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节烈观（1）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2）陈独秀便斥他不兴（3）；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4）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5）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6）！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7）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劝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这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8）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为奇怪，还须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守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所以归入烈类。性质全异的，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9）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10）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11）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12），"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13），甚而至于钱谦益（14）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15），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16）！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17）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18）。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19）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北京《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号，署名唐俟。
（2）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领导者之一。变法失败后逃亡外国，组织保皇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和北洋军阀张勋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在上海《不忍》杂志第九、十两期合刊上发表《共和平议》和《与徐太傅（徐世昌）书》，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应实行"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
（3）陈独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发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驳斥"虚君共和"的论调。
（4）灵学派 一九一七年十年，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一九一八年一月刊行《灵学丛志》，提倡迷信与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语。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曾刊载陈百年的《辟灵学》，钱玄同、刘半农的《斥灵学丛志》等文章，驳斥他们的荒谬。陈百年，名大齐，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名夏，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名复，江苏江阴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两人都曾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
（5）《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
（6）"表彰节烈" 一九一四年三月，袁世凯颁布旨在维护封建礼教的《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褒章等奖励；直到"五四"前后，报刊上还常登有颂扬"节妇"、"烈女"的纪事和诗文。
（7）君政复古时代 指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期。当时袁世凯御用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曾在《中国学报》第一、二期（一九一六年一、二月）发表《君政复古论》一文，鼓吹恢复帝制。
（8）《贞操论》 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译文刊登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文中列举了在贞操问题上的种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与态度，同时指出了男女在这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贞操不应该作为一种道德标准。
（9）"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宋代道学家程颐的话，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业儒"，以儒为业，指那些崇奉孔孟学说，提倡封建礼教的道学家。
（10）"重适" 即再嫁。
（11）"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 是元代白话文，当时皇帝在谕旨前必用此语，"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时只用"长生天气力里"，即"上天"的意思。元朝皇帝都有蒙古语的称号："薛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称号，"聪明天纵"的意思；"完泽笃"是元成宗铁穆耳的称号，"有寿"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称号，"杰出"的意思。
（12）斥革功名 科举时代，应试取中称为得功名；有功名者如犯罪，必先革去功名，才能审判处刑。
（13）"双烈合传" 合叙两个烈女事迹的传记，常见于旧时各省的府县志中。"七姬墓志"，元末明初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被徐达打败，怕他的七个妾被夺，即逼令她们一齐自缢，七人死后合葬于苏州，明代张羽为作墓志，称为《七姬权厝志》。
（14）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南明弘光时又任礼部尚书；清军占领南京，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不齿。清乾隆时将他列入《贰臣传》中。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
（15）"妇者服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十二："妇，服也。"
（16）这里所说的女人再嫁后遭遇惨苦的故事，在《壶天录》和《右台仙馆笔记》等笔记小说中有类似记载。《壶天录》（清代百一居士作）中说："苏郡有茶室妇某氏，生长乡村，意复轻荡，前夫故未终七而改醮来者......忽闻后门剥啄声厉甚。启户视之，但觉一阵冷风，侵肌砭骨，灯光若豆，鬼语啾啾，惊栗而入；视妇人则口出呓语，茫迷人事矣。自称前夫来索命......哀号数日而死。"又《右台仙馆笔记》（清代俞樾作）中有《山东陈媪》一条："乙客死于外，乙妇挟其资再嫁，而后夫好饮博，不事恒业，不数年罄其所赍。俄后夫亦死，乙妇不能自存，乞食于路......未几以痢死。"
（17）"儒者柔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八："儒，柔也。"
（18）《论语·述而》记有孔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根据朱熹的注释，述即传旧，作是创始的意思。这原是孔丘自述的话，说他从事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工作，都只是传旧，自己并未有所创造。后来"述而不作"便成为一种古训，认为只应该遵从传统的道德、思想和制度，不应该立异或有所创造。因此，不述而作，也就是违背古训。
（19）对于室女守志殉死的封建道德，明清间有些较开明的文人曾表示过非议，如明代归有光的《贞女论》、清代汪中《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都曾指出它的不合理；后来俞正燮作《贞女说》，更表示了鲜明的反对的态度："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别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室女，即未嫁的女子。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1）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2）（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
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象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整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3）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4），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5），九经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里面。
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掩死。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6），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7）（见一月份《晨报副镌》）作家ＴＹ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欤？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严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猃狁（8）早到过中原，五胡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10）杀人如草，而满州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氏名。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罢。许多男人们都那里去了？
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但当太平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例，并无寇盗时候，即国中暂时没有破坏么？也不然的，其时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常川活动着。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一自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倘在民康物阜时候，因为十景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罢。但将来的运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
这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注释：
（1）本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十五期。
（2）崇轩的通信，指刊登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京报副刊》第四十九号上的胡崇轩给编者孙伏园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信中有如下一段话："那雷峰塔不知在何时已倒掉了一半，只剩着下半截，很破烂的，可是我们那里的乡下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迷信，说是能够把雷峰塔的砖拿一块放在家里必定平安，如意，无论什么凶事都能够化吉，所以一到雷峰塔去关瞻的乡下人，都要偷偷的把塔砖挖一块带家去，--我的表兄曾这样做过的，--你想，一人一块，久而久之，那雷峰塔里的砖都给人家挖空了，塔岂有不倒掉的道理？现在雷峰塔是已经倒掉了，唉，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啊！"胡崇轩，即胡也频，当时是《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的编者之一。
（3）亡国病菌：当时的一种奇怪论调。一九二四年四月《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载有张耀翔的《新诗人的情绪》一文，把当时出版的一些新诗集里的惊叹号（！）加以统计，说这种符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认为这是消极、悲观、厌世等情绪的表示，因而说多用惊叹号的白话诗都是"亡国之音"。
（4）十番：又称"十番鼓"，"十番锣鼓"，由若干曲牌与锣鼓段连缀而成的一种套曲。流行于福建、江苏、浙江等地。据清代李斗《扬洲画舫》录卷十一记：十番鼓是用笛，管，箫，弦，提琴，云锣，汤锣，目鱼，檀板，大鼓等十种乐器更番合奏。
（5）"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 语见《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意思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项应做的事。这里只取"经""景"两字同音。
（6）孔丘（前５５１－前４７９） 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述而》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语见《论语·八佾》。他曾修订过《春秋》，后来的经学家认为他用一字褒贬表示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他对弟子子路赌咒的事，见《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按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
