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薪皂隶：百姓有给国家服役的义务，不过服役是有工资的。轮到当役了，派给当官的跟班，柴薪皂隶就是买柴烧水、干杂活。年收入20两，计13216元。（明朝国家规定七品正堂可以有四名柴薪皂隶，县丞二员各二名，主簿二名，典史一名；以上官员，每人用马夫一名，国家付工资。）
马夫：给政府公务员赶马，出差办事使用。年收入40两。计每年26432元。
明朝县官：正七品每月俸禄7.5石或一年45两白银。实际月收入7.5*188.8*1.75=2478元。每年约3万元。其它收入：柴薪皂隶4个、马夫一个，这5个人工资由国家支付。冬夏官服和笔墨费由国家补贴。新官上任，还可以先拿到40两修理费。看起来七品县官45两白银跟马夫40两白银年俸差不多，（明朝的公务员工资真的是很低的，历朝历代中明代公务员工资收入算少了。）但是县官、典史等的住房、出行、皂隶人员、衣食花费基本由国家支付和补贴，所以年俸基本是净收入，而且笔墨费都是固定按两算由国家拨给，还有多余。马夫就没有那些好处了。
学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明史?食货志六》。考上了秀才每人每天给一升米约2斤，（刚够两人吃）给鱼肉油盐。（注：明代10升=1斗；10斗=1石。）明代优待秀才时甚至可以拿到每月1两白银的廪膳费。不过明代的学生概念不是现在的学生概念，现代的学生只能算做童生，童生考成了秀才入了县学才算是廪膳生，才可以“食廪”，所以明代秀才不干活也可以生活，只是不干活只吃“廪膳”会很穷，所以有穷秀才之称。
以上跟据明代万历年《宛署杂谈》、清代康熙年《明史》。
街头挑担卖油的小贩：一年收入约20两。计人民币13216元。冯梦龙在万历年至天启年写有《三言》，其中《卖油郎独专花魁》中秦重只有3两白银的本银，街头卖一年油除去一年日用开支，还能剩余16两白银。“每日所赚的利息，又且俭吃俭用，积下东西来，置办些日用家业，及身上衣服之类，并无妄废。”除去一年用度剩余16两。所以记为年收入20两。
杀猪的：范进的老丈人胡屠户对穷秀才范进说，“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儒林外史》。一天一钱，一月3两，一年有36两，看来杀猪的收入直逼马夫了。约23789元。
农民：农民的收入是多少？农民“人给地十五亩，蔬地二亩。”“新耕地免租三年。”假设古代耕种水平低只及现代的1/2或2/3，那么农民每亩约能收入250或350斤大米，按300斤算，南方一年收二季，北方一年收一季，如果丰年加勤恳，南方农民均毛收入15750，北方农民人均毛收入7875，除掉农具、肥料、水利开支、亩税（明朝每亩收税一斗，约20斤大米），如果一家七八口人干起来，几年里盖个优质砖瓦四合院不成问题。
明朝的物价（万历年）。
明朝物价：
大米白银1两=2石即377.6斤。合人民币1.75元/斤。
上等猪肉白银1钱六分=8斤合人民币13.2元/斤。
上等羊肉白银1钱二分=8斤合人民币9.5元/斤
牛肉五斤白银七分五厘合人民币9.9元/斤
五斤重大鲤鱼价白银1钱合人民币13.2元/斤
栗子五斤价白银6分五厘合人民币8.6元/斤
活肥鸡一只价白银4分合人民币26.4元/只
白布四匹价白银8钱合人民币元132.2元/匹
绵花一斤价白银6分合人民币39.6元/斤
高级红枣100斤价白银2两5钱合人民币16.5元/斤
会试用黄绢伞二把价白银六分合人民币3元/把
刑部用铁锹五把价二钱五分合人民币33元/把
官用桂圆重二斤八两价一钱二分五厘合人民币29.5元/斤
以上物价跟据明代万历年《宛署杂记》。
明代小说《水浒传》中杨志东京卖刀的时候，牛二曾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一两值1000文，一把菜刀30文约20元，考虑到当时没有工业化炼铁，这个菜刀价格也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第四十四回戴宗杨林请石秀吃饭的时候杨林扔出一两银子让店家随便上酒菜。这600多元钱在我们现在大酒店里还不够，可是在小酒家里也确实可以随便上菜了。
房产价格：“可成道：‘在坟边左近，有一所空房要卖，只要五十两银子。若买得他的，到也方便。’春儿就凑五十两银子，把与可成买房。”——《三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低档房产50两一宅，约人民币33040元。高等大宅院：1000万以上。“施小舍人急于求售，落其圈套，房产值数千金，郭刁儿于中议估，只值四百金。”——《三言?桂员外途穷忏悔》。看来明朝有钱人的房子还是真够贵的。
物价的稳定。明朝初几年和末期时物价曾有过一两白银买一石大米，正统年间也有一两可以买四石的年景，崇祯帝国乱时还有过二两一石的物价。但比起民国末年物价天涨，总算银子还是硬通货。明朝的物价基本是平稳的，尤其是官俸硬比例，一两比二石大米。对稳定货币价格有相当作用。
税收。
《明史?食货五》“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宛署杂谈》“至万历十年内，又蒙题，将铺行下三则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其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壹分伍厘。”
《明史?食货二》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
《明史?食货二》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
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也就是3.3%。后来明朝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也就是在营业额少于26432元以下的免税。——这算是照顾弱势群体吗？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18.9斤。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人民税收少，也跟明朝的go-vern-ment机构精减有关，但发生战争时费用大量不够，崇祯国乱时期，为求一点兵费，皇帝几乎四处求告。万历年间最好收成时全国财政一年有200万两白银，还是张居正改革搞下来的。明朝万历时总人口约6000万，人均每年负担国家税支0.033两白银，约人民币22元。
福利。
《明史?食货一》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
明朝没有叫化子和流浪汉，每个县都有养济院免费收留。《宛署杂记》载“每名口月给太仓米三斗，岁给甲字库布一匹。”入养济院的条件是：“查都城内外之老疾孤贫者，籍其年以请。”由于有待遇以至于某些人发达了也不走，“间有家饶衣食、富于士民者。”也在里面混个名字捞个实惠。遇水灾旱灾流亡的人，凡有力可耕者，国家给田每人15亩耕种，给牛和农具。贫民没钱买地葬的，国家给地。老人八十岁以上的，国家赐爵。爵是有收入的。也就是国家养老。不过要等到八十岁。
过节。
春节、元宵、清明、瑞午、中秋、重阳。对于现代瑞午节来说来说明代比较这个节日。
“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绝。”——明代《菽园杂记》。
附录：崇祯的性格分析
明思宗朱由检 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思宗御押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
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17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稻米高产区因过度追求货币的增值而导致粮食匮乏，动摇了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结构。清兵的入关与清朝的建立，才引导着中国从危机中走了出来。
这样的理论，似乎也可以为思宗这个亡国之君开脱了。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然而，人才何代无之？要在知人善任罢了。然而崇祯一朝"有君而无臣"。思宗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而且，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
