中国流传而去的结果，流向认定错误。中国先秦时期楚竹简中就有完整的这些古老哲学观念的记录。
古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大陆的时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释迦牟尼出生的年代为公元前566年左右，雅利安人占领并对这一地区实行统治已经几百年。考古证明，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衰落就是在雅利安人侵入的这个时期。但从史料记录的内容来看，在释迦牟尼生活的年代里，外来的文化和当地的原住文化之间的冲突依然强烈，双方的同化融合进展并不顺利。而佛祖释迦牟尼显然是归属非雅利安文化一脉的，属刹帝利一系。他出生于一个按今日的理解就是个部落酋长之家，他对雅利安人明显怀有敌意。释迦牟尼对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教一点也看不上眼，认为都是歪理邪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的种族等级制度更是深恶痛绝。他曾经斥责婆罗门僧侣并嘲笑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论：“愚冥无识，犹如禽兽。虚假自称，婆罗门种，最为第一，余者卑劣；我种清白，余者黑冥；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从口出。”（《长阿含经》第6卷）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所实行的四种族等级制度，实际上是将当时印度的四大民族的地位进行了一种等级规定——雅利安人、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阿拉伯人。当然，这样四个民族有待进一步考证。有专家就认为是高尔人、达罗毗荼人。但当时是以民族划分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显是将原住的居民打入低级的序列，而佛祖就是这低级的民族成员。按雅利安人的解释，他们是神从口中生出的，而释迦牟尼这一族是神从胸生出的人种，属于刹帝利等级。在面对强力入侵者的高压统治，武装抵抗失败以后，这种抵抗必然会转移到思想斗争的领域，以非武力的方式继续坚持维护本土文化的生存斗争。释迦牟尼创建佛学的最根本的原因，正是这种文化生存斗争的产物 。
在佛教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历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沙门哲学运动，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反雅利安文化，恢复本乡文化的宣传运动。当代中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汉文先生，在探索佛教入华这一传统课题时，就发现和证实了发生在古印度的沙门运动在思想内容上和中国古老的萨满教、秦汉时期的羡门之间有较多的共同之处，同时也发现了中国的古老华北文化因素在印度佛教文化中留有重要的印记。（《萨满、羡门与沙门：佛教入华时间新释》，《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一期）释迦牟尼作为这埸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和其他的沙门一样，采用中国古老道学的修行方式，抛弃世俗的社会责任，追求真理，揭露吠陀的荒缪和矛盾，甚 至努力构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力图从精神上瓦解落后于自身文化的外来统治者不合理的统治方式，给被压迫的原住居民以精神支援的力量。佛教的轮回思想和学说，归根到底是要给那些苦难中的人们以精神上的指引，鼓励人们在苦难压迫中活下去的勇气，以来世的某种期待的幸福，作为活下去的理由和依托。佛教其实就是在这种高压之下极端无奈的社会生存条件下的产物，是异族压迫的产物。佛教的教义体系和基本精神，从来都不是对吠陀的改良，也不是对婆罗门教的改良，而是由自身古老的传统文化基础发展演化而来。这个基础就是产生于中国华北平原的东湖林文化、磁山文化、上宅文化的分支迁移到南亚次大陆以后所形成的新文化。在这块土地之上，早在释迦牟尼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许多佛教的基本结构和元素，并已经有了许多参悟早期佛学原理的沙门。其中一些人可能在佛学的参悟境界和层次和佛学的修养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这些都为释迦牟尼创建佛教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佛教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位置的一位佛学的高僧，叫观音菩萨，他就是释迦牟尼之前的一位佛学先行者。