（7）《衡论》：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晨报副刊》第十二号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署名ＴＹ。他反对写批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种人（按指写批评文章的人），真不知其心何居。说是想赚钱吧，有时还要赔子儿去出版。说是想引诱女人吧，他那朱元璋的脸子也没有印在文章上。说是想邀名吧，别人看见他那尖刻的文章就够了，谁还敢相信他？"这里是鲁迅对该文的顺笔讽刺。
（8）猃狁：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周代称猃狁，秦汉时称匈奴。周成王，宣王时都曾和他们有过战争。
（9）五胡：历史上对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的合称。
（10）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 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１６３０）起义，转战陕、豫各地；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行至川北盐亭界，猝遇清兵，于凤凰坡重箭坠马而死。旧史书（包括野史和杂记）中多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
寡妇主义（1）
范源廉（2）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3）之类。在女子教育，则那时候最时行，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
我倒并不一定以为这主义错，愚母恶妻是谁也不希望的。然而现在有几个急进的人们，却以为女子也不专是家庭中物，因而很攻击中国至今还钞了日本旧刊文来教育自己的女子的谬误。人们真容易被听惯的讹传所迷，例如近来有人说：谁是卖国的，谁是只为子孙计的。于是许多人也都这样说。其实如果真能卖国，还该得点更大的利，如果真为子孙计，也还算较有良心；现在的所谓谁者，大抵不过是送国，也何尝想到子孙。这贤母良妻主义也不在例外，急进者虽然引以为病，而事实上又何尝有这么一回事；所有的，不过是"寡妇主义"罢了。
这"寡妇"二字，应该用纯粹的中国思想来解释，不能比附欧，美，印度或亚剌伯的；倘要翻成洋文，也决不宜意译或神译，只能译音：Ｋｕｏｆｕｉｓｍ。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样，我生以后，儒教却已经颇"杂"了："奉母命权作道场"（4）者有之，"神道设教"（5）者有之，佩服《文昌帝君功过格》（6）者又有之，我还记得那《功过格》，是给"谈人闺阃"者以很大的罚。我未出户庭，中国也未有女学校以前不知道怎样，自从我涉足社会，中国也有了女校，却常听到读书人谈论女学生的事，并且照例是坏事。有时实在太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则说的听的都大不悦，仇恨简直是"若杀其父兄"（7）。这种言动，自然也许是合于"儒行"（8）的罢，因为圣道广博，无所不包；或者不过是小节，不要紧的。
我曾经也略略猜想过这些谣诼的由来：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人，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作用的新闻访事和记者，被学生赶走的校长高教员，谋做校长的教育家，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犬（9）......。但近来却又发见了一种另外的，是："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10）。
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
中国的女性出而在社会上服务，是最近才有的，但家族制度未曾改革，家务依然纷繁，一经结婚，即难于兼做别的事。于是社会上的事业，在中国，则大抵还只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说似的独身者的掌中。这在先前，是道学先生所占据的，继而以顽固无识等恶名失败，她们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国外留学，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会上也因为她们并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又无儿女系累，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便漫然加以信托。但从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灾，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了。
即使是贤母良妻，即使是东方式，对于夫和子女，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譬如同是手脚，坐着不动的人将自己的和铁匠挑夫的一比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世上也并非没有，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Ｓｏｐｈｉｅ Ｋｏｗａｌｅｗｓｋｙ（11），现在的思想家Ｅｌｌｅｎ Ｋｅｙ（12）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然而当学士会院以奖金表彰Ｋｏｗａｌｅｗｓｋｙ的学术上的名誉时，她给朋友的信里却有这样的话："我收到各方面的贺信。运命的奇异的讥刺呀，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不幸。"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然而学生是青年，只要不是童养媳或继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觉得万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与此辈正相反。此辈倘能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本来就可以了解的。然而天下所多的是愚妇人，那里能想到这些事；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被学生反对，专一运用这种策略的时候不待言，虽在平时，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国本是流言的出产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这些流言作谈资，扩势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为至宝，何况是真出于学校当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价值地传布起来了。
我以为在古老的国度里，老于世故者和许多青年，在思想言行上，似乎有很远的距离，倘观以一律的眼光，结果即往往谬误。譬如中国有许多坏事，各有专名，在书籍上又偏多关于它的别名和隐语。当我编辑周刊时，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这些别名和隐语的；在我，是向来避而不用。但细一查考，作者实茫无所知，因此也坦然写出；其咎却在中国的坏事的别名隐语太多，而我亦太有所知道，疑虑及避忌。看这些青年，仿佛中国的将来还有光明；但再看所谓学士大夫，却又不免令人气塞。他们的文章或者古雅，但内心真是干净者有多少。即以今年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论，章士钊呈文（13）中的"荒学逾闲恣为无忌"，"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不受检制竟体忘形"，"谨愿者尽丧所守"等......可谓臻亵黩之极致了。但其实，被侮辱的青年学生们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也大概不及我读过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
言归正传罢。因为人们因境遇而思想性格能有这样不同，所以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拜领一张纸，以证明自己在这里被多年陶冶之余，已经失了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14）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会上传布此道去了。
虽然是中国，自然也有一些解放之机，虽然是中国妇女，自然也有一些自立的倾向；所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我并非说凡在教育界的独身女子，一定都得去配一个男人，无非愿意她们能放开思路，再去较为远大地加以思索；一面，则希望留心教育者，想到这事乃是一个女子教育上的大问题，而有所挽救，因为我知道凡有教育学家，是决不肯说教育是没有效验的。大约中国此后这种独身者还要逐渐增加，倘使没有善法补救，则寡妇主义教育的声势，也就要逐渐浩大，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全国受过教育的女子，无论已嫁未嫁，有夫无夫，个个心如古井，脸若严霜，自然倒也怪好看的罢，但究竟也太不像真要人模样地生活下去了；为他帖身的使女，亲生的女儿着想，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我是不研究教育的，但这种危害，今年却因为或一机会，深切地感到了，所以就趁《妇女周刊》（15）征文的机会，将我的所感说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京报》附刊《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
（2）范源廉（１８７４-１９３４）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清末曾在日本创设速成法政、师范诸科，民国以后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一九二五年春，因师大经费不足辞校长职，该校学生会曾发动挽留运动。作者这里说他为"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大概即指此事。
（3）军国民主义 也叫军国主义。它主张扩充军备，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为对外扩张的军事目的服务；从"明治维新"时开始，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便合力推行军国主义的教育。尊王攘夷主义，在我国春秋时代称拥护周王室、排斥异族为尊王攘夷。它传入日本后成为一种封建性的改良主义思想：尊王，即拥护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政府而削弱幕府权力；攘夷，即抵抗外来侵略。但其后即转化为对内专制，对外侵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一。下文的贤母良妻主义，是当时在日本和别的国家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女子教育思想。
（4）"奉母命权作道场" 清代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陆稼书先生从祀文庙，初议时，或以先生家中曾延僧讽诵为疑。其后人出先生手书厅事一联云：'读儒书不奉佛教，遵母命权作道场'。议乃定。"作者引用这句话是指当时一般兼信佛教的道学家。
（5）"神道设教" 封建统治阶级利用迷信以欺骗人民的一种方法。见《周易·观卦》："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章士钊在任段祺瑞执政府教育总长时，曾认为这种做法也有理由，他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再疏解车军义》一文中说："故神道设教，圣人不得已而为之。"
（6）《文昌帝君功过格》 据迷信传说，晋时四川梓潼人张亚死后成神，掌管人间功名禄籍，称为"文昌帝君"。《功过格》是一种宣传封建道德、带有浓厚迷信性质的所谓劝善书。它将人们的言行列为十类，分别善恶，各定若干功过，要人们逐日根据自己的言行记录功过，用这种方法劝人为善以积所谓"阴德"。《功过格》的"敬慎"类"言语过格"中有这样一条："谈人闺阃五十过。"
（7）"若杀其父兄" 语见《孟子·梁惠王》。
（8）"儒行" 儒家理想中的道德行为。《礼记》有《儒行》篇，详细记载孔丘回答鲁哀公所问关于儒者道德行为的言论。
（9）邑犬 即乡里中的狗。《楚辞·九章·抽思》："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这里说的"跟着一大而群吠的邑犬"，指不辨是非的盲从的人们。
（10）这里的"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是指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和舍监秦竹平一类人。舍监，是当时学校里管理寄宿学生生活的职员。
（11）Ｓｏｐｈｉｅ Ｋｏｗａｌｅｗｓｋｙ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雅（１８５０-获得巴黎科学院的保尔丹奖金。她还写有剧本《为幸福而斗争》、小说《女虚无主义者》等。
（12）Ｅｌｌｅｎ Ｋｅｙ 爱伦·凯（１８４９-１９２６），瑞典思想家、女权运动者。著有《儿童之世纪》、《爱情与伦理》等。
（13）章士钊呈文 指章士钊的《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作者所引的文句，都是呈文中污辱女学生的词语。亵黩，即轻薄玩弄的意思。见《汉书·枚乘传》："亵黩贵幸。"
（14）"未字先寡" 即在未许婚时心情就已同寡妇一样。旧时女子许婚叫"字"。
（15）《妇女周刊》 当时北京《京报》的附刊之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蔷薇社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创刊，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共出五十期，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周年纪念特号发行后停刊。
我们怎样做父亲（1）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2），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决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3）""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4）（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5）。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像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物，因有食物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因有**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6）"；**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力，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力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7）"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予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取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8）"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9）"，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朝》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吗？"
