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璨、蒋玄晖、张廷范这些人都是朱温的好帮手，篡位的急先锋，正所谓兔死狗烹，他们知道朱温太多的秘密，又没有其他突出的才能，留着也没用，不如杀了干净。
更重要的是，上面这三个人有结党的嫌疑。
对此，朱温不能不防。
柳璨是当朝宰相，这个宰相位子是怎么得来的呢，通过杀掉前任宰相得来的。
之前他与李振一起谋害朝臣，把裴枢、崔远、独孤损这些人踩了下去，然后顺利上位。
蒋玄晖就不用多说了，弑昭宗，杀诸王，都是他之前主抓的工作。
张廷范当时是太常卿，他由于和蒋玄晖、柳璨走得太近，也被干掉了。
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
对付奸臣最锋利的武器就是其他奸臣，这叫做以毒攻毒。
以上的“其他奸臣”有两个，那就是孔循和蒋殷，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和蒋玄晖有矛盾。
有矛盾也正常，当时蒋玄晖、柳璨等人权势如日中天，把好处都占尽了，还不懂的给其他人分一杯羹，当然要遭别人忌恨。
心里有恨也就有了害人的动机，然而只有动机还不够，还要有手段。
最好的手段就是拿住别人的把柄，然后无限放大，借刀杀人。
蒋玄晖是有把柄的，这个把柄是被孔循等人鸡蛋里挑骨头挑出来的。
蒋玄晖当初行弑昭宗皇帝，突发善心，留了何皇后一命。
现在唐哀帝李柷即位后，何皇后成了何太后。
何太后对蒋玄晖很有好感，认为他还存在着一丝丝良知，在诸王被杀之后她把对方当成最后一棵救命稻草，向蒋玄晖叩头求救：
“求您救救我们，希望梁王（朱温）接受禅位之后能够绕过我们母子的性命！”
这个请求蒋玄晖没法回答，也不可能回答。
但这件事情让孔循和蒋殷知道了，这两个人立刻来了精神，向朱温打小报告。
打小报告讲究时机，而这两个人无疑是高手，时机拿捏的恰到好处。
那时候朱温攻打杨行密的寿春，大败而回，早就憋了一肚子火气。回来的半路上听说皇帝李柷想要祭天，这样一来朱温就有想法了。
我这里刚打了败仗，你就要祭天，你想干什么，让老天爷保佑我早死，你好稳稳当当做皇帝？
孔循和蒋殷见缝插针，把谗言递过来了：“蒋玄晖与何太后有染，他联合了柳璨、张廷范等人，迎接天子郊天（祭祀上天），要振兴大唐江山，与大王您为敌！”
朱温信了，大怒。
蒋玄晖、柳璨等人慌了，火速到朱温大营中去申辩。
想申辩就要有个由头儿，最好能够投其所好。两个人一商量，向皇帝李柷那里请了旨意，册封朱温为魏王。
这个举动，更加证实这两个人是和皇帝是一伙儿的了，要不然你们手里的圣旨是哪里来的？
朱温冷冷地盯着这两个人，等到把对方看得心里发毛了，才不紧不慢说了一句：“我难道不能直接做皇帝吗！”
意思是魏王这个位子太低了，或者说篡位的进度太慢了。
老大要发飙，手下人决不能认怂，要不然会被整的更惨。
柳璨作为宰相，陪着小心进言：
“您当然可以做皇帝，但要一步步来，自古以来做皇帝的人都要先有自己的封国。现在大唐皇帝之所以还没有逊位，就是想让大王先建国，然后备九锡，最后再名正言顺传位给您。”
按理说这样的解释已经是天衣无缝了，朱温应该理解才对。
但朱温不理解，他迫不及待要做皇帝，于是说了一句很霸气的话：
“我不备九锡，直接做天子难道不可以吗？”
柳璨、蒋玄晖傻眼了，想做皇帝竟然还不按套路出牌，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只能灰溜溜跑了回去。
他们一跑，朱温就开始动粗。
最先遭殃的是何太后。朱温派孔循、蒋殷去完成弑杀任务。
这哥儿两个高兴得不得了，心想终于轮到我们来做这种事情了，带了人跑到积善宫，三下五除二把何太后杀了。
朱温杀了何太后还不解气，追废其为庶人，然后开始找蒋玄晖等人的麻烦。
朱温想找人的麻烦，一般都很直接，不用找理由，也不用扣帽子，直接打到，就这么霸气。
简单来说他的整人手法可以分成三步：
第一步，下令；第二步，抓人；第三步，杀人。
三步下来，蒋玄晖、柳璨、张廷范等人全被干掉了。
其中柳璨全家被杀，张廷范被五马分尸。
至此，朝廷之中阻止朱温登基的障碍彻底扫除了。
随之一同被扫除的，还有魏晋以来流传下来的士族门阀制度。
这一个制度我们要着重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一群体的逐渐消亡是五代十国乱世形成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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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来说士族门阀制度形成于两汉，鼎盛于魏晋，消亡于隋唐。