净土宗说观音是日神阿弥陀的的儿子，却住在日落之地。今日印度河口有个小岛名叫补陀落迦，据说就是观音的住所。但这样的说法有些牵强。在中国很流行的说法是观音的修行地在浙江省定海县的普渡山，也有称普陀山的，也叫补陀落迦。所谓“补陀”是梵文的说法，真值得商榷，我看到更象是中国内地“普渡”的音译。是中国的在前，还是印度的在前，很值得研究。我认为中国在前。在中国，以“普陀落”为称呼的还有一些地方，如西藏的布达拉、承德补陀洛，武汉还有一洛迦山。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东周妙庄王的女儿是最早观音的原形。但这个妙庄王的地望在那里，却不知道。清末有部《南海观音全传》的布道书，将庄王地望说成东鲁西域。还有人将中国东周的这位妙庄王考证成了尼泊尔人，牛头不对马嘴。即是东周时期的人氏，当然应是中国。从最早观音的形象上看，有马首、三眼、多手、多面等因素判断，都是中国古籍《山海经》中描绘中国远古民族部落时的习惯方式，而不是雅利安人的方式。中国早有三眼神的传说，是猎神的身分，印度教借用了这一神将其变为湿婆神，后经希腊人带回欧洲成为西方骑士风俗和圣母崇拜的源头。这一点日本人早有研究。
观音是位佛学的先行者，而不是后来人们常识中所认定的是佛祖的门徒和随行。还有一位燃灯佛也是早于佛祖很久远。观音在中国的地位之所以特别的崇高，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和他本来的特殊地位有关，而不单纯是宗教的角色的属性。印度在佛祖兴法后，其信徒也并没有多少观音崇拜，反而被引入密宗之中。而独在中国内地，观音崇拜相当普遍。《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中讲观音早在无量动前就已经修行成为正觉，号为“正法明如来”。释迦牟尼就承认自己是观音的弟子。《观音三味经》中记载：“佛祖释迦牟尼说过，观音在我之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我为苦行弟子。”这些记载表明佛学在佛祖前就有了相当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并且和中国内地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印度吠陀记录中的中国古道学内容表明那个时期道学在古印度思想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也必然对佛学早期的理论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不是你中有我，就是我中有你，后人总想从中分出个你我，这也正是后来中国发生一系列佛道关系争论的根本原因。不管如何争论，佛学和道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思想渊源上划清界限。都到了中国的汉代时期，在一些佛学经典的翻译中，还将“菩提”译为“道”。并且在那时皇家将信佛就看成是信道，思想体系是一回事，没有将佛道分家成两派。《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有楚王背诵黄老语录，立黄老像、佛像。中国道学的最初起源已不可考，据说起源于伏羲创八卦时期，可能实际上还要早许多。因为有一些辽西赵宝沟文化的遗物中，就已经有了古老道学观念的具体反映。到黄帝时就相当完备了。黄帝所请的宰相风后，就是一位道学的大家。《绎史》辑《春秋内事》中说：“黄帝师于风后，风后于伏羲之道，故推阴阳之事。”黄帝对道学给予很高的评价：“道高比于天，道明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谓圣人。”（贾谊《新书-修政语》）这种中国古典哲学是一元论，以道为核心，所以在道学中就将道称为“太一”。中国道学的起源，显然要远远早于佛学。
中国道学的主要思想内容是一种无神论的哲学，注重守中，强调放下，摈弃执着，视死如归。认为宇宙有三界，大道有轮回。道无常形，以无有为主体，存于人的感觉、理智视野之外，修行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清静无为。
而佛学的主要思想和道学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同样也是一种无神论的思想，注重中道，强调放下，摈弃执着，视死如归。宇宙同样也有三界，人生总有轮回，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最高的境界也是涅盘寂静。
后来的佛家或道家尽管曾经发生过佛道不同的争论，但却并没有反映出佛学和中国传统道学在根本理论上的特殊分歧和冲突。道学的哲学意味更浓，佛学更讲究知行。道学中的轮回观是讲基本发展的规律性，而佛学的轮回则是中国古代灵魂化生传说的一种宗教的运用。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了许多“春鹰为鸠”、“虾蟆为鹑”等化生故事。庄子最爱讲物化。这些素材正是佛教化生故事的来源。