欧"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亲！"
欧"正为那个。"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欧"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Ｅｕｇｅｎｉｃｓ（10））者的处置。
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1）"，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末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12）"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谷〕（13）"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14）"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15）"。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16），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17）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都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18））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份，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既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19）未曾结婚，不闻他〔亻宅〕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发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⒇"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业；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21），割骨。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奚谷〕，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奚谷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22），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23）"，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24）"，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2）"圣人之徒" 这里指当时竭力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林琴南等人。林琴南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信中，曾以"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等语，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按李卓吾（１５２７－１６０２），即李贽，明代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他反对当时的道学派，主张男女婚姻自主，曾被人诬蔑有"狎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等"禽兽行"。
（3）伦常 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当时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认为制约他们各自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不可改变的常道，因此称为伦常。
（4）《随感录》 《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的关于社会和文化短评的总题。参看本卷第２９３页注（4）。
（5）指《时事新报》对作者的谩骂。作者曾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二、三号（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月、三月），发表《随感录》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三，批判了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泼克》所载讽刺画的恶劣形象和错误倾向，并对新的美术创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在《随感录四十六》中有"我辈即使才能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的话；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时事新报》就发表了署名"记者"的《新教训》一文，骂鲁迅"轻佻"、"狂妄"、"头脑未免不清楚，可怜！"等等。
（6）"人伦之始" 语见《南史·阮孝绪传》。
（7）"父兮生我" 语见《诗经·小雅·蓼莪》。
（8）这里说的"劝孝"的乐府，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公言报》所载林琴南作《劝世白话新乐府》的《母送儿》篇，其中说："母送儿，儿往学堂母心悲。......娘亲方自磨杏仁，儿来儿来来尝新。娇儿含泪将娘近，儿近退学娘休嗔。......儿言往就教，那想教师不教孝。......再读《孝经》一卷终，不去学堂倒罢了。"
（9）"人乳喂猪" 《世说新语·汰侈》载："武帝（司马焱）尝降王武子（济）家，武子供馔，......〔丞灬〕〔犭屯〕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犭屯〕。"
（10）善种学 即优生学，是英国高尔顿在一八八三年提出的"改良人种"的学说。它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只有发展所谓"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会问题才能解决。鲁迅以后对这种把生物学照搬到社会生活上来的学说采取了否定态度，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1）"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语见《论语·学而》。
（12）"老复丁" 从老年回复壮年。语出汉代史游《急就篇》："长乐无极老复丁"。
（13）"勃〔谷奚〕" 指婆媳争吵。语出《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谷奚〕。"
（14）欧美家庭并无"逆子叛弟"之说，见于林琴南所译小说《孝友镜》（比利时恩海贡斯翁士著）的《译余小识》："此书为西人辨诬也。中国人之习西学者恒曰：'男子二十而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莞约而拘挛之；兄弟各立门户，不相恤也。是名社会主义，国因以强。'然近年所见，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是果真奉西人之圭臬？抑凶顽之气中于腑焦，用以自便其所为，与西俗胡涉？此书......父以友传，女以孝传，足为人伦之鉴矣。命曰《孝友镜》，亦以醒吾中国人勿诬人而打妄语也。"
（15）"万年有道之长" 久远的意思。这是封建臣子颂扬朝廷的一句成语。
（16）举孝 是汉代选拔官吏的办法之一，由各地推荐"善事父母"的孝子到朝中去作官。效悌力田，是汉唐科举名目之一，由地方官向朝廷推荐所谓有"孝悌"德行和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分别任用或给予赏赐。孝廉方正，是清代特设的科举名目，由地方官荐举所谓孝、廉、方正的人，经礼部考试，授以知县等官。
（17）割股 即所谓"割股疗亲"，割取自己的股肉煎药，以医治父母的重病。《宋史·选举志一》："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
（18）路粹引孔融的话，见《后汉书·孔融传》。路粹，字文蔚，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曹操的军谋祭酒。他承曹操的意旨控告孔融，说孔融对祢衡讲过这几句话，曹操便用"不孝"的罪名杀掉孔融。但曹操在《求贤令》中又说只要有才能，"不仁不孝"的人也可任用，在这件事上自相矛盾，因此鲁迅说"教人发笑"。孔融（１５３－２０８），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曾为北海相，因而有"北海先生"之称。
（19）斯宾塞（Ｈ． 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２０－１９０３）英国哲学家。他是终身不娶的学者。主要著作有《综合哲学体系》等。
（20）"实用主义" 即实验主义，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要代表有美国的皮尔斯、杜威等。其基本观点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有用即真理。
（21）哭竹 三国时吴国孟宗的故事。唐代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说："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卧冰，晋代王详的故事。《晋书·王详传》说，他的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详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尝秽，南朝梁庾黔娄的故事。《梁书·庾黔娄传》说，他的父亲庾易"疾始二日，医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痢，黔娄辄取尝之。"这三个故事都收在《二十四孝》中。
（22）《孝经》 儒家经典之一，共十八章，孔门后学所述。汉代列入"七经"之一，后来又列入"十三经"
（23）"学于古训" 语见《尚书·说命》。
（24）"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语见《孟子·离娄》。据汉代赵岐注："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看镜有感
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
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沿边是一圈小飞禽。古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但我的一面并无海马，其实和名称不相当。记得曾见过别一面，是有海马的，但贵极，没有买。这些都是汉代的镜子；后来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纹可造粗拙得多了。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古时，于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红花，海棠之类。海即现在之所谓洋，海马译成今文，当然就是洋马。镜鼻是一个虾蟆，则因为镜如满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汉事不相干了。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薰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明明已经称臣，惟独在国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讳一般，豁达闳大之风消歇净尽了。直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大变化。我曾在古物陈列所所陈列的古画上看见一颗印文，是几个罗马字母。但那是所谓"我圣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汉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汉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现在，便是艺术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么？
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苦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但他竟论了大辟，可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汤若望入中国还在明崇祯初，其法终未见用；后来阮元论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统浸疏，开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讫未施行。圣朝定鼎，以其法造时宪书，颁行天下。彼十余年辩论翻译之劳，若以备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国家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见如天之度量矣！"（《畴人传》四十五）
现在流传的古镜们，出自冢者中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镜，薄而且大，规抚汉制，也许是唐代的东西。那证据是：一、镜鼻已多磨损；二、镜面的沙眼都用别的铜来补好了。当时在妆阁中，曾照唐人的额黄和眉绿，现在却监禁在我的衣箱里，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罢。
但铜镜的供用，大约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我们那里，则除了婚丧仪式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遂了。然而也还有余烈可寻，倘街头遇见一位老翁，肩了长凳似的东西，上面缚著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色石，试伫听他的叫喊就是"磨镜，磨剪刀！"