什么是士族呢，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世代为官的大家族。门阀就是门第和阀阅。
士族门阀制度就是通过参考门第高低，来选官用官的一整套制度。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来举个例子。
之前读书的时候我对东晋这个王朝的建立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王导带着司马睿过了长江就把一个东晋王朝建立起来了呢。
这可是真真切切的历史，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建立一个国家有这么儿戏的吗？
当时的司马睿只是一个没落的王室成员，他不可能有什么翻身的资源，那么建立东晋的功劳应该在王导身上。
王导又是个什么人呢，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王导不是一般人，他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王导是士族子弟，他的身后站立着一个赫赫有名的士族大阀——琅琊王氏。
而王氏家族也不是单独在战斗，它还联合了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大家族。
这些大家族联合在一起做什么呢，建国！
这不是在开玩笑，当时士族的力量很大，而且大到你不敢想象。
他们控制着土地，又通过土地来控制种地的农民。不仅如此，他们垄断了当地的经济，掌握着一地的经济命脉，粮食、食盐、冶铁、纺织、当铺、漕运等各行各业都在他们掌控之中。
掌握了经济还不算，他们还垄断了官场，但凡是现在当官的还是以前当过官的，都是这些大家族内部的人。
大家都知道我国是熟人社会，为什么呢，因为地域太广，政府管不过来，所以通过家族管理。
一个地方的名门大族在该地行政事务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因为这个家族掌握了统治当地百姓的人情网络。
而士族更进一步，它通过官场积累将家族的统治区域无限放大，在民间根深蒂固。
所以说，这些大家族的联合已经在长江以南搭建起了从上到下的一整套统治体系，他们缺的只是一个能够镇得住场子的皇族而已。
然后司马睿来了，他登上了皇位，建立了东晋。
东晋王朝建立的那一天，王导代表的各大家族们就都转正了。他们从此不只是士族大阀，而且还是把持国家社稷的重臣团体。
司马睿借助士族而建国，士族依靠司马睿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买卖，双方都落到了实惠。
而司马睿虽然是皇帝，日常发号施令却要顾忌王家的意见，没办法呀，全国整套统治体系都是人家建立起来的，皇帝也要看人脸色呀。
所以说当时又流传着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
意思是说，琅琊王家与司马家一同享有天下。
士族能够做到这个份儿上，厉害了吧。
这里面有个问题，士族大阀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呢，他们的原始积累是从哪里来的呢？
政治上的问题往往要从经济上来寻求答案。
士族之所以能够坐大，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土地兼并。
东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的土地都到地主家去了，地主的土地又被士族给夺去了。农业社会谁掌握了土地谁就掌握了国家命脉，士族能够发展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汉朝以来封建王朝在选官用官方面实行过察举制、征辟制，到了魏晋的时候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这些都是科举制之前的制度，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用考试，有人推荐或者是家族背景强就能做官。