中国古老的道学和佛教的内在紧密联系、文化相通的程度，在世界文化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绝无二例。就连道学和佛学最具代表性的领导人物的出生方式也完全都是中国神话模式中的统一方式。出生前都有吉祥的先兆，或是莲花的盛开，或是河水变清，或是凤鸟高唱。佛祖出生前也是如此这般，全是中国人意识里的温暖吉祥景象。老子出生是口含玉英，孔子出生是黄河都变清澈。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有不少伟大的人物其出生的方式都是“从胸出”，大禹（《帝王世纪》：“胸坼而生禹于石纽。”）、商祖契（《竹书纪年》：“胸剖而生契。”）、楚人的祖先（《史记-楚世家》：“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都是如此。秦人的祖先大业的母亲怀孕的方式和大禹的母亲等相同，都是食卵而孕，但大业的出生方式却没有讲，估计也是剖胸而生的。道学的泰斗老子，出生方式也是“从胸出”。晋代葛洪《神仙传》中就记录了老子从胸而出的情景。很多人都认为老子的出生方式是道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而故意抄袭佛家的神化佛祖的方式所采取的策略，是完全从佛学的典中而来。这个说法显然说不通。因为之前的那么多老祖宗的出生方式都是从胸出，不可能全都是抄袭佛祖而来。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出生方式也是和老子一样，“从胸出”。鱼蒙的《魏略》有：“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日屑头邪，母日莫邪。。。。。。。。。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肋出。”这种伟人共同的出生方式，内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是同质同源的，而只为中国所独有。释迦牟尼的出生方式证明他的族属是源于中国华北一带古文化。雅利安人说自己是从口中生出的，其他的几个当时主要的民族分别是从胸、从腹、从足生出的，从而确定了天然的等级，这就是以民族来划分的。
中国西晋时期有个著名的道士叫王浮的，曾经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老子化胡经》。后世的学者因为没有人认真地探索过佛教和道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只凭片面的常识来判断古代一些有关佛道相连的记载和争论。王浮就是一位备受后人痛批的人物。人们对王浮的行为没有进行理性的分析，没有想过为什么经历过多次的灭佛运动之后，王浮的主张始终得以流传。梁启超就骂王浮为“妖妄道士”，胡编乱造《老子化胡经》。这个观点在近现代很有代表性。当代的学者还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当时佛道相争时道家所使用的下三滥手段。但是这些学者对这样的现象却找不到答案——佛学的经典中也记录同样的事情。在《广弘明集-笑道论第十四》中就有。这实在是让人难办。佛道两家都有如此的说辞，后人不信，只好将问题全怪到古人中出了笨蛋。梁启超就骂：“其始起于妖道之架誣，其后成于愚秃之附会，而习非成是。”（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9页）然而古人中的笨蛋还不止于此，《魏略》中也有“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这都说明道学曾经传向印度那个方向。这些说法和印度的吠陀记录内容完全能够得到印证。汤若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就认为《化胡经》实采取佛书，应有相当根据，非向壁虚造。（中华书局，1983年版）
古人之中也并不全是糊涂虫。南朝的梁武帝是位学识深厚的皇帝，是位文化人，多才多艺，文武兼备，史称“六艺备闲”。在位五十年，治理有方。他提出了佛、儒、道三教同源说并加以论证，将佛视为本源，称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为“三圣”。梁武帝的见解极有见地，可惜的是后人并不理解，特别是当代的学者，以阶级理论为原理，认为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用三教相互补充的功能加强统治的政治措施，并没有研究其主张中的历史成分。元初有位数学家和文学家在他的笔记《敬斋古今黄主》中提出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后的疑惑：“西方之书与中国之书，往往更相假借以为夸。《韩诗外传》：‘人死日，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血归于泽，声归于雷，动作归于风，眼归于日月，归于木，筋归于白，齿归于石，膏归于露，发归于草，呼吸之气，复归于人。’《觉圆经》四大之说，大概与此同之。但《韩传》所谓归者一十有三，而《觉圆》之所归者，止四而已。顾韩说之繁重实不若圆觉之约足也。然不知《韩传》窃彼书耶，抑彼书之窃《韩传》耶？ 韩婴在圆觉前，不应掠取浮屠语。”（中华书局，1995年，卷九，118页）这位老夫子就发现了佛学经典中的一些文化概念，竟然是来源于道学的传统。在中国，相类的古记载还见于《绎史》卷一引《五运纪年》：“垂死化身，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