宋镜我没有见过好的，什九并无藻饰，只有店号或"正其衣冠"等类的迂铭词，真是"世风日下"。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现在情形还如此。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
但我向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排斥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曰桢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击过的。他加以比较研究之后，终于决定还是铜镜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说，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莫非那时的玻璃镜当真坏到如此，还是因为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粹眼镜之故呢？我没有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
一 解题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2）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ｆａｉｒ ｐｌａｙ）（3），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4）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二 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5）。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至于"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１）狗自己失足落水者，（２）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6）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四 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7），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8）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9）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10）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11）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12）。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13），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14）里的杨荫榆（15）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五 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16）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17）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18），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六 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19）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20）而已矣。
满心"婆理"（21）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22），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七 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3）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24）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25），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例如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26），《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罢？"（27）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但这"费厄"却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
八 结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2）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语丝》撰稿人之一。当时与鲁迅有交往，后因立场志趣日益歧异而断交。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提倡"性灵"、"幽默"，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其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驾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
（3）"费厄泼赖" 英语Ｆａｉｒ ｐｌａｙ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中，认为这是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并自称英国是一个费厄泼赖的国度。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和麻痹人民群众的一个漂亮口号。
（4）"义角" 即假角。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闲话》中攻击鲁迅说："花是人人爱好的，魔鬼是人人厌恶的。然而因为要取好于众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颜色，在鬼头上装上义角，我们非但觉得无聊，还有些嫌它肉麻。"意思是说：鲁迅的文章为读者所欢迎，是因为鲁迅为了讨好读者而假装成一个战斗者。
（5）指吴稚晖、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吴稚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京报副刊》发表的《官欤--共产党欤--吴稚晖欤》一文中说：现在批评章士钊，"似乎是打死老虎"。周作人在同月七日《语丝》五十六期的《失题》中则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赞同周作人的意见，认为这正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6）"中庸之道" 儒家学说。《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7）康党 指曾经参加和赞成康有为等发动变法维新的人。革党，即革命党，指参加和赞成反清革命的人。
（8）"以人血染红顶子" 清朝官服用不同质料和颜色的帽顶子来区分官阶的高低，最高的一品官是用红宝石或红珊瑚珠作帽顶子。清末的官僚和绅士常用告密和捕杀革命党人作为升官的手段，所以当时有"以人血染红顶子"的说法。
（9）"咸与维新" 语见《尚书·胤征》："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原意是对一切受恶习影响的人都给以弃旧从新的机会。这里指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与反动势力妥协，地主官僚等乘此投机的现象。
（10）二次革命 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与辛亥革命相对而言，故称"二次革命"。在讨袁军发动之前和失败之后，袁世凯曾指使他的走狗杀害了不少革命者。
（11）秋瑾（１８７９？-１９０７）字璇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和徐锡麟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同年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凌晨被杀害于绍兴轩亭口。
（12）王金发（１８８２-１９１５）浙江嵊县人，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后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二次革命后于一九一五年七月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都督朱瑞杀害于杭州。
（13）谋主 据本文所述情节，是指当时绍兴的大地主章介眉。他在作浙江巡抚增韫的幕僚时，极力怂恿掘毁西湖边上的秋瑾墓。辛亥革命后因贪污纳贿、平毁秋墓等罪被王金发逮捕，他用"捐献"田产等手段获释。脱身后到北京任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捐献"的田产即由袁世凯下令发还，不久他又参与朱瑞杀害王金发的谋划。按秋瑾案的告密者是绍兴劣绅胡道南，他在一九○八年被革命党人处死。
（14）模范的名城 指无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的《闲话》中说："无锡是中国的模范县"。
（15）杨荫榆（？-１９３８）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一九二四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16）"犯而不校" 这是孔丘弟子曾参的话，见《论语·泰伯》。
（17）"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摩西的话，见《旧约·申命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18）"投石下井" 俗作"落井下石"，语出唐代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费厄泼赖之意"。
（19）"请君入瓮" 是唐朝酷吏周兴的故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崔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20）"党同伐异" 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意思是纠合同伙，攻击异己。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闲话》中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同时又标榜他们自己："在'党同伐异'的社会里，有人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
（21）"婆理" 对"公理"而言，陈西滢等人在女师大风潮中，竭力为杨荫榆辩护，后又组织"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这里所说的"绅士们"，即指他们。参看《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22）清流 指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于汉桓帝延熹九年（１６６）为宦官所诬陷，以结党为乱的罪名遭受捕杀，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史称"党锢之祸"。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在朝的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色，形成了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他们为宦官魏忠贤所屠杀，被害者数百人。
（23）"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语见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的注文。
（24）燧人氏 我国传说中最早钻木取火的人，远古的"三皇"之一。
（25）"求仁得仁又何怨" 语见《论语·述而》。
（26）刘百昭 湖南武冈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立女子大学，派刘百昭前往筹办，刘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殴打女师大学生，并将她们强拉出校。
（27）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宣告复校，仍回原址上课。这时，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了这里所引的话，鼓动女子大学学生占据校舍，破坏女师大复校。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1）
宋代行于民间的小说，与历来史家所著录者很不同，当时并非文辞，而为属于技艺的"说话"（2）之一种。
说话者，未详始于何时，但据故书，可以知道唐时则已有。段成式（3）（《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云：
"子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任道拔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
其详细虽难晓，但因此已足以推见数端：一小说为杂戏中之一种，二由于市人之口述，三在庆祝及斋会时用之。而郎瑛（4）（《七修类藁》二十二）所谓"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者，亦即由此分明证实，不过一种无稽之谈罢了。
到宋朝，小说的情形乃始比较的可以知道详细。孟元老在南渡之后，追怀汴梁盛况，作《东京梦华录》（5），于"京瓦技艺"（6）条下有当时说话的分目，为小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说《五代史》等。而操此等职业者则称为"说话人"。
高宗既定都临安（7），更历孝光两朝（8），汴梁式的文物渐已遍满都下，伎艺人也一律完备了。关于说话的记载，在故书中也更详尽，端平（9）年间的著作有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10），元初的著作有吴自牧《梦粱录》（11）及周密《武林旧事》（12），都更详细的有说话的分科：
《都城纪胜》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
《梦粱录》（二十）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案此四字当有误）之事。......