说简单一点就是拼爹、拼关系。
看明白了没有，出身决定一切，什么后天努力啦，开挂逆袭啦，这些桥段在士族门阀统治的时代根本不会存在，因为当时的社会阶层是固化的。
士族阶层通过世代的积累垄断了经济资源、政治资源，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王者，不服不行。
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士族禁止与寒门、庶族通婚。
这里所说的寒门、庶族还不是平民百信，而是只“富”不“贵”的一般地主。
南朝刘宋时代，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去拜访士族张敷。
按理说狄当、周赳也都是做官的人，人家来登门拜访你应该以礼相待才对。
但张敷不这么想，他作为士族，打心眼里瞧不起两个人，命令家仆将客人坐的位子移得远远的，在客人走后还把狄当、周赳两个人做过的垫子给丢掉了。由此可见当时门阀制度之森严。
一般人家里有个人能够做官就不得了了，士族子弟可不这么想。
让他们做官，可以，但要讲条件，官小了他们不做，负责具体事务的官他们也不做，他们称这类官为“浊官”，做了这种官是很丢人的。
那他们要做什么官呢，位高权重的官、清贵的官、能够管理其他官员的官。
看到没，就这么任性，就问你服不服。
这样的历史发展下来只能是贵者愈贵，贱者愈贱。
但士族门阀制度也不是一无是处，由于有着家族传承，门阀里面也培养出了很多能人、名人。
像王导、王羲之啦，出身于琅琊王氏；曹操、曹丕、曹植那一大家子出身在谯郡曹氏；周瑜、周循等人出身于庐江周氏；谢安，谢玄，谢道韫等人出身于陈郡谢氏等等。
士族门阀制度的贡献是培育出了许多政治大家族，这些家族通过盘根错节的相互联系支撑起了一整套统治系统，这个系统是比较稳固的。
稳固到什么程度呢。朝代都已经更替了，家族还活着。
最明显的就是隋唐时期的例子。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代表的就是李氏门阀，这个李家从南北朝一路走来，在隋朝显贵，随后又开创了唐朝。
而李家不是个例，隋唐时期的士族大阀可以概括为五姓七望，他们分别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晋阳王氏。
这些大家族都是历经多朝而不倒，比不倒翁还厉害。
既然这么厉害，肯定有其特殊的生存之道。
这个生存之道就是在乱世的时候两头下注，多方押宝。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安史之乱。
安禄山和唐玄宗掰手腕，两人打得不可开交，当时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
这时候大家族们就开始动脑筋了，他们开始预测这场叛乱的结果。
结果有两个，要么是大唐把安禄山给平了，恢复对全国的统治；要么是安禄山把李唐给灭了，开创一个新的王朝。
这两个结果在当时的情况来看都有很大可能。为了保持家族长盛不衰，五姓七望的士族大阀们开始把鸡蛋往两个篮子里装。
具体的做法就是派出家族的优秀子弟去投奔安禄山，在叛军里面任职。
这样一来家族的主要成员在朝廷里面做高官，还有一部分子弟在叛军里面挑大梁，无论哪一方胜利家族都会存活下来，继续自己的辉煌。
这种事情瞒不住人，大唐朝廷知道，安禄山也知道，可是双方不约而同地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士族大阀的做法。
为什么呢，因为士族门阀代表着统治天下的一整套制度体系，无论是谁来坐天下，都要依靠这些人来治国理民。
所以大唐尊重士族们的生存之道，安禄山也乐得把治理国家的人才收归己用，并委以重任。
这是一整套被统治阶级默认的潜规则，想要玩政治游戏，就要尊重规则。谁敢破坏规则，谁就出局。
最后李唐王朝平定了叛乱，把叛军头脑连同投奔叛军的士族贵族全都抓了回来。
五姓七望的话事人开始出来营救。
这些豪门望族有两套方案。对自己的子弟能够营救就尽量营救，营救不了就大义灭亲，杀掉他们来赢得统治者的原谅。
这也是规则里面的内容，没办法，有时候想要保全整体，就必须做出局部的牺牲。
家族里面的人才很重要，但家族的整体利益更重要，为了整个家族，个人是可以被牺牲掉的。
所幸李唐王朝还是比较仁慈的，皇家也不想把关系搞得太僵，最终赦免了大部分的士族子弟。