早于佛教正式产生前的中国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所经历的一个特别的时期。在此期间所构造的人伦道德体系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杠杆，成为一种孔子推崇的礼仪时代。孔子的一生，一直致力于西周社会的社会规范复兴而努力。西周的统治者汲取商代灭亡的教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禁杀、禁淫、禁酒的法令，成为中国儒学五律建立的最为直接的基础，也成了佛学五戒的最直接的借鉴模式。早在东晋时期，有个文人叫颜之推的，写了篇《归心篇》的文章，就将佛学五戒和儒学五戒进行了一番对比，结论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仁义五常符同。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由此，他还专门讲佛儒同源的事实，“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
有大量的考古学成果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中国华北一带曾流行过鸟崇拜、猴崇拜。如东湖林、磁山、北福地、上宅等古文化。在当代的西藏和南方，还有居民自认是猴的后代，都是这种猴崇拜的遗韵。商人中早有“玄鸟生商”的故事，许多民族都以乌鸦为吉祥物，这和佛学创立时的印度相同。这些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在佛教的经典中同样大量存在。不论是猴还是乌鸦，多被描绘成慈悲为怀的善良化身，要么积善行德，要么救人于水火。雅利安人的吠陀记录中却没有反映雅利安人有也抱有同样观念的记载。《杂宝藏经》中记有一只乌鸦为了一群乌鸦的生存舍生忘死，用计谋战胜猫头鹰的故事。《六度集经》中记有一只鸦想方设法挽救好朋友九色鹿的故事。特别有意思的是孔雀王朝时期编辑的《生经》中，则将这些动物的特性描绘成另一种情况，准确反映出古印度人乌鸦崇拜的情况和后来建立孔雀王朝时以孔雀崇拜代替乌鸦崇拜的过程。现将这个故事引述如下：
乌鸦和孔雀
在很久以前的波遮犁国，从来没有见过鸟。当时在北方边地有个国家叫智幻，这国有人将一只乌鸦带到了波遮梨国。波国人见到后很高兴，当作神鸟来供养。因为波国人对乌鸦很好，这个消息逐渐远扬，于是各地的乌鸦都纷纷飞到这个国家。
有个商人，从其他的国家带来了三只孔雀，波遮梨国的人民听到孔雀美妙的鸣叫，看见孔雀五色斑烂的毛，连走路的姿态都很优雅，于是人们开始喜欢孔雀，纷纷抛弃难看的乌鸦。
这则表面上平淡无奇的故事被有意编入《生经》，其实是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鸟观念中深含的不同文化，以及孔雀王朝时期作为统治主体民族的那种民族优越感。
佛经中的猴故事则更多，但都是正面的高大全形象，传达出猴崇拜的意味。《杂宝藏经》中有个故事讲一只猕猴王为破猎人的罗网而跌入深坑，小猴子们齐心协力，一只拉住另一只的尾巴，如同中国故事中的猴子捞月般的方法，终于将深坑中的大猴救出。而《六度集经》中所讲的一则故事，则更是带有《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影子。一只猴王偷吃了国王花园中的果子，但和孙猴个人到王母娘娘园中偷嘴不同，猴王被抓住并且还要惩治随行的500小猴，猴王愿以自身的肉而成为国王的美食，换得其他猴子不被追究。如此的忘我精神感动了国王，最后皆大欢喜。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猴崇拜，对佛教的影响还表现在佛教艺术中同样也有具体生动的事例。在中国许多猴飞天、猴仙的形象中，猴子的大耳朵总是十分引人注目。在敦煌、云岗的佛教艺术作品中，猴的大耳朵元素保存的较多。一直以来人们对佛教人物的大耳朵特征总是不能明白具体的渊源所在，这其实就是猴崇拜的遗韵。中国古代对一些英明的人物多以耳朵的特别为外在的一个显著特征。古文在记录大禹时也常提“禹耳三漏”。（《论衡-骨相》）好多搞艺术史的专家，都将中国大耳为福的形象断定为外来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错觉。它的根源完全是中国的。