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又有说诨经者。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合生，与起今随今相似，各占一事也。
但周密所记者又小异，为演史，说经诨经，小说，说诨话；而无合生。唐中宗时，武平一（13）上书言"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新唐书》一百十九）则合生实始于唐，且用诨词戏谑，或者也就是说诨话；惟至宋当又稍有迁变，今未详（14）。
起今随今之"今"，《都城纪胜》作"令"，明抄本《说郛》中之《古杭梦游录》（15）又作起令随合，何者为是，亦未详。
据耐得翁及吴自牧说，是说话之一科的小说，又因内容之不同而分为三子目：
１．银字儿 所说者为烟粉（烟花粉黛），灵怪（神仙鬼怪），传奇（离合悲欢）等。
２．说公案 所说者为搏刀赶棒（拳勇），发迹变态（遇合）之事。
３．说铁骑儿 所说者为士马金鼓（战争）之事。
惟有小说，是说话中最难的一科，所以说话人"最畏小说，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都城纪胜》云；《梦粱录》同，惟"提破"作"捏合"（16）。），非同讲史，易于铺张；而且又须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的口辩。
然而在临安也不乏讲小说的高手，吴自牧所记有谭淡子等六人，周密所记有蔡和等五十二人，其中也有女流，如陈郎娘枣儿，史蕙英。
临安的文士佛徒多有集会；瓦舍的技艺人也多有，其主意大约是在于磨炼技术的。小说专家所立的社会，名曰雄辩社。（《武林旧事》三）
元人杂剧虽然早经销歇，但尚有流传的曲本，来示人以大概的情形。宋人的小说也一样，也幸而借了"话本"偶有留遗，使现在还可以约略想见当时瓦舍中说话的模样。
其话本曰《京本通俗小说》，全书不知凡几卷，现在所见的只有残本，经江阴缪氏影刻，是卷十至十六的七卷，先曾单行，后来就收在《烟画东堂小品》之内了。（17）还有一卷是叙金海陵王的秽行的，或者因为文笔过于碍眼了罢，缪氏没有刻，然而仍有嗯园的改换名目的排印本；嗯园是长沙叶德辉的园名。（18）
刻本七卷中所收小说的篇目以及故事发生的年代如下列：
卷十 碾玉观音
"绍兴年间。"
十一 菩萨蛮"
大宋高宗绍兴年间。"
十二 西山一窟鬼 "绍兴十年间。"
十三 志诚张主管 无年代，但云东京汴州开封事。
十四 拗相公
"先朝。"
十五 错斩崔宁
"高宗时。"
十六 冯玉梅团圆 "建炎四年。"
每题俱是一全篇，自为起讫，并不相联贯。钱曾《也是园书目》（19）（十）著录的"宋人词话"十六种中，有《错斩崔宁》与《冯玉梅团圆》两种，可知旧刻又有单篇本，而《通俗小说》即是若干单篇本的结集，并非一手所成。至于所说故事发生的时代，则多在南宋之初；北宋已少，何况汉唐。又可知小说取材，须在近时；因为演说古事，范围即属讲史，虽说小说家亦复"谈论古今，如水之流"，但其谈古当是引证及装点，而非小说的本文。如《拗相公》开首虽说王莽，但主意却只在引出王安石，即其例。
七篇中开首即入正文者只有《菩萨蛮》，其余六篇则当讲说之前，俱先引诗词或别的事实，就是"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本书十五）"头回"当即冒头的一回之意，"得胜"是吉语，瓦舍为军民所聚，自然也不免以利市语说之，未必因为进御才如此。
"得胜头回"略有定法，可说者凡四：
１．以略相关涉的诗词引起本文。 如卷十用《春词》十一首引起延安郡王游春；卷十二用士人沈文述的词逐句解释，引起遇鬼的士人皆是。
２．以相类之事引起本文。 如卷十四以王莽引起王安石是。
３．以较逊之事引起本文。 如卷十五以魏生因戏言落职，引起刘贵因戏言遇大祸；卷十六以"交互姻缘"转入"双镜重圆"而"有关风化，到还胜似几倍"皆是。
４．以相反之事引起本文。 如卷十三以王处厚照镜见白发的词有知足之意，引起不伏老的张士廉以晚年娶妻破家是。
而这四种定法，也就牢笼了后来的许多拟作了。
在日本还传有中国旧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记》三卷，共十七章，章必有诗；别一小本则题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20）。
《也是园书目》将《错斩崔宁》及《冯玉梅团圆》归入"宋人词话"门，或者此类话本，有时亦称词话：就是小说的别名。
《通俗小说》每篇引用诗词之多，实远过于讲史（《五代史平话》（21）《三国志传》（22），《水浒传》（23）等），开篇引首，中间铺叙与证明，临末断结咏叹，无不征引诗词，似乎此举也就是小说的一样必要条件。引诗为证，在中国本是起源很古的，汉韩婴的《诗外传》（24），刘向的《列女传》（25），皆早经引《诗》以证杂说及故事，但未必与宋小说直接相关；只是"借古语以为重"的精神，则虽说汉之与宋，学士之与市人，时候学问，皆极相违，而实有一致的处所。唐人小说中也多半有诗，即使妖魔鬼怪，也每能互相酬和，或者做几句即兴诗，此等风雅举动，则与宋市人小说不无关涉，但因为宋小说多是市井间事，人物少有物魅及诗人，于是自不得不由吟咏而变为引证，使事状虽殊，而诗气不脱；吴自牧记讲史高手，为"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梦粱录》二十），即可移来解释小说之所以多用诗词的缘故的。
由上文推断，则宋市人小说的必要条件大约有三：
１．须讲近世事；
２．什九须有"得胜头回"；３．须引证诗词。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的话本，除《京本通俗小说》之外，今尚未见有第二种（26）。《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极拙的拟话本，并且应属于讲史。《大宋宣和遗事》（27）钱曾虽列入"宋人词话"中，而其实也是拟作的讲史，惟因其系钞撮十种书籍而成，所以也许含有小说分子在内。
然而在《通俗小说》未经翻刻以前，宋代的市人小说也未尝断绝；他间或改了名目，夹杂着后人拟作而流传。那些拟作，则大抵出于明朝人，似宋人话本当时留存尚多，所以拟作的精神形式虽然也有变更，而大体仍然无异。
以下是所知道的几部书：
１．《喻世明言》（28）。未见。
２．《警世通言》（29）。未见。王士肚（30）云，"《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香祖笔记》十）《拗相公》见《通俗小说》卷十四，是《通言》必含有宋市人小说。
３．《醒世恒言》（31）。四十卷，共三十九事；不题作者姓名。
前有天启丁卯（１６２７）陇西可一居士序云，"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继《明言》《通言》而作也。......"因知三言之内，最后出的是《恒言》。所说者汉二事，隋三事，唐八事，宋十一事，明十五事。其中隋唐故事，多采自唐人小说，故唐人小说在元既已侵入杂剧及传奇，至明又侵入了话本；然而悬想古事，不易了然，所以逊于叙述明朝故事的十余篇远甚了。宋事有三篇像拟作，七篇（《卖油郎独占花魁》，《灌园叟晚逢仙女》，《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吴衙内邻舟赴约》，《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疑出自宋人话本，而一篇（《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则即是《通俗小说》卷十五的《错斩崔宁》。
松禅老人序《今古奇观》云，"墨憨斋增补《平妖》（32），穷工极变，不失本来。......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是纂三言与补《平妖》者为一人。明本《三遂平妖传》有张无咎序，云"兹刻回数倍前，盖吾友龙子犹所补也。"而首叶则题"冯犹龙先生增定"。可知三言亦冯犹龙作，而龙子犹乃其游戏笔墨时的隐名。
冯犹龙名梦龙，长洲人（《曲品》（33）作吴县人），由贡生拔授寿宁知县，有《七乐斋稿》；然而朱彝尊（34）以为"善为启颜之辞，时入打油之调，不得为诗家。"（《明诗综》七十一）盖冯犹龙所擅长的是词曲，既作《双雄记传奇》，又刻《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多取时人名曲，再加删订，颇为当时所称；而其中的《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是自作。
他又极有意于稗说，所以在小说则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在讲史则增补《三遂平妖传》。
４．《拍案惊奇》（35）。三十六卷；每卷一事，唐六，宋六，元四，明二十。前有即空观主人序云，"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则仿佛此书也是冯犹龙作。然而叙述平板，引证贫辛，"头回"与正文"捏合"不灵，有时如两大段；冯犹龙是"文苑之滑稽"，似乎不至于此。同时的松禅老人也不信，故其序《今古奇观》，于叙墨憨斋编纂三言之下，则云"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36），爱有《拍案惊奇》之刻，颇费搜获，足供谈麈"了。
５．《今古奇观》（37）。四十卷；每卷一事。这是一部选本，有姑苏松禅老人序，云是抱瓮老人由《喻世》《醒世》《警世》三言及《拍案惊奇》中选刻而成。所选的出于《醒世恒言》者十一篇（第一，二，七，八，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回），疑为宋人旧话本之《卖油郎》，《灌园叟》，《乔太守》在内；而《十五贯》落了选。出于《拍案惊奇》者七篇（第九，十，十八，二十九，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回）。其余二十二篇，当然是出于《喻世明言》及《警世通言》的了，所以现在借了易得的《今古奇观》，还可以推见那希觏的《明言》《通言》的大概。其中还有比汉更古的故事，如俞伯牙，庄子体及羊角哀皆是。但所选并不定佳，大约因为两篇的题目须字字相对，所以去取之间，也就很受了束缚了。
６．《今古奇闻》（38）。二十二卷；每卷一事。前署东壁山房主人编次，也不知是何人。书中提及"发逆"，则当是清咸丰或同治初年的著作。日本有翻刻，王寅（字冶梅）到日本去卖画，又翻回中国来，有光绪十七年序，现在印行的都出于此本。这也是一部选集，其中取《醒世恒言》者四篇（卷一，二，六，十八），《十五贯》也在内，可惜删落了"得胜头回"；取《西湖佳话》（39）者一篇（卷十）；余未详，篇末多有自怡轩主人评语，大约是别一种小说的话本，然而笔墨拙涩，尚且及不到《拍案惊奇》。
７．《续今古奇观》（40）。三十卷；每卷一回。无编者名，亦无印行年月，然大约当在同治末或光绪初。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41）严禁淫词小说，《拍案惊奇》也在内，想来其时市上遂难得，于是《拍案惊奇》即小加删改，化为《续今古奇观》而出，依然流行世间。但除去了《今古奇观》所已采的七篇，而加上《今古奇闻》中的一篇（《康友仁轻财重义得科名》），改立题目，以足三十卷的整数。
此外，明人拟作的小说也还有，如杭人周楫的《西湖二集》（42）三十四卷，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43）十五卷皆是。但都与几经选刻，辗转流传的本子无关，故不复论。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2）"说话" 唐宋人习语，即讲故事，亦即后来的说书。
（3）段成式（？-８６３）字柯古，唐代临淄（今山东淄博）人。
曾任校书郎，官至太常少卿。以笔记小说及骈体文著名。所著《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
（4）郎瑛（１４８７-１５７３）字仁宝，明代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七修类稿》是他的一部笔记，五十一卷，《续稿》七卷。