自信：除魏忠贤"神明自运"四字，是明末清初松江(今上海市)名士夏允彝对思宗除去太监魏忠贤一事的评价。稍后的历史学家如谈迁等人，对于思宗在除魏忠贤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稳重、魄力，都叹赏不已。的确，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思宗的政治才能曾昙花一现般绚丽夺目。他在接替自己的长兄朱由校的皇位之后，很快进入角色，并顺利排除一切影响他皇位和执政的因素。在明代历史中，思宗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无疑是在不动声色中除去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天启皇帝死后的第三天，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定次思宗手书"九思"年改元崇祯。当时，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死党。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思宗，只是因为明代皇权的权威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暗中的毒害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思宗在八月二十三日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巡视宦官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整个宫中，都处在一种非常恐怖和压抑的气氛当中。登基之后的思宗，深知要除去魏忠贤，必须要首先稳固自己的地位并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一面像他的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魏忠贤对于思宗，则始终无法揣透其心意。他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将如何对待他。他的策略，就是送一些美女给思宗。思宗在明代皇帝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怎么好色。在当时战战兢兢的心态下，思宗自然对美色更无兴趣了。
据说，思宗怕引起魏忠贤的担心，将魏忠贤送来的4名绝色女子全部留了下来，但却仔细地将4名女子都搜了身。结果，4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思宗命4人将药丸毁去。魏忠贤千方百计地想导引思宗做一个荒淫的皇帝，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就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这一招，同样被思宗识破，并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
既然美色无法打动思宗，魏忠贤于是干脆采用更赤裸的试探方式。这时，一思宗手迹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思宗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魏忠贤于是在九月二十五日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思宗的批复是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样一次顺水推舟之举，便抑止了朝野上下对于魏忠贤的进一步崇拜，而又不致引起魏忠贤的恼怒。相反，思宗还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呈秀等人。自然，思宗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收回来的。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却又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
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也许，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机的，有不动声色的，有戆(zhuànɡ)直冒死直谏的。因此，最后倒魏的时机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贤的党羽发动的。天启七年(1627)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却美化"厂臣"魏忠贤--"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为厂臣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这摆明了是丢车保帅之策。思宗自然知道时任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在阉党中的分量。崔呈秀在魏忠贤门下号称"五虎"之一，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而且，由于是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的儿子崔铎虽然目不识丁却还能中进士。逐去崔呈秀等于断了魏忠贤一臂。在静候了7天后，思宗决定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此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
敏锐的官员们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动向，于是揭发和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十月二十二日，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魏忠贤；十月二十四日，兵部主事钱元■(què)弹劾魏忠贤；十月二十五日，刑部员外郎史躬盛弹劾魏忠贤。直到二十六日，思宗一直不动声色，任由着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高潮一波胜过一波，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依然无动于衷。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伤民财；十，亵**。应当说，钱嘉征此疏并不是空洞的议论，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
于是，思宗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魏忠贤"震恐伤魄"，立即去找了他的赌友--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讨教对策。徐应元劝魏忠贤辞去爵位，也许可以保富贵。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思宗的允许。十一月初一日，思宗斥责徐应元，并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卫兵1000人、40余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向南去了。一个戴罪的宦官竟然还敢如此跋扈，无疑进一步刺激了思宗敏感的神经。于是，思宗接着下了一道谕旨，命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亲兵散尽的魏忠贤孤零零地呆在旅馆里，听着旁边房间里一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只听得"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在旅馆中绕房疾走，自缢而亡。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也很快就着手进行了。在思宗的一再严厉督责下，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所谓阉党逆案终于定谳(yàn)。
思宗能除去魏忠贤，固然说明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再有权势的宦官，其实只是能借助皇权为恶罢了，很难动皇权分毫。然而，思宗在除去魏忠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还是令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一步肃清了魏忠贤的政治影响。这些，都体现了思宗的远见卓识。然而，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思宗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袁崇焕像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事事乃亡国之象。然而，崇祯帝之亡国，未必与己无关，如杀袁崇焕一节，即是愚蠢的自毁长城之举。
多疑：杀袁崇焕思宗的多疑，在明代历史中也是有名的。在他即位不久，就曾经有一个名叫陕嗣宗的御史上疏指出思宗的性格中有"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条即"日涉于猜疑而不自知"。在处理袁崇焕问题上，思宗从极度信任逐渐转为极度生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