中国的中医学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其理论的基础就是道学原理。早在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原始中医的迹象，而中国历史上最早期著名的中医扃鹊就来自古代鸟崇拜部落。而古印度的医学，也和中医一样其理论基础同样是基于中国古老的道学五行理论。这也是古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同质的一个例证。在医书《阿达婆吠陀》中有关古医学的内容，如同中国的《黄帝内经》，讲些基本的养生原则，也有些易学的原理。而在另一本医书《阿柔吠陀》中，则讲得更为具体，记有躯干、体液、胆汁、气、体腔是人的五大要素，与自然界中的地、水、风、火、空五大元素相对应。一些因素主动，一些因素主静，两相失调便生病。这些观念和主张，完全是中国中医最基本的体系内容。五行的观念也是大致相同，差别之处很可能是雅利安人的不理解而错误的记录。其中所讲到的“气”的概念是最为中国化的，为世界上其他文化所没有。古印度医学中的中医理论，也证明当时的居民是来源于中国。
古印度社会中的中国文化因素实在是太多了，你只要认真去观察，就会让人目不暇接。如，从考古学中判断不同类型考古学文化的重要器皿古陶器的制作技术源流来看，古印度的陶器制作技术也是中国方式。陶胎中掺加草木灰、壳，表面磨光技法、黑白两色装饰等，都可在中国磁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南大河文化中找到依据和根源。在中国古代早有洪水灾害之后人类面临灭亡，为了人类得以传承，有兄妹奉天命结婚的故事，有的就附加在伏羲、女娲身上。而在古印度，也有同类的故事。《梨俱吠陀》中就有阎摩、阎蜜兄妹在巨大的灾难之后成婚的记载。在中国，葫芦文化很发达，有丰富的古老传说，特别是在南方，流行葫芦生人的故事。而在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中也同样的有打破葫芦就生出很多儿子来。在季羡林先生在翻译《罗摩衍那》时就发现了这一和中国完全相同的葫芦创生神话，在一则备注里专门列出，只是感到奇怪。在中国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早已经将蛙作为阴阳变化阴的代表和生命创生的重要元素对象，而在古印度的《梨俱吠陀本集》中也记录了古印度人将蛙作为生命蕃衍的象征而大力加以歌颂的诗篇。在中国古代，早有以采花为男女婚配的象征，《诗经》之中这类篇幅很多，中国的好些个民族都有过采花节的习俗。而在印度的《罗摩衍那》中，也记录了他们的十车王妃因为采花而结婚生子的故事。在中国，《周易》之中记录有古人早有坤卦下以马为牺牲的大型祭祀活动，《吴越春秋》中也有“禹乃冬巡，登衡山，血白马以祭”。而在古印度，同样也有这种白马祭祀的活动。《罗摩衍那》中讲述了十车王以白马为牺牲所举办大型祭祀活动的详细过程。这些古代文化构成要素中，地处中国和印度的两个相距遥远的文明体之间，有如此之多的元素能够重合，只有这两个文化从本质上就是相同的才有可能，除此之外的理由都很难成立。
中国华北一带的古居民自东向西迁移的过程是经过长期的、多次的过程才得以完成的。这种迁移的过程在这一广大的区域之内的古民族分布中，也可找到明显的迁移轨迹。在伊朗、伊拉克考古发现中，有中国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典型陶器出土。在印度阿肓王时期的巴尔胡特文物中，有中国西霸文化的代表符号。国外已经有专家对于中东古文明的主人中有来自东方的黄种人深信不疑。这种中国古代民族的迁移规模和程度远远超出当代人的肤浅认识。更早的证据还可以考察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文化，这也是在中国向古印度传播中原文化的必经之地。这个古文化的建筑用砖传统、犀牛图案的印章、脚形、桌形、鱼形的印章符号，也和中国河西走廊的四霸文化都有紧密的联系。
于阗（现代的和田）就是中国人西迁过程中的一个中转的枢纽。古于阗的居民当中尽管有伊朗高原的塞种人，但是否占有主体的地位，还不得而知。当代有些学者将塞种人考证成当地的主要居民，并且还认为这些人本来就具有中国血统，有一定的道理。但当地有中国人是当地的主要居民却是不用怀疑的，这有三个有力的证据：一是于阗的佛教兴盛传统，塞种人历史上当时是最挚诚的佛教徒，而中国人更是。当时一些中亚深目高鼻民族是否也信佛，不易确定。二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玉文化的传统，华北一带向有渊源，如红山时期玉文化就已经相当发达，而于阗其他民族却并无中国式的玉文化，于阗玉文化的根源，就是中国华北古文化。三是《魏书。西域传》下于阗条目中记载有：“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玄奘《西域记》中记载有于阗当初建国时的情景，“东土帝子蒙谴，流徙居此东界，群下劝进，又自称王。”这个记载又和舜时期放四于四门的记载相印证，这支东面而来的居民，可能就是被放西门的那支。还有记载表明后来曾有一支中国西迁的居民，是由甘肃、青海一带西去的月氏人，和古羌同源，也是来自华北太行山北部地区。这支居民即为大月氏，初曾臣服于大夏国，后将大夏灭亡，由阿 姆河北向南进发，尽灭四翊，建贵霜王国。因为都是中国西迁的居民，不论是于阗，还是贵霜王国，都是佛教兴盛之地。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进入中国的西域是相当晚的事情了，在中国宋朝时期，于阗被维吾尔占领。当代的考古发现，在古于阗曾经出土过许多陶制的猴子，年代久远，这也正是古华北居民猴崇拜的风俗遗物。