（5）《东京梦华录》 宋孟元老撰，十卷。孟元老的事迹不详，有人说可能是为宋徽宗督造艮岳的孟揆。这部书对宋京城汴梁（今开封）的城市、街坊、节气、风俗及当时的典礼仪卫都有记载，可见北宋一代文物制度的一斑。
（6）"京瓦技艺" 见《东京梦华录》卷五。瓦，即"瓦肆"，又称"瓦子"或"瓦舍"，是宋代伎艺演出场所集中的地方。
（7）高宗 指宋高宗赵构，南宋第一个皇帝。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首都。
（8）孝光两朝 指宋孝宗赵和宋光宗赵蔼两朝。
（9）端平 宋理宗赵昀的年号。
（10）《都城纪胜》 题灌园（一作灌圃）耐得翁撰，一卷。书成于南宋端平二年（１２８５），内容是记述南宋都城杭州的市井风俗杂事，可见南渡以后风习的一斑。
（11）《梦粱录》 吴自牧撰，二十卷。仿《东京梦华录》的体裁，记南宋郊庙宫殿及百工杂戏等事。吴自牧，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
（12）《武林旧事》 周密撰，十卷。记南宋都城杭州杂事。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南渡后的遗闻轶事和文人的断简残篇。周密（１２３２-１２９８），字公谨，号草窗，济南人，寓吴兴，南宋词人。
（13）武平一 名甄，山西太原人。唐中宗时曾为修文馆直学士。
（14）关于宋代"合生"，可参看宋代洪迈《夷坚志·支乙集》的一条记载："江浙间路歧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履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
（15）《说郛》 笔记丛书，明陶宗仪编，一百卷。是撮录明以前的笔记小说而成。《古杭梦游录》，即《都城纪胜》的改名，收入《说郛》第三卷中。其中有"合生与起令随合相似"的话。
（16）"提破" 说明故事结局。"捏合"，史实与虚构结合。
（17）《京本通俗小说》 不著作者姓名，现存残本七卷。一九一五年缪荃孙据元人写本影刻，以后有各种通行本。缪荃孙（１８４４-１９１９），字筱珊，号艺风，又自称江东老向，江苏江阴人，藏书家、版本学家。《烟画东堂小品》是他编刻的一部丛书。
（18）金海陵王 即金朝皇帝完颜亮。据缪荃孙在《京本通俗小说》跋语中说，该书尚有"《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一九一九年叶德辉刻有单行本，题为"《金虏海陵王荒淫》，《京本通俗小说》第二十一卷。"按《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与叶德辉刻本相同，叶本可能就是根据《醒世恒言》刻印的。叶德辉（１８６４-１９２７），字负彬，号嗯园，湖南湘潭人，藏书家。
（19）钱曾（１６２９-１７０１）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清代藏书家。《也是园书目》是他的藏书目录，共十卷。
（20）《大唐三藏取经记》 日本京都高山寺旧藏，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共三卷。《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是日本高山寺旧藏，后归大仓喜七郎，共三卷，为巾箱本（小本），所以鲁迅称作"别一小本"。二者实为一书，各有残缺。内容是唐僧和猴行者西天取经的故事，略具后来《西游记》的雏形。
（21）《五代史平话》 不著作者姓名，应是宋代说话人所用的讲史底本之一，叙述梁、唐、晋、汉、周五代史事，各代均分上下二卷，内缺梁史和汉史的下卷。
（22）《三国志传》 即《三国志演义》，明代罗贯中著，现流行的是清代毛宗岗的删改本，共一百二十回。
（23）《水浒传》 明代施耐庵著，流行的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清代金圣叹删改的七十一回本。
（24）韩婴 汉初燕（今北京）人，汉文帝时的博士。他所传《诗经》世称"韩诗"。著有《诗内传》和《诗外传》，今仅存《外传》十卷。内容杂记古事古语，每段末引《诗》为证，并不解释《诗》义，通称《韩诗外传》。
（25）刘向（前７７-前６）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学者。他所著《列女传》，七卷，又《续传》一卷，每传末大都引《诗经》数句作结。
（26）关于宋代民间话本，在作者作此文时，尚未发现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平山堂所刻话本。此书现存残本三册，共十五种。清平山堂为明嘉靖年间洪~F的书室名。马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推定其刊刻年代在嘉靖二十至三十年（１５４１-１５５１）之间。一九二九年马氏将此书影印行世。以后他又发见同书中的《雨窗》、《欹枕》两集残本，计十三种，一九三四年影印。其中《简贴和尚》、《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等均系宋代人作品。
（27）《大宋宣和遗事》 不著作者姓名。清代吴县黄丕烈最初翻刻入《士礼居丛书》中，分二卷，有缺文。一九一三年涵芬楼收得"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分元、亨、利、贞四集，较黄本为佳，无缺文。
（28）《喻世明言》 即《古今小说》，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
此书在国内久已失传，一九四七年上海涵芬楼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代天许斋刊本排印出版。原序称编者为茂苑野史，按即明人冯梦龙早年的笔名。冯梦龙（１５７４-１６４６），字犹龙，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代文学家。他编刻的话本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通称"三言"，约成书于泰昌、天启（１６２０-１６２７）之间。
（29）《警世通言》 冯梦龙编纂，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明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刊行。日本蓬左文库藏有金陵兼善堂明刊本，一九三五年上海生活书店据此收入《世界文库》；以后国内又发现有三桂堂王振华复明本。《警世通言》收残存《京本通俗小说》除《错斩崔宁》以外的其他六篇：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即《京本通俗小说》的《拗相公》，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即《菩萨蛮》，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即《碾玉观音》，第十二卷《范鳅儿双镜重圆》即《冯玉梅团圆》，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即《西山一窟鬼》，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即《志诚张主管》。
（30）王士肚（１６３４-１７１１）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清代文学家。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香祖笔记》，十二卷，是一部考证古事及品评诗文的笔记。
（31）《醒世恒言》 冯梦尤编纂，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明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刊行。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叶敬池刊本，一九三六年国内有据此排印的《世界文库》本。鲁迅所见的是通行的衍庆堂翻刻本。此本删去卷二十三《金海陵纵欲亡身》一篇，将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分为上下两篇，编入卷二十及卷二十一，而将原卷二十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补为第二十三卷，以足四十卷之数，所以鲁迅说"四十卷，共三十九事"。
（32）墨憨斋 冯梦龙的书斋名。《平妖》，即《平妖传》。原为罗贯中作，只二十回，后冯梦龙增补为四十回。内容叙述宋代贝州王则、永儿夫妇起义，官军文彦博用诸葛遂、马遂、李遂将起义平息，所以原名《三遂平妖传》，是一部诬蔑农民起义的小说。
（33）《曲品》 明代吕天成作，是一部评述戏曲作家和作品的书。
（34）朱彝尊（１６２９-１７０９）字锡鬯，号竹涪，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代文学家。《明诗综》共一百卷，是他编选的一部明代诗人作品的选集，每人皆有略传。
（35）《拍案惊奇》 明代凌镑初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有初刻、二刻两辑，通称"二拍"，这里指"初刻"。鲁迅当时所见的是三十六卷翻刻本，后来在日本发现了明尚友堂刊的四十卷原本（多出讲唐代故事的三篇和讲元代的一篇），国内才有排印的足本。凌镑初（１５８０-１６４４），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曾任上海县丞，徐州判。其著作尚有《燕筑讴》、《南音三籁》等。
（36）壶矢代兴 古代宴会时有一种"投壶"的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左传》昭公十二年："晋侯以齐侯晏，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穆子曰：'......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后来就用"壶矢代兴"表示相继兴起的意思。
（37）《今古奇观》 明代抱瓮老人选辑，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崇祯初年刊行。内容选自"三言"及"二拍"。序文作者姑苏松禅老人，一作姑苏笑花主人。
（38）《今古奇闻》 二十二卷，收二十二篇，题"东壁山房主人编次"。原序署"上浣东壁山房主人王寅冶梅"，可知"东壁山房主人"即王寅。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刊行。内容除取自《醒世恒言》四篇和《西湖佳话》一篇外，有十五篇取自《娱目醒心编》，另有两篇传奇文，来历不详。按鲁迅所说"大约是别一种小说的话本"，就是《娱目醒心编》；该书作者草亭老人为清代昆山杜纲，评者自怡轩主人为松江许宝善。书共十六卷，三十九回，清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刊行。因《今古奇闻》从其中选取最多，故"篇末多有自怡轩主人评语"。
（39）《西湖佳话》 全名《西湖佳话古今遗迹》，题古吴墨浪子撰，十六卷，收话本十六篇。清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刊行。
（40）《续今古奇观》 三十卷，收话本三十篇。内容除第二十七卷"赔遗金暗中获隽，拒美色眼下登科"一篇取自《娱目醒心编》卷九（即本文所举《今古奇闻》中的一篇）外，其余全收《今古奇观》未选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十九篇。
（41）丁日昌（１８２３-１８８２）字雨生，广东丰顺人，清末洋务派人物。同治七年（１８６８）他任江苏巡抚时曾两次"查禁淫词小说"二百六十九种，内有《拍案惊奇》、《今古奇观》、《红楼梦》、《水浒传》等。