至此，士族大阀又一次押宝成功，顺利渡劫。
看到没，在士族的眼中，家族的利益是最大的，这个利益比国家利益还大，为了家族，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牺牲的。
隋唐的时候大家都比较认同士族制度的潜规则，任何斗争都在规则里面进行，包括唐朝中后期的“牛李党争”，这也是士族大阀在后面作祟。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大家都讲规则，可以把斗争的消耗降到最低，人死得少，利益消耗得少，统治阶级整体的力量就可以持续保持稳定。
但是时间走到五代十国时期，不讲规则的人物出现了，这些人还很多。
代表人物就是朱温以及之后的一大把暴君们。
在这些人面前，士族大阀们屡试不爽的生存之道，失效了。
五代十国，顾名思义，就是中原地区先后建立的五个朝代，以及其他地区先后存在的十个国家政权。
这些势力还都是大浪淘沙之后存活下来的，其他昙花一现的政权我们还都没有计算在内。
在这样群雄并起的年代，你再多头押宝、各方下注又有什么用呢——时局太动乱了，押宝都压不赢！
这段历史时期的头领人物出了李克用之外，其他人基本上全是草根出身，你去跟他们讲规则，他们会先把刀子亮出来，然后阴森森地对你说，他们只信一个规则，那就是弱肉强食。
士族大阀的子弟在黄巢起义就已经被杀了一大批，后来的秦宗权、孙儒、朱温等人又都是不按套路出牌的，只懂得舞刀弄棒，能动手的绝不动嘴，把士族阶层又大杀了一批。
像是宰相崔胤、裴枢、崔远这些人都是“五姓七望”大家族里的代表人物，朱温杀起这些人来如行云流水一般毫无阻碍，没办法，谁让人家拳头硬呢。
随后朱温建立的后梁王朝覆灭，中原地区大乱，仅存的士族大阀的种子也被消磨干净了。
等到后唐明宗即位的时候，竟然找不出一个能够写奏章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满朝文武都是大老粗，你说悲不悲。
当然，士族中也有跑到南方各国避难的，但豪门大阀的根基被损毁了，这些漏网之鱼也就成不了气候了。
士族门阀的毁灭代表着统治秩序丧失，规则没有了。
没有了规则大家就可以胡来，底线也不用守了，道德也可以不讲了，脸皮也可以不要了，乱打一气，闹作一团，五代十国的乱世就这么来了。
这个乱世可以称作是华夏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比三国还乱。
为什么呢，三国是精英战争，曹操、袁绍、刘备、孙权这些人都是有传承的，他们懂规则，乱可以，但有些跌破底线的事情是不会干的。
比如说曹操虽然很想称帝，为此也诛杀了反对他的荀彧等人，但最终也没有跨出最后一步，最后无奈之下自诩要做周文王，让儿子曹丕去做周武王，取代大汉王朝建立了魏朝。
相比之下朱温就不一样了，我就要称帝，我等不及，谁挡我我就杀谁，也不管时机成不成熟，硬来。
这家伙最后在登基大典上和群臣掷骰子赌博，吆五喝六乱成一团，完全没有皇帝的样子。
同样的差距也出现在对军队的控制上。
三国时期虽然也是武夫的乐园，但乱就乱在将领这一层级上，军队的中下级军官以及士兵走卒还是比较老实的，因为规矩还在。
五代时期就不一样了，上上下下全乱了，诸侯不听天子的，将领不听诸侯的，下级军官也不听上级的，就连士兵也成了骄兵悍卒，动不动就来一次哗变，自己任免将帅或者干脆自己当家做主。
这一点在魏博体现的比较明显，后期类似的事情更多。
所有这一切只说明了一个问题——社会体系崩坏了。
而且崩坏得很彻底，上至朝堂，下至黎民百姓，全都无规矩可循。
无规矩可循的时代人吃人很正常，父子相残也是家常便饭，乱-伦游戏也时常上演，人性的丑恶被暴露无遗。
所以说士族大阀时代的结束是五代乱世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乱世发展的结果。
当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士族的腐朽堕落、科举制度的兴起也必然会导致这一阶层灭亡，但这不是我们讨论到重点。
以上，我们简单讨论了一下五代十国乱世形成的原因，这很有必要。
因为现在故事才刚刚开始，后面的行文会把这一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只有懂得了上述我们所讲的内容，大家才会对后面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现象有一个深刻的判断。