在中国的宋朝以后，有明显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有许多文人都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这种论证。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都主张三教实一。金代初期的王重阳创立全真教，更是直截了当宣称三教同流。在宋代许多有关三教的石雕刻艺术品当中，多有三教首领共处一室的情况。四川宋代大足石雕刻、安岳石雕刻中，都有这种三教主合一共处的作品。后人对这种现象有分析，多是从统治者意识形态利用的角度来看待，没有过多关注其中教理教义中的重合成分。
反观今日的印度，其居民对佛教的认识远不如中国农村里随便找出的一个居士婆婆对佛教的认识深刻。你要是去向他们打听谁是观音、谁是弥勒、谁是地藏？肯定没有什么结果，并会给你一个满脸的茫然。当代印度的居民，有95%以上的人信仰印度教，而这种宗教全和佛教是两码事。由此观之，所谓宗教的信仰，绝对是和民族的归属与文化的传统相关联的。是你的，别人夺不走；不是你的，强加给你也不行。中国的佛教尽管在印度一度曾经那样地流行过，但 绝对是只限于本民族的范围之内。外族人或许初期因为没有宗教而好奇，跟着混混，但时间一久肯定会加入自己的文化并设计出自己的宗教。当时雅利安人的武力强大，压迫中国人后退到尼泊尔、不丹、锡金、西藏这一线，故佛教也仅限于这些地区继续得以流传。
我中华文明之伟大，即在很久远的以前就建立了“天、地、人、时”合一而论的道学哲学世界观，并以此为基点，进而分化成世俗的宗教佛教和世俗的政治管理学儒学，三位一体，各司其职。这个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基本构架一经确定，便绵绵不绝、生生不息。老祖宗的这些哲学结构和思想文化的构成，指引着中华民族博爱深广，与人为善。但这个以人性的构建为核心的文化结构面对毫无博爱基础的初级文化时，会因层次的不同而造成文化之间相处之道原则选择的巨大差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以抢掠传统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实用主义文化，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会欺凌以“礼”、“理”为中心的中华文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佛教的产生，就是这种文化对冲之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反应。对贫弱而落后的文化，反起救之心，以悲悯之情给予感化。这当然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自我的调整和某种倒退，同时又促生了一种新的升华。但是事实证明，以佛教的仁慈是无法改变不同文化质地民族基本的世界观，单纯地独善其身并不能换取自己和平的发展。世界处在初级的发展阶段时，生物的自然法则更起作用。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消灭、近代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都是生动而深刻的例子。中华文化中一旦补充进入实用主义的理论以后，特别是生物进化的理论之后，中华的掘起就成为一种必然。但这并不会导致中华文化发生质的改变，只不过为实现中华文明“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崇高理想和目标，提供现实的基础，中华文明的发展又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将佛教归入异类的文化而不知所错。这样的局面在当代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佛学的民族基础、哲学基础、文化基础都在中国。尽管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地点在尼泊尔，但他所处的民族人文环境的核心内容却完全是中国化的，释迦牟尼本人也是从中国华北一带迁移的民族一分子。所谓佛教外来说从此可以休矣。老祖宗的文化遗产自已都说不清楚，还要算到别人的头上，这样的荒唐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释迦牟尼说过：“以不真实的事物为真实，以真实的事物为不真实，停留在不真实的思想中，永远无法达到真实的境界。”（《佛陀的格言》）好在，我们总算找到了佛的根源。佛在中国，佛学在中国，佛根在中国。释迦牟尼就是中国人。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