（42）《西湖二集》 明代周楫撰，共三十四卷，每卷一篇。题"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武林抱膝老人讦谟甫评"。崇祯年间刊行。
（43）《醉醒石》 原题"东鲁古狂生编辑"，十五回，每回一篇，崇祯年间刊行。
春末闲谈（1）
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2）。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面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赢负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异说，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此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
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Ｆａｂｒｅ）（3）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Ｅ君（4），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5）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6）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7）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赢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8）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Ｅ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9），还有所谓"特殊知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10）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11），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12）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13）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
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14）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15）。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确应该虚心取法，反朴归真，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16）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覆宗绝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
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再闹什么革命，共和，会议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就要省下许多许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想到过这样的东西，《山海经》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的怪物（17）。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陶潜（18）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一期，署名冥昭。
（2）细腰蜂 在昆虫学上属于膜翅目泥蜂科；关于它的延种方法，我国古代有各种不同的记载。《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汉代郑玄注："蒲卢（按即蜾蠃）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汉代扬雄《法言·学行》："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最先反对上面说法的是六朝时的陶弘景，他在注《本草》"惺斡一名土蜂"条下说："（惺斡）虽名土蜂，不就土中作案，谓[扌连]土作房尔。今一种黑色细腰，衔泥于壁及器物边作房，生子如粟置其中；乃捕草上青蜘蛛十余置其中，仍塞口，以俟其子大而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竹管中，亦取草上青虫。一名果蠃，《诗》云：'螟蛉有子，果蠃负之。'或言细腰蜂无雌，皆取青虫教祝，变成己子，斯为谬矣。"其后，宋代叶大庆在《考古质疑》卷六中说："我朝嘉钓中，掌禹锡等按蜀本注云：'惺斡即蒲芦，蒲芦即细腰蜂。不特负持桑虫，亦以他虫入穴，用泥封之，数日成蜂飞去。陶云生子如粟在穴，乃捕他虫为之食。今人有候其封穴，坏而看之，见有卵如粟，在死虫之上，即如陶说矣。'"
（3）发勃耳（１８２３-１９１５，）通译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著有《昆虫记》等。
（4）Ｅ君 爱罗先珂。参看本卷第２２９页注（25）。
（5）"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 语见《尚书·洪范》。辟，即天子或诸侯。
（6）"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语见《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君子"指统治阶级，"小人"指劳动人民。
（7）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语见《孟子·滕文公》："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8）"特殊知识阶级" 一九二五年二月，段祺瑞为了抵制孙中山在共产党支持下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拼凑了一个御用的"善后会议"，企图从中产生假的国民会议。当时竟有一批曾在外国留学的人在北京组织"国外大学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于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公园开会，向"善后会议"提请愿书，要求在未来的国民会议中给他们保留名额，其中说："查国民代表会议之最大任务为规定中华民国宪法，留学者为一特殊知识阶级，无庸讳言，其应参加此项会议，多多益善。"作者批判的所谓"特殊知识阶级"，即指这类留学生。
（9）"特别国情"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Ｆ．Ｊ．Ｇｏｏｄｎｏｗ）曾于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这种"特别国情"的谬论，曾经成为反动派阻挠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学说的借口。
（10）"极峰" 意即最高统治者。旧时官僚政客对最高统治者的媚称。
（11）进研究室主义 一九一九年七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稍后又提出学者"进研究室"、"整理国故"的口号，企图诱使青年逃避现实斗争。
（12）莫谈国事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实行恐怖政策，密探四布，茶馆酒肆里多贴有"莫谈国事"的字条，某些文人也把"莫谈国事"当作处世格言。
（13）勿视勿听勿言勿动 语出《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14）"礼失而求诸野" 孔丘的话，见《汉书·艺文志》。
（15）苍颉造字夜有鬼哭 见《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16）尼古拉二世（１８６８-１９１８）帝俄罗曼诺夫王朝最后的一个皇帝，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所推翻，次年七月十七日被处死。"龙御上宾"，旧时指皇帝逝世，意即乘龙仙去。典出《史记·封禅书》。
（17）《山海经》 十八卷，约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二世纪间的作品，内容主要是有关我国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还保存了不少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刑天"，一作形天，见该书《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牌；戚，斧头。
（18）陶潜（约３７２-４２７）一名渊明，字元亮，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著作有《陶渊明集》。"刑天舞干戚"两句诗，见他的《读山海经》第十首。
灯下漫笔（1）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2）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3）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4），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5）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6），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7）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8）的时候，黄巢（9）的时候，五代（10）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11）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12）；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13）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钓辅（14）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出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15）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
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16）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17）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18）。"（《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19）（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20），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二十二日《莽原》周刊第二期和第五期。
（2）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河南项城人，自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即成为实际上北洋军阀的首领。由于他拥有反动武装，并且勾结帝国主义，又由于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他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后窃夺了国家的政权，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一个北洋政府；后又于一九一三年十月雇用"公民团"包围议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更于一九一六年一月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自称皇帝。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反对帝制，得到各省响应，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六月六日死于北京。
（3）蔡松坡（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加以监视。一九一五年他潜离北京，同年十二月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4）中交票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当时的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
（5）关于元朝的打死别人奴隶赔一头牛的定律，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二章中引有元太宗窝阔台的话说："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据冯承钧译文）当时汉人的地位和奴隶相等。
（6）《鉴略》 清代王仕云著，是旧时学垫用的初级历史读物，上起盘古，下迄明弘光。全为四言韵语。《历代纪元编》，清代李兆洛著；分三卷，上卷纪元总载，中卷纪元甲子表，下卷纪元编韵。是中国历史的干支年表。
（7）"三千余年古国古" 语出清代黄遵宪《出军歌》："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
（8）五胡十六国 公元三○四年至四三九年间，我国匈奴、羯、鲜卑、氏、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和西蜀立国，计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加上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北燕，共十六国，史称"五胡十六国"。
（9）黄巢（？-８８４）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唐乾符二年（８７５）参加王仙芝的起义。王仙芝阵亡后，被推为领袖，破洛阳，入潼关，广明一年（８８０）据长安，称大齐皇帝。后因内部分裂，为沙陀国李克用所败，中和四年（８８４）在泰山虎狼谷被围自杀。黄巢和张献忠一样，旧史书中都有关于他们杀人的夸大记载。
（10）五代 即公元九○七年至九六○年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
（11）"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语见《尚书·汤誓》。时日，指夏桀。
（12）"一治一乱" 语见《孟子·滕文公》："天下之生久矣，一洽一乱。"
（13）"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语出《汉书·王莽传赞》："圣王之驱除云尔。"唐代颜师古注："言驱逐蠲除以待圣人也。"
（14）鹤见钓辅（１８８５-１９７２）日本评论家。作者曾选译过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北京的魅力》一文即见于该书。
（15）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 英语：无产阶级。
（16）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英语：民主。
（17）孙美瑶 当时占领山东抱犊固的土匪头领。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他在津浦铁路临城站劫车，掳去中外旅客二百多人，是当时哄动一时的事件。
（18）王、公、大夫、士、阜、舆、隶、僚、仆、台是奴隶社会等级的名称。前四种是统治者的等级，后六种是被奴役者的等级。
（19）每斤八文的孩子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载有仲瑚的《一个四川人的通信》，叙说当时军阀统治下四川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其中说："男小孩只卖八枚铜子一斤，女小孩连这个价钱也卖不了。"
（20）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中国讲学，并在各地游览。关于"轿夫含笑"事，见他所著《中国问题》一书："我记得一个大夏天，我们几个人坐轿过山，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我们到了山顶，停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立刻他们就并排的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写在《坟》后面
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当时想到便写，写完便寄，到现在还不满二十天，早已记不清说了些什么了。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1）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所谓悔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心情也随即逝去，杂文当然仍在印行，只为想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还要说几句话。
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作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然而这大约也不过是一句话。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2）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别的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倘若硬要说出好处来，那么，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或者还不妨一看；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今天所要说的话也不过是这些，然而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此外，还有一点余文。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3），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4）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做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
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5），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但正在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是显而易见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和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6），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
既［目希］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藏。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
注释：
（1）南普陀寺 在厦门大学附近。该寺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原名普照寺。
（2）刘伶 字伯伦，晋代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晋书·刘伶传》中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
（3）指当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月刊。关于"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议论，见该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三号所载明石（朱光潜）《雨天的书》一文，其中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4）庄周（约前３６９－前２８６） 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庄子》一书。韩非（前２８０－前２３３），战国末期韩国人，先秦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韩非子》一书。
（5）见《青年必读书》，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华盖集》。
（6）陆机（２６１－３０３）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文学家。他的吊曹孟德（曹操）文，题为《吊魏武帝文》，是他在晋朝王室的藏书阁中看到了曹操的《遗令》而作的。曹操在《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照古代的繁礼厚葬，葬礼应该简单些；遗物中的裘（皮衣）绂（印绶）不要分，妓乐仍留在铜雀台按时上祭作乐。陆机这篇吊文，对曹操临死时仍然眷恋这些表示了一种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